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到牙齿”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安全化

安全化是行为主体把公共问题或常规政治问题转化为安全问题的政治实践。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安全化取向。澳大利亚安全部门、行政部门和媒体结成安全化同盟,通过指认存在性威胁、争取观众支持和制定安全化法案三个步骤推动了“中国影响力”问题的安全化,构建了新的安全治理秩序。安全由此成为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底层逻辑。而且,“中国影响力”问题的安全化表现出明显的过度安全化和安全化“他者”的特征,决定了该安全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将中国构建为“敌人”的政治进程。这不仅导致澳大利亚陷入安全化的失焦性和失当性困境,也严重冲击了中澳关系。基于此,中国需要以新型国际关系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通过重启和优化外交对话机制、推动构建“中澳+X”合作模式、完善“二轨外交”机制和提升国际话语传播水平构建“去安全化”的对澳外交。     

政经合一与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

新世纪中国周边外交的拓展有赖于平衡安全合作与经济增长两个方面。本文首先梳理了周边外交在整个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格局中的地位,进而分别以中国亚洲贸易格局调整与企业“走出去”战略为例,论述了贸易、投资如何与安全合作、地区合作相互促进,拓展了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建设快速增进了东南亚、中亚与中国的投资贸易关系,而投资贸易关系的深化又促进了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日渐均衡的相互依赖阶段。     

安倍“战略外交”及其对华影响评析

安倍上台以来,以"俯瞰地球仪"视野倾力推动其所谓的"战略外交"。战略外交的开展,以深刻的国内外形势变动及日本战略调整为背景,以维护体系、提升政治、助推经济、保障安全、制衡中国为主要目标,以政治性外交、经济外交、安全防务外交、社会文化外交为达成路径,以全球治理、"价值观"纽带、经济协力、安全合作、社会贡献等为实施方法,行为特点则有顶层设计、综合统筹、全球经略、借美出海、内外互动等。战略外交的很大一部分内容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展开的"包围外交",已在战略、外交、安全、经济等多个层面,对中国的发展及安全利益产生影响。中国应着眼全球、着手双多边,保持定力、扬长避短、多向操作、综合平衡,展开应对之策。     

文明比较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霸权是与经济霸权、政治霸权相当的一种霸权方式,在理论、文化外交、舆情实践等层面排斥和挤压他国文化,威胁他国文化安全。在文明比较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确立文化安全观的价值旨归,内含“和而不同”的文化秩序观,促进文化安全理论与实践的契合。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入大学、中学、小学等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党员、社团组织的学习教育中,开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阐释与传播,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践行中激活文化基因、凝聚共识,开展文明平等对话,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以文化共同发展促进文化共同安全,是提升国家文化安全的有效举措。     

日本对非洲外援政策的历史演变探析

尽管近年日本受国内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大幅削减了ODA的预算总额,但其对非洲的援助力度和规模不减反增。从日本对外援助体制的确立到其早期对非提供援助,日本先后经历了“请求主义”与“自助努力”原则下的援非外交被动时期、综合安全保障政策下的援非资源外交的积极时期与国际责权分担政策下的援非政治外交的黄金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日本对非外援政策的演变,并非源于短期的外交利益所驱动,而是基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非外交指导思想,即树立良好国际诚信、谋求政治大国发展;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确保本国经济大国地位;建立互惠合作的外援机制,避免强势外交形象。     

传统文化与中国的新安全观

新安全观是中国对国际安全理论的重大贡献。要全面理解和深刻把握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安全理论,必须从挖掘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入手。新安全观的精神实质是天下为公思想,它的逻辑前提是相互尊重,它的价值追求是中国人外交的最高理想———和谐世界。     

日本对中东政策的演变轨迹

日本的对中东政策在经历了从“以经济外交为主”向“经济外交与政治外交并举”的转折,形成了“对美协调”、“确保能源”、“扩大影响”三大支柱。21世纪初期,日本将在多大程度上全面、均衡地实现这三大目标?归根结底将取决于日本对政治、经济两大领域和“日美阿以”四边关系的驾驭能力。     

关于中国海洋安全的理论探讨

安全是抗拒不确定性威胁的稳定状态,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前提。国际关系理论流派都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其中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影响深远,并产生了经济安全观、综合安全观、共同安全观、合作安全观和新国家安全观等国家安全理论。思考这些理论的政策含义,就必须在国家海上主权面临严重挑战的形势下,拓宽海上安全战略的地缘和历史视野;以国家安全战略的总目标为依据,对各种利益目标正确排序;综合施策,提升海洋国力。     

日本对中亚外交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

从战略上讲,日本对中亚的外交演变经历了以经济援助为主到目前政治对话为重心的过渡,经济援助政策虽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基本上已经从属于其整体的地区外交战略,其目的已经超出了“能源外交”和“贸易外交”等经济利益的范畴,寻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和维护自身地缘政治安全等国家战略利益日趋居于主导地位。     

软战时代

第三,世界各国的安全观较冷战时期有了重大变化。从安全的涵义上讲,由强调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到强调多维度的“综合安全”;从安全性质上讲,由强调单边安全至强调“共同安全”;从安全威胁认知看,由强调传统安全到强调非传统安全。第四,世界各国摆脱了“非敌即友”的“二元思维”     

能源安全视角下的印度“东向”外交

本文从能源安全视角解读印度“东向”外交的动力和目标。本文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后发现,印度政府、国家能源公司等行为主体在“东向”外交区域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政策工具获取能源利益,能源安全维度已经构成“东向”外交的重要目标,而且随着印度国内能源供需赤字的扩大,能源安全维度的权重逐渐上升。从能源安全视角研究“东向”外交,可以对印度在海外实现能源安全的路径和规律有一个初步认知,即遵循政治外交与能源合作相互推进和借重的基本逻辑,以及国家在保障能源安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经济现实主义规律。     

