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价格论的基本理论依据的虚构性

杨坚白同志和何建章、张玲同志都力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应直接以生产价格作为价格形成的基础。杨坚白同志說:“以生产价格为依据的价格形成,是内在于社会主义經济本身的客观要求。”何、张二同志則說:“社会主义經济中存在生产价格的必然性。”按他們說来,这是由社会主义經济的属于社会化大生产或“社会化大規模經济”所規定了的。杨坚白同志把資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价格的形成,解释成是由于“社会生产已不再是簡单的商品生产,而是社会化的大規模生产”,同时认为,社会主义經济同样     

对立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

列宁說过:“可以把辯証法簡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的統一的学說。这样就会抓住辯証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說明和发揮”。(列宁:“哲学笔記”第二一○頁) 但是,列宁所說的这个辯証法的核心,并沒有經常地为研究辯証唯物論的哲学家所掌握;在相当長的时間內,哲学家往往忽視了这个辯証法的核心。列宁在“談談政法問題”中開头就說     

坚决清除修正主义思想观点巩固社会主义計划經济制度

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根据事前筹划的计划”(恩格斯)有意識、有目的地管理社会生产,安排人們的生活,一般說来,到現在为时不过四十来年。說到我們的国家,大家知道,有計划地发展国民經济,还剛滿五个年头,我們剛剛完成第一个五年計     

农业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最近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明确地指出了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貫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經济的总方針;指出了我們的經济工作必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的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門的工作轉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軌道上来。这个发展国民經济的总方針的理論根据,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农业是国民經济的基础”的观点。我們都知道,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四年《我們的經济政策》的論文中就指出:“农业生产是我們經济建設工作的第一位”。他在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所作的《論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地、更全面地闡述了农业在国民經济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了工业的发展必須要有一个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指出了我国工业必須以本国农业市场为主体,只有     

經济系科学討論会紀要

經济系于1962年12月27～29日举行了全系科学討論会。这次提交全系討論的論文共6篇,其中政治經济学方面有“关于《資本論》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关夢党)、“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消費品分配規律的研究”(林皇杜)、“略論农、輕、重次序安排国民經济发展的方針与国民經济綜合平衡”(曹明国)等三篇;統計会計、經济思想史、中国經济史方面有“試論社会主义企业經济核算中成本核算的几个問題”(陈冠华)、“魁奈《經济表》对馬克思再生产理論形成的作用”(高貴荣)、“鴉片战爭前后东北官田旗地的經营和民佃以及民地的发展”(孔經緯)各一篇。現仅將部分问題的討論情况簡介如下。     

“商品经济消亡论”不是列宁的观点——与骆耕漠同志商榷

骆耕漠同志在去年发表的“商品經济的消灭及其规律的探索”几篇文章中,大量摘引了列宁的話,并随心所欲地进行了解释,企图以此証明他的“商品經济消亡論”也是列宁的观点。更令人費解的是,駱耕漠同志看不到近四十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商品經济学說的創造性发展,說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否真正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是“本世紀二十年代以来迄未解决的問題”。因此,駱耕漠同志为他自己的文章提出的任务,就是要“及早帮助”人們分清马克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客观的经济规律

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針,是我們党指导經济建設的一个根本方針。加速农业的发展,是高速度、按比例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經济的中心环节。党的这一方針是依据农业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这一客观規律而制定的,所以“理論战綫”就党的这一方針的理論基础展开討論,显然是必要的,富有意义的。这个問題涉及的面很广,在一篇短文中很难面面俱到。这里,我們仅針对黄永軾先生的基本論点,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以供討論和参考。黄永軾先生在“农业怎样成为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一文中,一开始就提出了他所研究的主題,卽“是不是随便一种农业都可以成为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呢?”他解釋說,在封     

价值规律与价格运动的关系——与重进同志商榷

重进同志在《經济研究》1963年第2期《什么是价值规律》一文中,对价格与价值规律关系的問題提出了一些值得討論的重要意见,例如作者把两者的关系作这样的处理:关于“价格的如何被决定”,是价格规律的問題,而价值规律,則“只是价值在商品生产中如何形成、价值量如何被决定的规律,是商品交換中交換双方占有价值量如何变化、如何增减的规律”(以下所有引用重进同志的文字,均见《什么是价值规律》一文,不另作注)。又說:“商品的价格以商品的价值为基础、商品的价格有与价值一致     

略论工業企業流動資金周轉指標

全国人民,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胜利地实现着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划。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国民經济的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建議。 “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为着增加資金积累,加速社会主义建設,应該继续貫彻执行增产节約的原則,实行严格的节約制度。” (注1) 工业企业,为貫彻执行增产节約的原則,要合理地支配人力、物力与財力,特     

政治挂帅与物质鼓励

政治挂帅与物質鼓励,实际上就是政治与經济的关系問題,卽:党对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与对群众物質利益的关心,二者之間的关系問題。馬克思主义者認为:政治与經济的关系,政治应当是統帅。为什么呢?因为政治虽然决定于經济,但它又給經济以巨大的反作用。列宁教导我們說:“一个阶級如     

“李嘉圖全集”在英国出版

最近英國劍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嘉圖全集”,欧美經济学界認为是一件大事。大衛·李嘉圖是資本主义上升时期最偉大的資產階級的經济学家,与亞当·斯密齐名,他是劳动价值論的奐基者之一。李嘉圖的著作在經济学說史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但已經出版的却很零散,除了他的“政治經济学和賦稅原理”一書外,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其余著作。李嘉圖的著作过去沒有出过全集,关于他的著作有:“政治經济学     

