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中的本土资源问题（笔谈）

本土文化精神往往是当下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土文学资源与现代化之间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苏童的小说创作体现出了“南方”成为当代文学创作资源的可能以及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时代的另一种审美可能。陆文夫的小说中的独特风味正式通过小巷这个本土空间得以实现，而且陆文夫以“小巷”这个本土空间为媒介，充分实现了作家审美表达和文化透视的统一。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将“现代”写作方式与丰富的传统小说元素杂糅互交，产生出更为多重的现代性，为我们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参照。     

《聊斋志异》与聊斋俚曲——兼论《仇大娘》与《翻魇殃》

蒲松龄在晚年创作了大量俚曲,其中有七部的题材与《聊斋志异》中的小说相同。他写作与小说同一题材俚曲的目的是用一种寓教于乐的文艺形式对村庸市媪进行教化,表现的主题都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所关心的问题,充满了对整个社会和底层人民的关注。作家还特意选择了俚俗的语言进行创作,为后人改编《聊斋志异》奠定了家庭化、世俗化的基调。     

相同的故事形态 不同的价值取向——论《乡志》与《向北》中“父寻子”内涵的异同

愚石小说《乡志》与刘照如小说《向北》都写了"父寻子"的故事,二者间既有着相同之处,也有着明显的差异。《乡志》中的"父寻子"只是主体内容的同质对应物,作者借助这部分文字,揭示了当下社会中人生荒诞、干群疏离这种普遍现象,写一部鲁中南乡村断代史是他的创作主旨,而《向北》中的"父寻子"则否定了历史的确实性,否定了主体的行为价值。前者关注时代、社会,后者关注存在、历史;前者追求价值、意义,后者否定价值、意义;前者热,后者冷;前者以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为主体,后者秉持后现代主义。     

传奇的底色 写实的追求——探析许地山小说《解放者》及《东野先生》

《解放者》与《东野先生》是许地山后期的小说。它们的独特性在于,戏剧性的情节、拥有独特精神世界的人物以及浓厚的宗教色彩使得小说具有神秘的气息。同时,许地山又将关注的视点落在现实生活中熟悉的人物、题材、主题之上,关注并观照小人物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许地山的小说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是一种总括性、充满诗意性的创作。而小说传奇的底色下,是许地山写实的追求,也是他沉静、执著人生追求的真实写照。     

论郁达夫小说创作的演变

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浪漫主义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他的小说创作的盛衰,也几乎是与我国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衰同步的,因而郁达夫小说创作的演变,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一般认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以一九二七年发表的《过去》为界,经历了一个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演变的过程,或者认为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以《过去》为标志,在表现灵与肉的冲突中实现了由表现肉欲冲动到表现情欲净化的转变。这两种看法似乎都在肯定郁达夫小说创作的演变,却都与郁达夫小说创     

“下野地”:一个独特的艺术存在——试论董立勃小说创作的地域特征

作为本土作家的杰出代表,董立勃的小说创作极具鲜明的新疆兵团色彩,其创作底色被深深地打上了新疆兵团这一特殊地域的烙印。"下野地"的独特存在,既是董立勃小说世界的核心关键词,也是新中国初期压缩版新疆社会的组织再现。"下野地"这一艺术空间极富诗性维度,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地理的某种自然呈现,它的意义是多重的,具有丰富的阐释可能性。可以说,"下野地"属于董立勃,它的艺术内涵独具风格。     

从空间批评视角解读乔伊斯的《小云朵》

空间批评关注空间的社会文化等属性，文本中的空间是一种蕴含多维意义的指涉系统。乔伊斯的短篇小说《小云朵》分别从景观空间、社会空间和个体空间3个角度呈现精神瘫痪的都柏林：景观空间反映都柏林社会的沉闷压抑、毫无生气、令人窒息；社会空间为情节提供发展的广度；个人空间则折射出主人公压抑的心情。这3种空间成为小说中的一种指涉系统，成功展现都柏林这座瘫痪中心的全景。     

从《汉志》“小说家”看中国小说概念及文体的生成

《汉志》“小说家”及其“小说”是在战国时凭藉文体自身潜力发展起来的、在“说体”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体.虽不属规范的文学体裁范畴,但也并非仅如《汉志》“诸子略”其他九家一样的文体那样重义理,也不如史家之记实,而是一种包括叙事内容的实用文体.《汉志》对“小说”“迂诞”、“依托”的定位为“小说”文体艺术虚构的发展预留了空间.《汉志》“小说”源自民间智慧,是本土小说的早期形态,具有重要的小说史价值.     

晚清“新小说”之先声——读《清末时新小说集》

晚清新小说的起始,一直以来都以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为开端,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为新小说创作提供了主要阵地。对于小说社会价值的认定也是以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据。《清末时新小说》的问世,为晚清新小说的起始提供了新的线索和实证。拉开晚清新小说序幕的当是傅兰雅所倡导的《清末时新小说》。     

老藤“三北”系列小说创作范式与新东北美学意蕴

作家老藤的《北地》《北爱》《北障》是以东北为创作背景的三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随着东北文艺复兴的提出,老藤作品愈加引起学界的关注。他的“三北”系列小说将现实映入文本,揭示了个体在时代历史长河中的独特价值与意义。老藤也为读者再现了东北的发展历史,他的小说是对东北当代社会现实的观照,是东北现实主义创作之典范。老藤的小说通过地缘美学密码为山林文化立传,具有独特的东北地域美学色彩。     

麻将里的哀与痛——万宁《麻将》主题论析

万宁《麻将》演绎了一出现代版“农夫与蛇”的故事,反映出当下社会三重矛盾冲突,折射现代拜金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和替罪羊社会进展模式.其创作延续了自冰心、鲁迅以来的社会问题小说创作脉络,是社会现实的病理诊断;与此同时,《麻将》文本存在的一些裂隙和悖论,又让小说提出的话题和它的解决方案,显示出它的复杂性,对现代性代价的反省仍然是这个时代巨大的课题.     

