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式治理：乡村振兴中干部驻村的逻辑与回归

干部驻村是党领导基层治理的一种重要工作机制。基于“引领性—主体性”二元分析框架可以看出,驻村干部在既定时间内完成驻村任务的程度,取决于以朝夕相处为特征的陪伴式治理成效。若要实现陪伴式治理的理想成效,离不开驻村干部引领性和村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以及二者整体合力的塑造。从陪伴式治理的驻村工作机制看,驻村干部只有借助融入机制、引导机制、参与机制以及培育机制,在完成自身从嵌入到融入转变的同时,充分激活和培育村民的主体性,才能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此同时,驻村干部在陪伴引领村民开展乡村振兴的具体工作时,要始终注意自身的角色定位,是引导而不是主导,是参与而不是代替;要始终注意驻村工作的核心价值是激活内生发展而不是依靠外生增长。唯有如此,驻村干部才能更好助力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     

法治乡村建设视域下的乡村组织振兴研究

依法推进组织振兴是法治乡村建设的题中之义，包含着以乡村基层组织法治化的再造路径，因应调适“法治乡村”和“乡村法治”的双重建构目标。当代乡村在因社会转型压力面临基层“去组织化”倾向的现实阻碍状况下，应遵循制度化、法治化的路径，推进治理方式变革，构建治理体系闭环，充分发挥国法党规有机协调的“双轨法治”实践功能，并通过人才选拔培养、权力运行监督、法治保障供给、绩效考核评估、公众有效参与等层面的一系列实践创新策略，进一步依法继承并弘扬“党管农村工作”的优良传统，确保党群关系转型和重塑。     

乡村干部要努力改造主观世界

当前,全国上下正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乡、村干部处在基层,和人民群众接触的机会多、时橱长,干部的一言一行尽在人民群众眼里,“三讲”教育如何?贯彻落实“三个代表”是否扎实?人民群众看得真切,感受深刻．所以乡村两级干部必须努力改造主观世界,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真正傲到“三讲”,才能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到实处．     

当代中国民间宗教活动的某些特点——以河北、天津民间宗教现实活动为例

1980年代以来，民间宗教重新在乡村社会活跃起来。民间宗教现实活动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公开建造庙宇或殿堂；二是随着民间宗教在乡村社会的复活，一些教派开始整理、印刷自己的经卷。作为教内信徒修习教义思想的读物；三是民营企业家或当地一些村干部跻身民间宗教，并大多成为当家师傅；四是“信而不仰”与“信仰而不归属”。这些充分说明乡村社会至今仍有民间宗教生存与发展的肥沃土壤。     

“机关干部下沉”与基层应急管理组织的结构化——一个理论建构型过程追踪研究

“机关干部下沉”已成为我国提升城市基层应急能力,尤其在社区层面处置重大灾害和危机的标志性组织动员措施。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将上级行政部门的人力资源临时地注入基层,从而快速补强基层能力短板的行动。已有研究或从科层制视角出发聚焦分析干部下沉后应急管理体系内部自上而下的“命令-控制”传导的优势与顽疾,或采用协调动员视角探究下沉干部与社区本地力量协同配合的潜力与效果,但均缺乏对下沉社区内异质性组织间互动机制的提炼与分析。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以结构化理论为逻辑框架,运用过程追踪方法,再现“机关干部下沉”在同一社区内两个不同小区中融入、改变既有基层应急管理组织格局的过程,进而提炼出“需求建构、功能调试、角色分工”三个推动下沉干部嵌入基层应急管理组织的机制部件,为理解国家力量注入与社会基层多元组织协同的结构性难题与过程性难题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参照。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组织基础——基于河南省G县的两个案例分析

河南省G县的两个公共品供给个案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可以从中探讨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组织基础。自来水供给陷入困境，生活垃圾治理取得成功，背后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生活垃圾治理充分利用乡村组织体系，市场力量可以与之有效对接；而自来水供给缺乏乡村组织支持，无法克服公共品供给中的各种管理难题。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乡村组织体系可以起到动员、解释、说服、奖励、惩罚等作用，承担了一种“类执法”功能，这是市场力量难以做到的。技术手段的有效应用，可能对“类执法”功能构成替代，但只能在电力供应等部分公共品供给中实现，在农田水利等另外一些公共品供给中，则因技术能力、财政能力缺乏而无法实现。农村公共品的类型多样，性质各有不同，合适的供给模式取决于众多因素，但多数公共品供给依赖乡村组织发挥“类执法”功能。     

