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艺术接受三谈

本文试图从读者的角度结合“接受美学”的方法,对《三国演义》的艺术接受问题作一探讨。 一、《三国》艺术接受的历史 《三国演义》是以东汉末年军阀纷争为历史背景的,在其成书之前,三国故事早有流传。随着历史的演进,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丰富着正史、稗乘所载三国故事的内涵,而经元末明初文人的进一步整理加工,终于创作出这一部通俗演义。三国故事在演义作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

陈寅恪先生是大家公认的史学大家,他在谈到史学创新时,特别强调研究者对于新史料的开拓和新观点的发现。然而我们回顾一下本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学者们对于新史料和新观点的认识,有一个从单线向复线的演化过程。中国传统史学是以政治史作为研究主线的,所以史学家们对于官修的所谓“正史”十分迷信。本世纪初以来,受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一部分思想敏锐的史学家开始注意到从“正史”之外搜集史料的重要性。其中著名的有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即在重视“正史”等文献资料的同时,应当重视运用地下考古发…     

从“历史”向“传奇”倾斜——关于嘉靖万历初书商系列小说演进的考察

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影响下,嘉靖万历初,熊大木等人开始编撰历史传奇,并明确标举“按鉴演义、益以小说”。由于书商编撰目的重心的变迁,即由侧重“庶民教育”到逐渐突出对利润的追求,所撰小说在具体的编撰方式上,呈现出由历史向传奇、由史书向小说逐渐倾斜的趋势;同时,尽管小说仍然保持了乱世传奇的原则,但其中的悲剧意味却己逐渐淡化。随着余象斗在书商界地位的上升,这一趋势也便日益突出了。     

佛道二教的影响与魏晋史学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使佛教和道教获得了广泛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与“政治功利基础”。而佛道二教的迅速发展,对魏晋南北朝史学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纪传体正史、杂传、史注以及史学思想等诸多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在此基础之上促成了新的史学类别——佛教史学与道教史学的产生。它在给魏晋南北朝史学留下了更为明显的“时代烙印”的同时,也使这一时期的史学呈现出一种异于前代的独特的面貌。     

吴地史学家吕思勉自述史学渊源与成就

香港严耕望教授推崇吕思勉，钱穆、陈寅格、陈垣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吕，常州人。钱，无锡太。吕是钱的中学老师。日对钱“深为奖掖”，钱受目的“影响最大”①。我见过吕晚年所写的自述手稿，今摘录其中重要内容，略加注释说明，供研究吕氏史学者参考。吕思勉自述治学经过云：“初能读书时，先父即授以《四库书目提要》。此为旧时讲究读书者常用之法，悼于问津之初，作一马瞰，略知全体学科之概况及其分类也。此书经、史、子三部，予皆读完，惟集部仅读其半耳。”“予年九岁时，先母即为讲《纲鉴正史约编》，日数叶。先母无暇时，先姊即…     

清末钦定正史考论

封建王朝的官方史学至清代发展到了顶峰,标志之一即为乾隆朝正式确立了“钦定正史”的史学模式,即通过君主公开认定以及官方出资刊刻的方式赋予特定史籍以王朝正统的含义.耐人寻味的是,自乾隆朝后,有清一代还发生了另外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钦定正史的行为,其性质和内容与乾隆朝相似,而时代背景和最终结局则呈现明显的反差.此次钦定正史发生在政局衰颓的清朝末年,其时光绪帝、宣统帝以及南书房、国史馆官员均对此事给予了普遍重视,却以未果而告终.通过详细梳理清末最后一次钦定正史的前后经过可以看出,在清末民初时代的演进过程中,钦定正史一事的结局似乎预示了清王朝无法挽救的政治与文化危机.并且,清末钦定正史事件已经预示着封建王朝确立的正史观念亦面临着危机,随之而来的,是清末民初正史观念前所未有之变局.     

中国历史小说的现代转化

历史小说一词的出现是进入20世纪以来的事情,1902年《新民丛报》第14号刊载《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一文,指出:“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实事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征诸陈寿之《三国志》与坊间通行之《三国演义》,其比较釐然矣。故本社同志,宁注精力于演义,以恢     

历史与现实的交融透视──《三国演义》创作方法新释

作为“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长期以来以其历史史实与传奇故事相结合的方式独展其特有艺术魅力,深受历代读者称赏,以至于此书一出,“嗣是效颦月众,固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南北宋》诸刻,其浩翰几与正史分签并架。”①并由此促成了我国历史小说创作极为繁盛的局面。但是,对于历史小说创作的有关理论问题,特别是史实与现实的关系这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向来众说纷经,聚论不已。这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由于不同时代的隔阂就发生这样一个问题：一件艺术作品,应该怎样…     

史学怎样寻找自己——重读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

有位史学家用“史学要寻找自己”这句话,来强调史学工作者应当多懂得一点史学的历史,这很深刻、很形象地说明了史学史对于历史学科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中国史学史研究者,我对此表示赞同和敬意。今重读全毓黻先生于三千年代撰写、四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一书,深感它在“史学寻找自己”方面的草创之功,不仅未因历年久远而被淡忘,而且随着岁月的推移反使它的“草创”越发显示出自身的价值。这价值就在于,它向人们表明:史学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曾经有过怎样艰难而有意义的经历。     

20世纪40至60年代留美之美籍华人史学家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史学——以黄仁宇、唐德刚、余英时为例的探讨

20世纪40至60年代,有许多人从中国大陆、港台留学美国,学成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返回祖国,而是选择留在美国定居工作,其中不乏一些历史学家.二战后他们逐渐在美国的中国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中国改革开放后他们的著作开始影响大陆,其中又以黄仁宇、唐德刚、余英时三位影响最大.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等历史理论给大陆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理念、新视野;他们运用的心态史学、口述史学等方法,促进了大陆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发展;他们亦历史亦演义、生动活泼的写作手法,推动了大陆通俗史学的发展.美籍华人史学家对中国大陆的影响,给中国大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思考.     

