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国学教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梁启超从塑造国民的角度提出国学教育思想。他的国民塑造主要包括德育和科学素质教育。梁启超找到了西学与国学相通性的部分"道德"和"科学",并确立了国学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他的国学教育思想为当前解决如何避免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构建成他者,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构建一种普遍性意义的中国文化主体等问题提供了思考。     

梁启超国学建构的独辅意蕴和多重价值

作为近代的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国学研究硕果累累,所涉及的领域之广更是令人惊叹。这些成果都是在其国学理念的引领下完成的,对于具体成果而言,梁启超的国学理念更为重要,也更有价值。     

梁启超对《史记》的阐发

梁启超发掘出《史记》中的有关内容,为宣传资产阶级改良思想服务。他以《史记》为记载文之典范,讲解作文之道,为白话文运动推波助澜。他对《史记》的阐发体现出经世致用的时代特点。学术方面,他的研究具宏观性质,虽然较粗略,但开风气之先,对后世的学人大有启迪。     

梁启超《诗经》研究述略

梁启超对于《诗经》及《诗经》研究的论述虽然没有严密的系统 ,但确可视为“诗经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分《诗经》为“南、风、雅、颂”四体 ,并分别作了详细的解释 ;他将《诗经》作为研究周史的重要史料 ,并认为通过《诗经》研究可以寻绎当时中华民族的心态与生存状态 ;他从学术史家的高度 ,对诗经学史进行了论述 ;在《诗经》的文学研究方面 ,他也有独到见解。综而观之 ,梁启超在《诗经》研究方面所做的除塞拓通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国学季刊》与中国史学近代化

《国学季刊》标志着２０世纪上半叶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水平,展示了北大的学术特色和学术风格。《季刊》产生于北大特有的学术氛围中,在对“国学”的含义有了进一步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主张。伴随着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进程,《季刊》以其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历史考证学的新成就、重视新发现的史料、介绍和引入西方的学术成果及资料等史学近代化的主要特征。《季刊》在许多方面还显示了其特有的编辑特色,并在当时产生了影响,对后人有所启发。回顾《季刊》的成就,对于研究北大学术和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均有重要意义     

梁启超《管子传》论析

梁启超的《管子传》为他的传记作品中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著作里,梁启超从现代思潮的角度出发,对管仲的地位与人格做了极高的评价与褒扬,将其塑造成一位爱国主义的典范。并且他还以许多近代政治理论为基础,对管仲的政术进行了不少诠释,这有助于宣传近代这些政治理论,但这种诠释方式同样也有很大的弊端存在。     

《诗经》的另一种读法

知道有《诗经》这部书是在早年读中学时课文介绍的，明白《诗经》有艺术魅力是在后来读师范时老师讲解的，而体会《诗经》易读难解则是在自己每次翻看《诗经》时感受到的。很显然，由于《诗经》的成“诗”年代和成“诗”环境与我们很遥远，因此少不了有太多的“隔膜”，以至于让许多人读而生畏，敬而远之。     

略论《黄遵宪致梁启超书》——对梁启超的评价

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与启蒙宣传家梁启超是肝胆相照的同乡忘年交,然而戊戌政变使两人交往一度中断,一放归故里,一流落海外。后来两人恢复了通讯联系,书信往来不断,这些书信是研究两人交往和各自生平的重要资料。其中于1982年公诸于世的《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便集中披露了对梁启超宣传功业的推崇与文字魅力的倾倒。黄遵宪与梁启超的心心相映,可谓历代文人交往的典范。在黄遵宪百年忌辰(2005年)将届之际,回顾这一范例颇能给人启示。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编纂思想略论

梁启超撰著的《戊戌政变记》是一部很有特色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作者将对传统纪事本末体史书的辩证认识,熔铸到《戊戌政变记》的撰著中。在编纂思想上,作者确立了具有比较系统和严密的指导思想,即确立“史迹集团”,以扩大纪事本末体的记载范围和强化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确立“以传记之法,来改造纪事本末之体”,重视伟人在纪事本末中的作用;重视史论,阐明作者对历史进程的观点和看法。《戊戌政变记》在编纂方面的实践,表明它是纪事本末体由传统型向近代型过渡的代表作。     