培养非权力影响力 树好企业组织人事干部形象

本文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全国组织系统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为指导，结合新时期组织人事干部工作的特点和实际，阐述了非权力影响力在树好组织人事干部形象中的作用，从培养清正廉洁的作风、浓厚的亲和力、过硬的能力素质三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培养组织人事干部的非权力影响力，从而更好地树好组织人事干部的形象。     

并轨政治视角下的村干部半职业化现象

如果以村干部的职务报酬水平作为衡量是否实现了职业化的关键指标,那么,全国大部分的村干部都只能说是处于半职业化的状态中,且难以进一步实现完全的职业化。对于这种普遍且稳定的半职业化现象,并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为朝向完全职业化的过渡状态,本文尝试在乡村治理体系演变的大趋势中理解这一现象。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中,当前的乡村治理体系及其运行模式在突破“双轨政治”之后已经走向了“并轨政治”。这种新的结构对国家政权建设以及乡村治理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而半职业化则是保证这一新结构有效稳定运作的重要机制。面对呼声越来越高的村干部职业化,各地政府还需谨慎待之。     

乡村简约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及其实现路径

我国乡村社会的简约治理在承袭传统中不断变革。在数字时代，简约治理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有待实现数字化转型。简约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源自现实基础层面的深刻变化，国家加大资源输入、社会结构基础改变、风险社会到来以及互联网的形塑作用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这种转型。数字化转型对简约治理带来的挑战集中于行政成本、人际互动、治理回应性等方面。在保持“积极有为”治理取向的基础上，数字技术在组织体系非科层化统合、治理过程人格化互动方面，赋予简约治理以新的要素和表现形态。数字化转型的简约治理应当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以流程精简为构造理念、以多元参与为调适机制，实现“化繁为简、简而不少、简而高效”。与此同时，应防止带有刚性约束的数字技术弱化基层治理的自主性和灵活性，防范过于依赖数字技术治理而弱化人格化互动。     

论春秋时期的商人——“工商食官”制度与先秦时期商人发展形态研究之二

春秋时期的商人仍属于“工商食官”制度的范畴。春秋时期的商业组织以及与之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在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这一切主要是由当时社会生产关系中最根本的经济制度———井田制的变化所决定的。此外,政治关系、血缘关系等非经济因素对于春秋时期商人的发展形态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古代私人工商业在战国时期出现了第一次大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井田制度的破坏。     

计生博弈、策略行动与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以凉山彝乡生育秩序整治为例

文章基于观察和访谈形成的材料,通过构建“主体-场景-行为”分析框架,探究乡村情境中计生博弈与治理实践的逻辑机理。乡村计生博弈涉及基层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民三类治理链主体,涵括多种机制和策略,如罚款、宣教、行政处罚、捆绑管控等规制机制,发文、参会、签责任状、考核、通报、汇报、包联、检查等执行机制,以及联盟、作假、逃藏、隐瞒、合谋等策略行为。实际上,这种互动博弈和策略行动是不同主体在乡村同构下调适角色、制度约束下变通执行和人情场面下自利权衡的外在过程。“乡政”与“村治”目标和对象的同构性、乡土人情逻辑是其生发的社会基础;不对称的权责体系、失衡的激励结构是其生发的制度环境;趋利避害的个人理性、自利化的利益权衡是其生发的内生动力。     

论我国干部选拔模式的转轨换型

干部选拔是干部管理的进口,它的主要功能是“选拔最优”,干部选拔的功能决定其在整个干部工作系统工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然而,现行的选拔干部的观念、机制及方式方法基本处于一种传统、陈旧的模式上,大批应该输入到干部队伍中的优秀人才在这种旧的模式下获选机遇太小,“选拔最优”的功能不能有效实现;相反,干部管理的出口“淘汰非优”的功量却不断加大。干部工作的实践告诉我们,干部制度的改革,首要解决的是干部选拔模式的转轨模型。     