论《北史演义》对古代演义小说的发展

清朝乾隆年间,江苏昆山文人杜纲在友人的鼓励下,开始了《北史演义》的创作。他“宗乎正史,旁及群书,搜罗纂辑,连络分明”,硌硌矻矻,终于写成了这部64卷约33万字的历史演义小说,并于乾隆五十八年(1773)首次刊行,一时轰动,“远近争先睹之为快矣。”《北史演义》反映的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北朝后期近九十年间的历史。这是一个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王朝迭更的时代,也是北方黄河流域各民族空前大融合、英雄辈出的非常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虽不长,但其间社会背景、政治事件、人物际遇却十分复杂,要用小说的形式,条缕清晰、真实形象地予以反映,并非易事。杜纲以历史家的卓识,小说家的才笔,成功地描写和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风貌,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寄寓了自身进步的历史观、道德观和美学理想,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学遗产。     

《民国人物碑传集》序言

《民国人物碑传集》序言汤志钧《民国人物碑传集》在《辛亥人物碑传集》出版不久，也已编校成册，刊行在即了。两书的出版，是学术界的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民国史研究者期望已久的资料书。我国史学源远流长，品类繁多，从传记而言，“正史”之外，私家撰述又有碑（墓碑...     

书中的自有

相传是宋朝的人说：“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钟粟;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乍听到这话时,颇有些不懂,长辈们也说那是封建的毒素,所以不懂该说是正好。后来略略知道了些“封建”的东西,再来想这些话,便以为那只是那个时代的道理,虽然是事实,却让我十分的不屑——这当然是“我们的时代”的不屑。读书本是图快乐的事,就像饮食男女,只不过满足的器官不同,是“眼福”而已——当然,也许未必是“而已”,这是题外话。但就像其他很多事情一样,最原本的,有时往往会变得不那么原本,或者根本就不原…     

审视精细 笔削生辉──读《资治通鉴》拾零

审视精细笔削生辉──读《资治通鉴》拾零宋怀仁阅读《资治通鉴》，我总喜欢把它和正史对照起来读，比如读汉纪，就查《史记》、《汉书》、《后汉书》；读魏纪，就查《三国志》；读晋纪，就查《晋书》，这样，你就会发现《通鉴》所记，事事有所本，句句有来历。当然也有查...     

优选文献材料与叙事史书增进文采之管见

历史真实与叙事史书文采之间的矛盾,是涉及史书撰写的一大问题。如果史学中人能自觉地去优选“正史”、野史笔记和诗词曲赋三大文献类型中那些“真实”与“文采”融为一体的材料,将它们在史书中用活用好,将会极大地改善和增进史书文采。这对于实现史学社会功能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们

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史学界形成了“新史学”思潮。资产阶级史学家曾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进历史领域,批驳了封建正史传统的“一治一乱,治乱相循”的观点,指出“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强调要注意文明史的研究,反对“君史”,重视“民史”,提出“史者,民之史也”,开始探求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即规律),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得其公例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吸收了资产阶级史学的积极因素,克服其唯心主义性质而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史学。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李达、陈望道等人在这一时期发表了     

外国学者的“中国学”——读《国际汉学著作提要》

外国学者的“中国学”——读《国际汉学著作提要》□赖功欧江西教育出版社最近推出了李学勤先生主编，葛兆光、程钢为副主编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一书。这正是我多年来希求见到的那一类书。大约搞研究的人都有这种体会：当你“身在此山中”而苦苦不得要领时，一本信息量...     

钱大昕的小说观

钱大昕对文人笔记小说的史料价值非常重视和肯定,对唐传奇、明清演义等通俗小说持严厉批判态度,认为前者有益于正史研究,后者为社会人心之害,亟宜焚而弃之。我国古代小说一直处于非正统地位,深受正统学者鄙视,清王朝又实行大力禁毁通俗小说的文化政策,钱氏身为经史学家和儒家学者,终生为官治学,形成上述小说观就不难理解。它代表着经史学家、儒家学者这一类人独特的小说观,有积极合理性,也有狭隘片面性、不合理性。     

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下）

三今所见《三国志通俗演义》,以明嘉靖壬午(一五二二)刻本为最早,其大名如此,《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下著录同,晁氏《宝文堂节目》《子杂类》作《三国通俗演义》,《古今书刻》著录有都察院刊本《三国志演义》,则“演义”之名,当为罗贯中首创。《后汉书·周党传》:“文不能演义。”《文选》十潘安仁《西征赋》:“晋演义以献说。”李善注:“《小匹》曰:‘填,广、远也。’”清汪瑔《旅谭》卷一:言坊间诸《演义》,举《西征赋》此文,谓“演义字殆出于此。”其说是矣,而来尽也。寻后世以演义名书     

陈寅恪与当代中国

陈寅恪与当代中国常乐史学大师陈寅恪近年被学界或非学界的文人爆炒得很有声势,以至于懂史学或不懂史学的人涉及文史科学时都要扯到陈寅恪,似乎成为“开口不谈陈寅恪,读尽诗书亦枉然”了。人们极力推崇陈氏标举的“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以此为陈氏学术之真价值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