日本加速推行政治外交的新动向

日本摆脱“经济外交”,推行既重视经济利益又追求政治目标的外交方针,始于80年代初。进入90年代,日本更突出推行“政治外交”,积极参与国际政治事务,插手国际争端的政治解决,以实现其“政治大国”目标。     

非正式合作机制建设与中国南亚外交的新取向

双边外交一直是中国南亚外交的主要方式。新冠疫情暴发和美国从阿富汗全面撤军为中国引入非正式合作制度工具和谋求从双边到多边的地区外交升级提供了机遇,以新时代南亚地区合作框架建设为重点、政治信任为前提、“一带一路”倡议与非传统安全合作互嵌、和平解决争端和发展安全为主导规范、地区公共产品新平台为补充的非正式合作制度网络初步建立。这标志着中国南亚外交正出现两大新取向：一是增添安全新内涵,统筹安全与发展之间关系,发挥毗邻大国的独特作用;二是补充地区新层次,建立地区合作新框架,培育多边共识和引导地区认同。疫情、大国博弈与阿富汗变局是导致中国南亚外交升级的主要外部动力,而适应“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议程变化和传统秩序观的价值回归则是内生动力来源。中国南亚外交的多边实践为中国在后疫情时代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奠定了良好开局。     

大国竞争与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构建

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违背经济规律，侧重安全和政治逻辑，加速构建经济安全战略，其目标是在“战略自主”下摸索新的经济安全道路，追求实现日本经济的自律性、不可或缺性和主导性。对内，日本积极完善战略体系，加强战略管理，提升安全能力和强化战略支撑。对外，日本以“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为指导，在关键领域实施对华“脱钩断链”和“友岸外包”政策；以日美合作为中心，追求对接美欧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深度融入欧美经济圈，并战略性扩展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经济安全合作，重塑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安全秩序。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存在明显缺陷，内含的强烈地缘政治竞争和安全战略博弈意图也会导致大国竞争在区域层面更为激烈，给地区发展、安全以及中日关系造成更复杂和严峻的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日本亚太战略新动向

近几年,东北亚地区形势发生新变化,这对日本的区域外交与安全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特朗普政府改变了地区政治与安全博弈规则,对亚太地区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并取得显著进展。但进入2017年,特别是在5月中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寻求有限经济合作;在政治和安全上提高的警惕性;展开相应的看似矛盾的外交行动。日本一方面选择在经济领域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另一方面推动"俯瞰地球仪外交",调整安全战略,强化经济外交,推动"印太战略"以对冲"一带一路"倡议。     

《南亚研究》征稿启事

《南亚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的所刊之一，也是中国南亚学会的会刊。本刊为综合陛学术刊物，内容涵盖南亚地区政治、经济、外交、安全、历史、宗教、哲学、文化等领域。     

2009年中国的日本政治、历史研究概况

本文从内政、外交、军事与安全、中日关系、历史等五个方面对2009年中国大陆出版和发表的关于日本政治、历史研究的论文及著作进行了分类和整理,以展示2009年中国的日本政治、历史研究的最新前沿成果,为读者提供基础资料和相关研究信息。     

论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治国方略

在亚太地区与新兴大国崛起的经济权力时代,奥巴马政府以经济治国方略观将经济与市场力量置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地位,调整了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推动贸易、投资与商业外交,以援助、制裁、伙伴关系等经济工具应对中国崛起、乌克兰危机等对外政策挑战,加强外交能力建设。这些举措不仅对中国产生了战略性的影响,而且对我国发挥政治影响与维护安全利益形成制约的作用。为此,我国应以公私伙伴关系深入推进对外战略转型,推进贸易、投资外交,以经济资源与手段、经济伙伴关系应对安全挑战,加强自身外交能力建设。     

日本加强对印外交的背景与前景

以2005年小泉访印为转机,日本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步骤,加强与印度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其目的是:战略上企图利用加强日印关系牵制和抗衡中国;外交上配合美国推动建立“美日澳印”四国对话机制;军事上加强日印海上安全合作,保障日本在印度洋上的海上航线安全;经济上将印度视为“尚未开拓的市场”,为日本企业进军印度开辟道路。日本促进两国关系发展,既有有利条件,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预料未来两国关系会有较大发展,但却是有限度的。     

印度“印太”愿景的演变、特点及制约因素

印度对“印太”概念的讨论和实践经历了初步接受、积极融入、回调构建和主动塑造等四个阶段的变化,以发展更贴合印度利益的“印太”愿景。当前莫迪政府对外政策的本质特征在于强调印度已成为世界大国,外交重点是与其他大国之间外交互动以及保持大国竞争的平衡等三个方面,其外交实践具备强调与中国战略竞争、加强印美战略合作、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化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等四个主要特点。莫迪政府在发展和实践“印太”愿景方面的举措颇多并取得一定成果,不过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仍受到国内国际因素的制约。国内因素方面,国民志愿服务团等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制约印度改善国内投资和经商环境;印度自身实力不足,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却呈现萎缩态势,这些因素限制了印度参与“印太”地缘合作的成效。国际因素方面,拜登政府持续的“美国优先”实践和“印太”复杂地缘政治态势限制了印度的策略选择,使得印度在总体战略向美国靠拢的情况下,与美国的关系发展仍然存在竞争与合作的两面性。当前印度是区域内主要国家中唯一同时参与多个有竞争关系的重要多边平台,中印之间发展理性务实合作将帮助域内国家在塑造地区秩序的进程中形成更大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