文体之辨对小说观念形成初期的意义——对刘勰《文心雕龙》小说观念的再思考

先秦两汉的传统小说观念以“小道”为核心标准,其学术性指向远大于文学性。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六朝文论,在理论层面继承了传统小说观念,将小说视为一种学术体式而非文学体式,忽略了魏晋以来小说实际创作中凸显的文学性特征,从而造成《文心雕龙》中所呈现的小说观念出现理论与创作的脱节。因此,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小说观念时,应注意当时小说发展的大背景,尤其是杂传类等各体小说作品的实际创作情况。     

民族叙事中的智性民族主义立场--李伯元《文明小史》论

《文明小史》文本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以并连和勾连的方式连缀故事(组),其叙事时空操作表现为同一背景时间中的空间位移,体现出社会全景式小说建构的艺术企图,具有民族叙事特质。小说官、民、洋人的人物结构隐含文明与落后对峙、交杂的叙述意义,表达着李伯元对近代中国社会情状与走势的主体认知和整体概括。李氏叙述显示其对本土与外洋关系的某种智性辨析和判断,体现出一种智性民族主义立场,属于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谱系。     

实验写作与传统经典的“碰撞” ——《敦亚佐德》的元小说叙事艺术

约翰巴斯的小说《敦亚佐德》聚焦于小说作为人造品的地位,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元小说。元小说是指涉小说自身的小说,关注故事的虚构过程。在元小说中,揭露叙事艺术优先于叙述本身。《敦亚佐德》运用多种后现代主义元小说叙事技巧,重新演绎传统经典《一千零一夜》,主要体现在露迹、戏仿和反向框架,是实验写作与传统经典的“碰撞”。解读小说中的叙事技巧,能够揭示巴斯的后现代创作观,寻找一种可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联的小说形式,体现后现代作家普遍倡导的一种自省意识。     

故土与本土之间——从白先勇的小说看双重影响下的台港澳文学

白先勇特殊的经历为他的写作创造了一个介于故土与本土之间广阔、独特的叙事空间,他以现代派的创作身份步入文坛,但又钟情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他的创作以此为基础,体现了台港澳文学所独有的特色。本文以白先勇的小说为例,研究处于故土与本土的叙事空间之内的,受到双重影响的台港澳文学。     

论《白吟浪》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曹旦昇吸收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以洞庭湖的本土文化为背景,写出了《白吟浪》这一充满魔幻味道的乡土小说。作者通过独特叙事结构、多变叙事视角、预言的运用、死亡的描写、魔幻氛围与巫术传说等主要手段,写出了洞庭湖的神秘和变幻莫测,使得小说充满了魔幻色彩。     

一种视角的转换——从《古船》到《九月寓言》

张炜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发表后,引起了不同的社会反响.有的认为这部小说远离现实,走向艰涩,是从《古船》后退了;有的认为《九月寓言》在艺术上是更臻于完善,表现手法也更加现代,在小说探索上是向前迈出可喜的一步.见解不一,固然与论者的文学观念及由此而形成的小说的理想模式不无关系,但也说明对象本身的复杂性、多面性,它给仁者、智者提供了“见仁”“见智”的弹力空间.尽管意见分歧,有一点倒是一致的.即《九月寓言》与《古船》不是一类,之间存在着地壳错位形成的断裂.《古船》与张炜的“秋天”系列作品是一脉相承的,可以划到同一个创作     

论中国近代出版文化对近代小说的影响

一切文学现象都是一种动态的存在。它既以作家、作品和读者大众为前提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同时又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发生方式、发展规模等方面受到文化规律的制约和影响。就近代文学而言,近代小说伴随着近代文化的新潮席卷了近代文坛。早在1908年,黄伯耀在《小说与风俗之关系》中就指出:“小说一门,隐与报界相维系”。初步探触到了近代小说创作与近代出版文化的关系,可惜语焉不详。在对近代小说的繁荣作社会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两种现实主义趋向

本文通过对贾平凹的《秦腔》和余华的《兄弟》这两部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的具体分析来探讨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创作趋向,在这两部有标志性的作品中,《秦腔》可以称做是一种模拟社会、模拟自然、模拟生活本来面目“法自然的现实主义”;《兄弟》是以夸张和怪诞的手法创作的怪诞的现实主义。这两种审美风格的出现呈现出:新世纪小说重新回到现实社会,重新关注我们当代生活的一些关键问题,关注我们当代生活的精神状态的趋向。同时,也提示我们对文学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需要重新认识。     

叙述与意义——论师陀小说《马兰》与《结婚》的叙事艺术

师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着鲜明创作风格特色的乡土小说作家。他的作品既呈现了深广的现实社会内涵,又彰显了独特的历史时代风貌,并且在写作技巧上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小说《马兰》与《结婚》呈现了与众不同的叙述特点与个性风格,凸显了文本独特的存在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