宋初“九僧”诗人群体形成辨

王传龙《“九僧”生卒年限及群体形成考》一文以为,九僧群体形成于京师,形成于馆阁,《九僧诗》是类似《西昆酬唱集》一样的馆阁吟唱结晶,其清邃淡泊的诗风并非真实山林景色的映现。实际上,从《九僧诗》之结集与诗歌内容考辨可知,九僧诗人群体的形成于九僧四处云游期间,且其周围有一个庞大的诗人群体。九僧所结交之名卿也非达官显贵,而多为文士词臣,彼此是基于文学互动的交游。     

郑谷诗坛爱惹僧 诗无僧字格还卑

郑谷诗歌特点之一是爱僧,其表现既在他好与僧人交往,更在他写诗爱用僧字,其爱惹僧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而其提出的“诗无僧字格还卑”颇有意义,对唐诗的某种审美心理和表现内容作出了总结。     

论宋初“九僧”——诗

“九僧”是宋初“晚唐体”的代表诗人 ,但很少受到后人的关注。从其诗歌入手 ,对他们的交游、诗歌艺术两方面进行考察 ,认为这个诗僧群体在承袭“晚唐体”的同时 ,也体现了宋初诗歌发展的某些新面貌 ,呈现出过渡时期的色彩。     

禅诗与禅思——论僧诗的范围、分类及审美取向

僧人所作之诗即为僧诗,然其外延受作者、惯例、体式、内容等因素影响,变得十分复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僧诗依据内容性质可分为世俗诗、劝诫诗、禅悦诗、颂古诗四类。与世俗文人诗相比,僧诗具有独特的审美取向,其质量好坏与作者的宗教修为程度有关,其诗风以平淡清空为主,其创作过程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表达方式也极为自由。二者大体分属于两大诗学系统。     

论“宋初九僧”及其诗

论“宋初九僧”及其诗祝尚书关键词：宋初九僧诗歌创作晚唐体宋初诗坛，先后风靡着三个诗歌流派，即“元白体”、“晚唐体”、“西昆体”，这是文学史家的共识。宋末元初人方回编《瀛奎律髓》，其卷四七收“宋初九僧”之一文兆《宿西山精舍》诗，评曰：“有宋国初，未远唐...     

徐枋的心路历程及其诗歌的认识价值

清初吴中遗民诗群中 ,徐枋尤以志节闻名于时 ,与嘉兴巢鸣盛、宣城沈寿民有“海内三遗民”之称 ,其心路历程与诗歌创作均有极高的认识价值。从徐枋诗中不仅可以看到吴中遗民诗群的联系与互动情状 ,而且可以体会到清初遗民隐逸心态的消长趋势     

辽金诗僧与僧诗

辽金两朝诗僧可分为职业僧人和准职业僧人两种类型,前者的人数远远多于后者。其群体特征主要有三:丰富的漫游、访学经历有利于他们佛学知识、佛教活动经验的积累和陶冶诗情、增长诗才、提高诗艺;绝大多数诗僧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和文学创作能力;很多诗僧都具有深厚的佛学素养并在宗教事业或社会发展方面有显著贡献和历史地位。从创作的主题取向上来看,辽金僧诗的成就主要体现于佛理禅机诗、酬赠君主诗、抒发感触诗、表现俗情诗和山居修行诗五大类型的题材。辽金僧诗的独特魅力表现在多述山林幽隐之兴的"蔬笋气"和借佛典禅籍中的话语入诗、造意两个方面。     

“重要的是感觉”--林庚对古典诗传统中“感觉”的再发现

林庚在1930年代创作的自由诗中极其注重感觉的书写,认为“重要的是感觉”,当他带着自己诗歌实践的经验回望古典诗传统并对之进行“再认识”和重新阐释时,重新发现了古典诗词中“感觉”质素的重要性,将之视为“极端的诗”的主要内容,形成了林庚对古典诗传统中“感觉”质素的再发现。     