从《弟子规》看国学教育的情感向度

《弟子规》是当前在幼儿教育、基础教育阶段最被国学教育者看好的古代蒙学教材,其内容中的三个珍贵内核———“入则孝”、“出则悌”、“泛爱众”,构成一条情感教育的主线。“入则孝”是感恩的教育,“出则悌”是尊重的教育,“泛爱众”是关心的教育,终极指向是提升受教育者的情感品质。而这正是国学教育的宝贵特色。     

《后汉书》词语考释

本文对《后汉书》中的一些词语“敝”、“产”、“顝”、“毛”、“歉”等逐条训释。     

张佩纶与梁启超《管子》研究之比较

张佩纶、梁启超均为晚清治《管子》的著名人物。通过对两人关于《管子》研究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动机等方面的比较,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得出,两人尽管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区别,但均注重《管子》中的治国方略研究及阐发,具有很强的功利性。相比于晚清其他治《管子》的成果,张、梁的《管子》研究很具有代表性。从两人的《管子》研究中,我们可以管窥晚清仁人志士的心路历程及其对《管子》研究的学术动向,同时也留下了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启示。     

梁启超《论女学》之教育对象探究

《论女学》,是梁启超用来宣传其维新思想的一篇政论文章,文中强调的女子应受教育的主张,为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为了借鉴其中的优秀思想,在原文的基础上,对女子应成为教育对象的问题,首先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引出女子不受教育的原因及危害,提出了女子应接受教育的观点,着重分析了女子受教育的必然性,最后又结合女子受教育的条件,对梁启超的女子应成为教育对象的问题作了进一步地客观评价及启示的思考。     

从《新大陆游记》看梁启超对托拉斯的探索

20世纪初 ,梁启超所撰写的旅美见闻《新大陆游记》一书 ,记载了他对托拉斯这种新型经济组织进行的研究和探索。梁启超对托拉斯客观中肯的认识 ,真实反映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状况 ,特别是他对托拉斯在促进经济进步与发展上所起作用的探索 ,显示了他对世界发展趋势的远见卓识     

《三国志·蜀书》校议

比勘百衲本与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蜀书》的异文,并纠正标点本的一些文字讹误。     

从《书舶庸谭》看董康日本访书

作为20世纪初赴日访书的代表人物之一,董康访书以造访公私藏书机构为方式,以珍本典籍和戏曲小说为目标,涉及读书、借书、购书、校书、录书、论书、印书等活动。《书舶庸谭》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董康四次赴日的活动,书中有大量关于访书的记录,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文章力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董康日本访书的背景、经过、成果,并在历史视角下评析《书舶庸谭》的地位及意义。     

论梁启超《老子哲学》的思想特色

梁启超写于1920年的《老子哲学》既宣传《老子》返璞归真的人生哲学,又宣传佛家《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的思想;既将老子的客观的“道”解释为毕竟平等、不可破坏之真如,又将“有生干无”的客观过程解释为万物为妄见所生,因而将返璞归真视为灭除我见、我相而证到自然之道的过程。把佛、道两种旨趣完全不同的学术纠合在一起,无疑是学问家之大忌,但如果考虑到他是在执行思想家和宗教家的社会职责,那么,他这样做也就不难理解了。     

梁启超眼中的李鸿章

基于梁启超所著《李鸿章》一书,归纳分析梁启超对李鸿章的看法。梁认为李鸿章是"真将将之才"的兵家,是"为时势所造"的洋务"英雄",是"应龙入井"的外交家;认为把晚清近四十年来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将"怨毒集于李之一身"是不公道的。梁与李"政治上为公敌",然能以公平之心为史,所述凿凿,所论淳淳,为今天评价李鸿章提供了一个值得认真审视的视野。     

论梁启超的戏剧艺术观——以《桃花扇注》为中心

作为中国近代戏剧改良运动的倡导者,梁启超在积极借鉴传统文学批注模式的同时,充分吸收了西方戏剧的创作体例,于1925年完成了对《桃花扇》的批注工作。这一批注本不仅汇聚了梁启超对戏曲艺术的个人感知,而且对中国近现代戏剧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与《中国图书大辞典》

1927年1月开始着手的《中国图书大辞典》,是梁启超生前从事的最后一项大工程。此书之编纂,与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梁启超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与"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的两大目标密切相关。借助其同时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导师的双重身份,梁启超聚合学生,在原有的"四库"图书分类上,结合现代图书法作了若干新尝试。此书虽因梁氏1929年1月遽尔去世,未能完成,却已为日后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培养了急需人才,更造就了一些日后卓有成就的专门学者。其实践证明,从图书馆入手可以培养出优秀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