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权的司法控制

同西方各国相比,我国侦查权的运作方式极其独特.侦查机关可以自行采取几乎所有的强制侦查措施,而且,遭受侦查权侵犯的犯罪嫌疑人也无权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我国这种以内部监督为主的侦查权控制模式,客观上存在着权力滥用的可能.为了防止侦查人员滥用国家权力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加强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势在必行.     

侦查程序的非法取证问题评析

非法取证是我国刑事诉讼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说明我国现行的侦查程序存在缺陷:侦查目的发生偏倚,强调起诉、审判准备忽视独立价值;侦查价值发生倾斜,强调打击犯罪忽视保障人权;侦查权力也失衡,权力缺乏权力(权利)的监督制约。我国当前应当树立相对独立的侦查目的,形成有中立第三方介入的特殊三角结构,建立侦查行为的可诉性机制。     

论我国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的完善

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对防止侦查权滥用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主要存在主体权威性缺失、监控范围狭窄、监控方式缺乏操作性和监控时间滞后性等缺陷。应通过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与自循环监督、扩大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公安机关主动避免侦查权力滥用三方面来着手完善我国的侦查权监督控制机制。     

对完善我国侦查监督程序的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注重惩罚犯罪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忽视了保障人权、对个人权益的保护,体现在现行侦查程序设计上,即侦查机关拥有过于强大的侦查权,而缺乏必要和有效的监督。从而,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侦查机关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因此,应确立司法审查以及程序性制裁等机制,以完善我国侦查监督程序。     

中国侦查权辨析

侦查权是一项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与否的重要国家权力.但是,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对于侦查范围的界定,却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疏漏;对于侦查权的分配与行使,未能形成统一的格局,从而引起侦查权在性质上的非确定性;对于侦查监督权的设置也具有较大的缺陷,不一定能够控制侦查权的被滥用.分析并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到侵犯,而且也关系到依法治国的目标能否在我国最终得到实现.     

论侦查权的配置与制约

我国侦查权配置与制约具有多个主体享有侦查权、侦查手段多样灵活等特点,同时也存在侦查权的行使较少受到限制与制约,侦查主体分散、效率不高和法外侦查正当化等问题。为此,应当遵循保障人权、控辩平衡、资源整合、权力受制的原则,对我国侦查权的配置与制约进行优化,具体包括:建立廉政署统一行使职务犯罪的侦查权,扩大被控诉方的权利,强化人民检察院的侦查监督职能等。     

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

侦查程序是刑事程序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利益最容易发生冲突的阶段,也是依法提起公诉、审判的基础,对侦查程序的作用、性质的定位,有助于侦查权的实施。鉴于当前我国侦查程序中存在的问题,特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侦查权利救济措施探析

没有救济的权利,公民权只能是光鲜的一纸具文.在刑事诉讼法中既规定有侦查机关调查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权力装置,也有防止国家刑事侦查权被滥用,防止公民权利被侵害的装置.在现实中,由于对前者的规定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没有建立起侦查权力违法的制裁机制,而后者的权利规定中,不少又只具有原则性、概括性或宣誓意义,当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受到损害时,往往是救济无门,造成了在侦查阶段权利和权力的失衡状态.要扭转这一状况,必须完善侦查权利救济权的立法机制,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救济权.要建构司法中心主义下的侦查权利救济制度和人身保护令制度,确立特殊救济措施--人身保护令制度.     

刑事侦查权与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关系

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乃一对矛盾主体,侦查权与犯罪嫌疑人权利相互排斥。我国法律赋予侦查机关强大的侦查权,而法律对侦查权的限制及犯罪嫌疑人权利被侵害时的救济之规定存在诸多不足,尚需完善     

浅议侦查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

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基于侦查权力有权采取一系列直接涉及公民个人自由、财产乃至生命和健康权的强制措施。鉴于实现现代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目标的需要,在侦查阶段引入司法审查制度是目前各国比较通行的做法。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赋予法院对侦查阶段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利。文章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论证在我国建立侦查阶段的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就如何建立提出了笔者的一些设想。     

我国犯罪侦查模式的发展与创新

随着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正案的实施,我国的犯罪侦查模式出现了显著的发展与创新:侦查措施趋时丰富、对侦查权的监督规范机制渐趋完善、嫌疑人诉权保障制度进步明显等。与此同时,对于职务犯罪的侦查仍然是整个侦查模式中的薄弱环节:检察机关在有效发现犯罪线索方面的主体作用难以发挥、对嫌疑人可适用的强制措施难以满足侦查实践的需要、对嫌疑人的有关侦查措施尚不够完善健全。对此,应该通过赋予检察机关以机动侦查权等措施使其在犯罪线索发现方面发挥主力军作用、通过强化监视居住的监视力度等以满足侦查实践的需要、通过增设诱惑侦查措施等全面提升检察机关收集犯罪证据的能力和水平。     