情感的纯化与情感的节制——论刘勰诗本体论的情感论

《文心雕龙》呈现的刘勰诗本体论是中国古今诗论中最完备的诗歌本体论 ,情感论是其重心。在情感的浓淡收放、情感的自然化与社会化方面 ,都显示出刘勰的节制与中庸。他对“诗缘情”说矫枉过正 ,偏向于传统与保守 ,但其“怊怅切情”说发现诗不是感情的放纵 ,“感物吟志”说发现了诗的情感体验及诗的生成过程 ,意识到了诗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是保证诗的道德价值的重要手段     

南宋士僧礼物酬赠诗的禅理意趣与诗学特征

宋代礼物酬赠诗相较前代数量显著增多,编纂于南宋的许多诗集中出现了“惠贶”一门,可见礼物酬赠诗已成为当时常见的诗歌题材。从士僧交往的视角下,南宋士僧之间礼物酬赠诗作呈现出新的特征,在寄赠的礼物类型上分为雅趣之物与日用之物;在内容上以禅理赋世俗寻常之物以新意与机趣。南宋士僧礼物酬赠诗是士僧日常交往的诗意显现,反映了宋诗长于叙事、贴近生活的特征,并且以物为媒介,构建出新的诗物关系与抒情方式。     

苏曼殊诗画的禅佛色彩

因有以禅入诗、入画的传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诗僧、画僧、诗画僧。文人墨客创作的“禅意诗”、“禅意画”与禅僧禅心外化的“禅诗”、“禅画”有本质上的区别。苏曼殊诗画带有明显的禅佛色彩,如其诗画里大量出现的禅佛名相以及带有“依我自悟”表征的“我”的形象第一人称代词,进一步强化了其现代禅僧的身份特征。     

论九僧诗——兼论五言律诗在宋代的衰落

"九僧"是北宋初期的一个诗人群体,他们的诗是典型的僧人之诗,擅长写景,境界清淡静谧,不乏警句,但往往有句无篇。九僧诗学贾岛、姚合,其作品几乎全是五律,句法单调。杜甫之后,作五律者只能于风格上求变,发展到晚唐便已是穷途末路。如果风格上也不能写出自己的特色,这样的作品只能与前人陈陈相因,九僧的诗歌创作颇有启示作用。     

“物”“我”的审美互动——“兴”之新解

“兴”的类型可以归纳为物象之兴和声韵之兴等。兴是“诗缘情”的实践形态和发扬,是一种独特的生命省察方式,是中国古人混沌思维和巫术思维的体现。最早的兴句可能是人对神的致敬、问候,是诗歌权力性质与一般口语的标志性区别之一。“兴”的审美效果有高下之别,将“兴”规定为“物”“我”的审美互动可以具有普遍的解释功能。     

《天地间集》：赵宋遗民的另一部“心史”

宋元鼎革之变激发出士人思想、情感的巨大能量,使其诗歌所蕴情感的强度和密度大增,进而凸显了诗为“心史”的性质。对此,时人亦有理论自觉。本文以谢翱编《天地间集》为中心,效仿陈寅恪“心史”研究理路,借鉴西方心态史、情感史的一些理念,从诗歌文本隐喻、象征等深层意义的发微出发,综合运用多学科视角或成果,从“悲痛与眷恋：连结的断裂与复原”“惊悸与诧异：战乱创伤与奴役怨懑”“闲适与郁怅：隐居的政治意涵”“空幻与落寞：儒家伦理纲常之外”“坚守与忧惧：与时间抗争”五个方面,对易代之际与遗民身份认同相关的心态做了立体、动态的透视。近代人文与社会科学中普遍出现了“人的消失”现象,激活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心史”意蕴,不失为既得预国际学术界之潮流又呼应国内学术界“三大体系”构建之吁求的有益尝试。     