广东经济学会年会讨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与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的关系问题

正在广州举行的广东經济学会1962年年会比較集中地探討了我国“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經济的总方針”(以下簡称“总方針”)的若干理論問題。提交年会的有关这方面的論文共十篇。这些論文多数都联系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再生产理論,力图闡明两大部类与农輕重之間的关系問題、工农业之間的     

法律对經济基础的依存关系及其演变

一法律产生于經济基础并作用于經济基础法律是不可以离开經济、政治来孤立地考察的。沒有国家,就沒有法律;沒有一定的物質生活关系作为基础,也就不会有法律这样的上层建筑。馬克思說得好:     

生产价格论是资产阶级的经济主张

近来我国报刊上,展开了对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提出的“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潤”問題的討論。这一个問題的爭論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爭在經济学上的反映,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問題,不仅經济学界有重視的必要,經济工作人員,亦应該充分重視。我想从以下几点来談一談。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潤”的經济范畴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潤是資本主义的經济范畴,而不是什么社会化大規模經济共有的經济范畴。因为在資本主义的条件下,价值規律和剩余价值規律在起着調节生产,調节流通的作用,那一部門投資少,生产少,供不应求,价格上涨,利潤     

元代的“不蘭奚”

在元代的历史文献中,我們經常看到“不蘭奚”“孛蘭奚”“闌遺”“欄遺”等詞,这些詞的含义是什么呢?蔡美彪同志在他編著的“元代白話碑集录”第九頁注四中解釋說:“‘不蘭奚’或譯‘孛蘭奚’。元代逃亡之农奴无主認領,即‘发付有司,牧系当差’(‘通制条格’卷二十八),成为官奴。‘不蘭奚’主要即指此种人。‘元史’及‘通制条格’、‘元典章’諸書中又有所謂‘闌遺’‘欄遺’者,亦即此詞之異譯”。从“元史”“通制条格”和“元典章”诸書中,我們看到“不蘭奚”“孛蘭奚”“闌遺”“欄遺”是一“詞之異譯”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不蘭奚”的含义却不象蔡同志所說的那样,我們認为,蔡美彪同志的解釋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不蘭奚”在元代社会中有着极大的特殊意义。“通制条格”和“元典章”为“不蘭奚”立了專节或專門,这不是偶然的。研究元代社会經济和政治的     

駁馬寅初的“人口貭量論”

馬寅初的反动的資产阶級的人口理論,一直受到全国广大的經济理論工作者有力的揭露和批判,现在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飞速发展的事实面前,它已經陷于彻底的破产。但是,馬寅初并沒有由此而清醒过来,相反地,仍坚持錯誤,坚持反动的立場观点,繼續宣揚他那早已破产了的資产阶級一套。在1959年11月《新建設》上发表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經济理論”一文中,馬寅初进一步抛出了人口质量论,来“补充”他的反动的人口数量論,并且大言不慚地說:“我的新学說永远可用,而且时間愈久,科學上的发明更多,适用的范圍愈广,学說的說服力愈大,不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即在資本主义国家里,亦不难把馬尔薩斯的学說送到坟墓里去。”現在,我們就来看一看,馬寅初的人口质量論,又是一些什么货色。     

我校文科各系积极参加吉林省各学会的年会活动

自今年四月份以来,我校中文系、历史系、經济系、哲学系的教师,在經过長期准备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七篇論文,分别参加了吉林省的語言学会,历史学会,經济学会和哲学学会召开的1963年年会。 中文系提出参加吉林省語言学会年会討論的論文有:蔣善国副教授的“說文解字在     

对“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一点理解

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問題,是一九五七年二月間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著名讲演中,当作我国工业化道路的一个关键性問題提出来的。当时,我們国家的經济状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主要的是:第一,在农业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即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合作化;第二,在工业方面,經过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建設,社会主义工业化有了一个初步的基础。这样的情况說明了什么? 一方面,它說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經济制度經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資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已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另方面也說明了我国的工业建設正朝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前进。但是,这种新的形势,     

談談“非攻”

“非攻”的学说是墨子首倡的。墨子生于春秋战國之际,当时正是奴隸制的生產关系快要崩潰,过渡到封建制的时期。大国兼并小國和各国间的彼此攻战都非常頻繁和激烈。墨子为了反对这种侵略和兼并,因此提出了“非攻”的主張。墨子“非攻”的理由主要是認为“攻伐”是“不义”的。他說:“殺一人謂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非攻上)又說:“今至大为攻國,则弗知非,从而譽之謂之义,此可謂知义与不义之別乎。”(同上)为什么“攻伐”是非     

炕孵工作中的辯証法

前几年,五河县供銷部門經营炕孵小鸡,年年炕、年年亏本。去年,交給我們食品公司經营,全县建了五个炕,共炕孵小鸡、小鴨十九万二千只,仍未能扭轉亏損局面。因此,对炕小鸡这个“賠錢买卖”,誰也不願再經营了。去冬今春,我們先后学习了毛主席《为人民服务》、《抗日战爭时期經济問題和財政問題》、《实践論》、《矛盾論》等几篇文章,提高了我們的思想觉悟,加强了“三大观点”,学会了运用一分为二的辯証法看問題,并用它来指导我們的炕孵工作,由不願經营到积极經营,由往年亏損变为盈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