论技术侦查的检察监督

［摘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刑事犯罪呈智能化、有组织化、跨国化的发展趋势，技术侦查应运而生。技术侦查的运用，提高了刑事案件的破案率，但也对公民的隐私权、住宅权和通信自由权带来极大的威胁。世界各国通过司法审查来实现对技术侦查权的管控，力图使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保持平衡。而我国技术侦查权的审批和执行集中于公安机关，没有外部的监督和制约，为其滥用提供了便利条件。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负有侦查监督的职责，应由检察机关监督技术侦查权的行使。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救济机制研究

"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只能是光鲜的一纸具文.在现实中,刑事诉讼法规定有侦查机关揭露犯罪、查获犯罪嫌疑人的强大公权力,而缺乏有效的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尤其是没有建立起对侦查权力违法行为的制裁机制,这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遭到侵害时,往往是救济无门,造成了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和侦查权力的失衡状态.在理论研究上,也仅仅停留在权利应该救济,至于为何要救济、谁来救济、目前的现状等尚付阙如."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就必须建立和完善权利救济理论.     

对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的思考

侦查的目的决定了侦查中存在着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冲突，为了确保处于优势地位的侦查机关正确行使侦查权，必须对侦查权的行使作必要的监督。多年的司法实践暴露出我国立法对于侦查监督制度的设计存在缺陷，包括侦查监督的滞后性、侦查监督内容的有限性、侦查监督途径的局限性以及侦查监督手段的软弱性等。这些缺陷导致控辩双方力量的失衡，侦查程序的公正性、合理性大打折扣。     

侦查权利救济措施探析

没有救济的权利,公民权只能是光鲜的一纸具文。在刑事诉讼法中既规定有侦查机关调查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权力装置,也有防止国家刑事侦查权被滥用,防止公民权利被侵害的装置。在现实中,由于对前者的规定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没有建立起侦查权力违法的制裁机制,而后者的权利规定中,不少又只具有原则性、概括性或宣誓意义,当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受到损害时,往往是救济无门,造成了在侦查阶段权利和权力的失衡状态。要扭转这一状况,必须完善侦查权利救济权的立法机制,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救济权。要建构司法中心主义下的侦查权利救济制度和人身保护令制度,确立特殊救济措施——人身保护令制度。     

论我国公安机关侦查职权的合理配置

基于侦查价值多元化的考量,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侦查程序并非仅是行使侦查权的载体,而是与侦查活动有关的多种职权相互协调的过程.因此,只有对侦查程序中的各种职权予以合理配置,才能达到既保障侦查权的充分行使,又能够对侦查权进行必要制约的目的.     

我国侦查权配置现状及其优化路径

侦查权作为国家权力在刑事诉讼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侦查权配置主要由国家政治制度、刑事制度、法律文化等因素所决定,同时也会对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产生影响。我国现行的侦查权配置是以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为主的多元模式。“监察优先”原则奠定了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调（侦查和反腐败斗争中的基础性功能,检察机关的“监督型”侦查权也是其作为宪法确定的法律监督机关职能的体现。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我国侦查权配置存在侦查权限范围界定不合理、侦查权力与侦查能力不匹配以及不同机关之间互涉案件管辖、强制措施适用等方面衔接不顺畅等问题,需要从构建全覆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合理配置侦查权等方面进行优化。     

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比较

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之间的人权观念的差异导致了侦查模式选择上的不同,英美法系国家采用弹劾式的侦查模式和我国采用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审问式的侦查模式虽然各有利弊,但是从人权保障角度来审视,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更具有可取性,因为针对弹劾式的侦查模式来说尽管可能放纵犯罪,但是从控制国家权力的膨胀和滥用,对确实无辜的公民来说,该模式更能保护其合法权利.文章从侦查程序中的保障措施和法律原则等方面进行进一步比较分析.     

我国侦查讯问程序运行的反思与出路

我国的侦查讯问由于在立法理念及价值取向上过于重视惩罚犯罪和追求实体公正,对侦查讯问程序本身价值和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关注不够,现行侦查讯问程序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文章将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入手,反思我国侦查讯问程序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并据此提出完善我国侦查讯问程序的四点建议。     

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制度探讨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制度强调内部监督,而外部监督制约十分薄弱。由于内部监督效果不理想,检察机关在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过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权力虚置和权力滥用现象。我国应当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制约制度,强化当事人、法院和人民监督员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制约。同时,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