硬新闻评价句的论证型评价模式与构式特征——以“可想而知”构式评价句为例

文章以常见于硬新闻中的“可想而知”构式评价句为研究对象，将语法构式、语用逻辑、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与方法相结合，考察评价句中语言要素与论证型评价模式的互动，分析评价句的消极评价功能及言者立场。考察结果表明，“可想而知”构式评价句的评价模式为论证型评价，具有“言之有据、析之有道、系之有序、论之有理”的特点。其对评价的论证过程符合语用逻辑学中的RSA评价模型，评价结论客观合理，体现了言者与读者的交互主观性，评价句的言者立场具有客观中立正式的特点。上述特点也是此类评价句在硬新闻中高频表消极评价的主要原因。研究显示，评价言语行为体现出语言外部交际环境与语言内部各要素之间密切而复杂的互动，包括微观层面即构式句内部的互动，中观层面即评价前提和评价结论的互动，宏观层面即语体、语法、语用、修辞的互动。     

行政问责制的本质、内嵌关系及其异化风险

“责任”的功能在于确定奖罚,责任制度则以制度的形式确认公务员在责任面前的积极主体性。“问责”制度涵括“解释”和“归责”两大程序,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应当是一个探究问题根源并进行改进的过程,而非单纯追求归责的结果。问贵剖的功能正常发挥依赖于嵌入其中的公共与私人、公民与政府、个体与组织、上级与下级、行为与规范以及政治与行政的关系等得到妥善处理。当这些关系在问责过程中被扭曲时,问贵制就存在功能性、程序性和结果性异化的风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干部“能不能下”问题研究

“能上能下”是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主要的新陈代谢功能，是干部制度的最本质机能，因而，建立干部“能上能下”机制，是新一轮干部制度改革的核心任务。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迫切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研究和解决干部“能上能下”问题，对新一轮干部制度改革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     

新媒介赋权视角下公益组织助力乡村治理策略研究

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形势下,作为乡村“善治”的载体之一,公益组织在有效嵌入并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以公益组织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为基础,跳出“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叙事,回归公益组织行为和过程分析,在新媒介赋权视角下构建“身份—策略—结果”的分析框架,并归纳公益组织实践中呈现的助力策略及其行动逻辑,可以发现：新媒介赋权策略选择主要是回应项目落地、助力达成过程中,公益组织在乡村治理场域社会关系网络中身份的动态变化;通过新媒介赋权信息、表达与行动,公益组织得以从无权的边缘观望者,成为获取认同和权力的骨干行动者,以及获取持续性影响力的隐性参与者;从赋权自我到赋权他者、从技术赋权到社会赋权是公益组织利用新媒体助力乡村治理策略的总体特征和逻辑。     

农村的权力分化与整合 --以招远市明村华村为例

对山东省招远市两村庄的问卷调查,认为我国目前乡村社会权力整合的突出特点是非政府组织如家族、宗族等血缘宗法集团和企业等经济组织向政府组织(村委会)的渗透,村级权力主体即村干部往往由社会能人和经济能人担任。同时还进一步分析了此种乡村社会权力整合格局的成因及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创新组织制度 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

创新组织制度,实行村干部责任评估制、健全农村党组织干部5年任期制、大学生小组准入制的农村党支部小组集体负责制,将有助于党的“五位一体”建设、有助于提高农村基层党建的科学化水平。     

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村关系运作——基于华北石镇的调研

处于压力型体制末端的乡镇政府在自身受到各种压力的同时,采取、甚至强化压力型体制的职能特征,包括对村干部的人事控制、财务双代管、上收村委公章、包村干部、工资补贴及绩效考核等一系列措施,强化对村干部的领导和控制,向村庄分解自身的考核指标和压力,这就是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村关系运作实践,也回答了理论界争论不休的乡村关系到底是领导还是指导的问题.     

组织同构与治理嵌入：农村集体经济何以促进乡村治理高效能——以四川省彭州市13镇街为例

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大量的、持续的财力投入，完全依靠国家兜底并不现实，必须增强乡村的“造血功能”，依靠集体经济增强乡村治理的“硬核”能力。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在人民公社时期、双层统分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和农地两权与三权分置时期，发展演变的目标逻辑、形式逻辑和发展逻辑各不相同，但均与当时乡村发展战略有一定的契合度。目前，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样态愈加多样化。四川省彭州市作为集体经济全员化的典型代表，在特定行政生态环境作用下，村党委运用合法机制，理性地将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进行整合，形成了党建引领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权和乡村治理权“合二为一”的组织同构模式。在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同构中，制度性趋同、竞争性趋同和模仿性趋同交织进行，集体经济在发展中迅速嵌入治理制度、资源和技术，及时补位治理主体的缺位场景，降低了乡村治理成本，提升了治理效率与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