明初方外诗坛生态论考--以明太祖与诗文僧的关系为中心

明初方外诗坛的生态,与洪武朝的佛教政策的变迁休戚相关。洪武前期,明太祖对佛教主要采取尊崇、怀柔的策略,很多有影响的诗文僧都出入掖庭,广泛参与国家事务,甚至与明太祖赓诗唱和;而洪武中后期则逐渐转为整顿、抑制为主,一些诗文僧或惨遭流放,或罹“文字狱”,或坐“胡党案”,丛林一时噤若寒蝉。此种丛林生态,深刻地影响着明初诗文僧的创作,他们一方面以“善世”、“遍应”等庄严佛曲歌赞新朝,另一方面则曲晦地表现出畏祸的心态。     

毛晋校刻《唐三高僧诗集》考论

晚明毛晋大索十余年,终聚得释皎然《杼山集》、释齐己《白莲集》、释贯休《禅月集》,并将三家之诗合刻为《唐三高僧诗集》.毛晋校刻《唐三高僧诗集》在补遗、校勘方面虽屡有疏误,却是此后三家诗集最为流行的版本,不仅为诸多丛书所收录,亦是今人整理三家诗集的重要参校本.毛晋并称三家之诗为"唐三高僧诗",是用最为简明而直接的形式揭示出了中国古代僧诗创作的一种典范,具有较高的批评史价值.     

“意”与“理”:宋诗的高致

所谓“意” ,主要是对人生的深刻体验。宋诗往往不是以一个特定的客观物境来寓托情感 ,而是以主体之“意”作为统摄 ,将一些并不联属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宋诗善于言理 ,但其佳作并非枯燥言理 ,而是以“趣”含“理”。诗中之理 ,也并非是抽象的哲理 ,而是诗人对事物的独特体认 ,又带着诗人的天才智性。意与理的审美化 ,构成了宋诗的突出特色     

论李煜“以诗入词”的方法

李煜是晚唐五代"以诗入词"运用得最多、最好的词人,其点化前人诗句,每每能别出心裁,真正地为己所用。李煜"以诗入词"的手法多样,大致可以分为"新瓶装旧酒"法"夺胎换骨"法和翻案法。降宋前,其"点化之笔"往往因袭源语诗意,于细微处加以规模,情感内容上未脱"小家子气",境界不够宏大。降宋后,李煜将故国之思与人生之慨融入词中,其点化往往突破源语的束缚,情感与思想都有较大的开拓。可以说,李煜的"以诗入词",归根结底是指向"情"的,即本于内心的真情实感。李煜点化之笔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他的词是诉衷的心曲,是生命的歌咏,是人类共同情感的真实书写。     

论“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的精神向度

“诗骚传统”作为中国文学精神的价值归属,在时间纵向上贯通整个文学史的发展,在创作横向上覆盖诗、文、词、戏曲、小说等各个文体。“诗骚传统”对花间词精神向度的牵引与塑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层面,花间词人延续“诗骚传统”中雅正观念与瑰丽文辞相统一的创作精神,将“清绝”之质与“侧艳”之辞融合一体,超越传统诗教而释放艺术活力;二是创作层面,花间词人以“诗骚传统”中的现实精神为价值皈依,秉持“比兴寄托”的创作原则,赋予词体特定的时代精神与思想内蕴。对“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精神向度的探讨,意在说明以“诗骚传统”为内核的中华文学精神不因文体转换发生断裂,而是贯通不同时代并辐射于不同文体,从而使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精神不断绵延升华,使中华文脉得以贯通融汇,彰显出中华文学的本土特色与精神气象。     

“中规中矩渐趋跄”——翁方纲倡“学人之诗”的背景分析

清代诗论家、诗人翁方纲所经历的乾隆、嘉庆两代皇帝都重视学问、褒奖学术,而官方所谓学问主要指知识积累的广泛性。“学人之诗”的提倡以对“盛世”的认同为前提,又与科举考试中恢复试帖诗相关。同时,既为作诗者提供了大兴文字狱时世之下的避祸之道,也不失为作诗的避俗避熟之道,更顺应了最高统治者对“学问”和“诗教”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