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赋中的舜帝意识

屈原赋中屡次出现的对舜帝的叙述,实际上是屈子举贤授能政治理想的光辉写照,是诗人对历史传说人物的行事升华为自我认同之理念、意识的一次心灵洗礼,这种洗礼进一步化成了与自我情感相融合的根深蒂固的情结。     

舜帝形象的文化蕴含与历史影响

舜帝形象历来较为复杂,从逻辑上讲,他至少具有三张面孔：一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二是神话传说中饱含幻想与想象的主人公;三是诸子百家所阐释的文化符号。自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对舜帝形象及舜帝事迹广有阐释．论及影响则以儒家为最。儒家的阐释呈现出以家为核、以孝为先、以和为贵、以礼为绳、以利为归等价值倾向。由于舜的传说广为流传,舜的事迹被反复阐释,舜的故事成了民间故事反文人创作的母题．舜的形象成了众多文学形象的范本,舜的文化性格影响了民族性格的形成,因此,深入推进舜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舜帝--儒家道德理想的人格化身

在儒家心目中 ,舜帝是一个完美的“圣人” ,“修齐治平”在舜帝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舜帝成了儒家道德理想的人格化身。儒家通过这种“圣人”的再造 ,希图为后世塑造一个活生生的践履道德的楷模 ,树立一个可供后人效仿的践履道德之榜样。     

舜之为帝论

在先秦儒家对舜之为帝故事的解读中,蕴涵着对超越人性、人情的极端道德的崇尚,蕴涵着"圣人为王"的理念。儒家"言必称尧舜",目的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其结果却是引发了道德的异化和人格的畸形。     

九嶷山舜陵考释

一、舜葬江南九嶷山不可疑 中华人文初祖黄帝,一生南征北战,东伐西讨,经阪泉、涿鹿两次大规模的惨烈部族战争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同周边部落的方国统一战争之后,终于统一了黄河流域,铸鼎中原,成为众方盟主.同时,一个以黄帝部族、炎帝部族、苗蛮部族、夷黎部族为主体成份的新生民族--中原华夏族亦已融合而成.黄帝面对辽阔的领土和斗心不息的族民,取各部族群体文化之长,推行仁政,强调礼仪教化①.据<韩诗外传>:"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纡,宇内和平",便是真实写照.黄帝的这种仁政礼义思想经其后继嗣者继承和发扬,至西周随着宗法制度的确立,初步形成了"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义"的礼教思想.后又经春秋时期孔子等人的进一步阐发,强调"忠、孝、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准则遂成为中国礼教思想的精髓,并影响着中国社会达数千年之久,至今尚保存着强盛的生命力②.     

舜与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根不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文化,而在于更早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其根本标志物则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几个政治帝王:尧、舜、禹。其中,舜文化体现的就是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而这种浑融一体的国家意识形态,显然不同于后来以君臣父子关系构成的整个国家体系。对于舜文化的研究开拓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局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韶》乐考--并由文献中《韶》乐见舜的治国之道

作为西周六代乐之一,舜时代的<韶>乐不仅以多种称谓被记载得最多,而且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当作思想的最高层面来予以诠释.<韶>乐的核心意义除了彰显禅让制之外,还在于舜能继承尧道,任用贤能,君臣和谐而使天下得到治理,这是<韶>乐能承载很高的赞誉的根本原因.     

朱元璋出生地考辨

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地的争论,主要是凤阳说与盱眙说之争。凤阳说即钟离之东乡说,它不仅以朱元璋的文字记载和口头表述为依据,而且有许多旁证,因而为明清官方编撰的实录、正史和私家撰写的绝大部分史书所采纳。盱眙说出现于朱元璋去世之后,依据的是民间流行的圣瑞传闻,不仅荒诞无稽,而且各种传说彼此9牾,漏洞百出。最近安徽的学者经多方考证与实地考察,认定元末的钟离东乡,在现今的地名为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燃灯社区金桥村,使凤阳说得到了确证。     

先秦两汉舜故事南方版本发展与潇水流域的政治进程——兼论零陵九疑舜陵舜庙的实体化

舜故事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即舜死苍梧,葬于九疑,这是汉代以后对于舜死及葬地的主流说法,也得到后世各王朝的普遍承认.但作为华夏集团的首领,其葬地远在长江珠江分水岭地区,难免令人生疑.分析可知,舜故事的定型文本整体呈现嵌套、混合的双重结构,可能是由北、南两个地方性版本发展而来的.舜葬九疑说是南方版本关于舜葬地的描述.舜故事南方版本在春秋时期因陈楚交往而产生,随着南岭北部边缘潇水流域战国到汉的政治进程而日趋流行,其中秦始皇派10万大军戍守九疑、汉武帝在零陵置郡,都起了关键作用.司马迁撰写《五帝本纪》时选择了九疑说,在文本上对其进一步强化.王莽在九疑山修建舜陵舜庙,最终将之实体化.国家祀典确立,舜葬九疑说遂成历代正统.     

也谈历史教育研究——兼谈一种大历史教育观

李建先生《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相关问题探析》一文高屋建瓴,议论周密,对推进中国古代历史教育 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其中某些论述似乎意有未尽,因就所论略加引中和补充,提出"大历史教育"概念,包括狭 义的历史教育和史学教育两个方面。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应该围绕此两大主题展开。     

中国古代书装史研究述评

中国古代书装史研究成果有近百种,其中最集中的是图书装帧形式,视角较为独特、新颖的,有文化、对现实的影响、装帧与时代的关联等。不足之处主要是学界存在不少重复介绍古书装帧形制的作品,具体内容、理论方法、认知模式、资料整理、研究队伍与结构等亦有待改进之处。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当代中国古代小说流派研究评析

古代小说研究有着漫长而悠久的历史。隶属于古代小说研究系列的小说流派研究,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走过了艰难而曲折的路径。1949—1976年期间小说流派的研究,明显地隶属于小说史的研究,专门关注小说流派的研究几近空白;1977年至今,这一时期学术领域异常活跃,多元化的研究方法蔚然成风,小说史研究空前繁荣,小说流派研究也渐成气候并自成体系。     

尧发祥于长子陶乡考

把尧的出生地、事业的发祥地、元子(即长子)的封地和最后的安葬之地这四项相关的历史记载联系起来,做综合地考察,可以确认,同时具备这四个要素的地方,只能是山西省长子县。尧生于长子县、高平县交界处的丹陵(丹朱岭),他继承炎帝神农氏的事业,农业生产和陶器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因而吸引了周围众多部族,其起点正在长子的陶乡。尧把自己的大儿子封于长子县,是因为那里既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事业的发祥地。在部落联盟逐渐强大的情形下,尧沿着漳河西进,并在唐地立都建国,然后向南、向北,统一了河南、山西北部的大片领地。在晚年他仍然眷恋着陶这个地方,死后就葬在长子成阳附近的潜山(今尧庙山)。而古籍所载的“尧葬于谷林”之说,正是因为这一带有许多关于神农氏播百谷、尝百谷、教民种植百谷的地名。     

关于亚洲传统造纸的发源地问题

作者在对云南6个少数民族手工造纸的调研基础上,对亚洲传统造纸的起源进行了研究.认为亚洲传统造纸有不同的发源地,抄纸法源于中国内地,浇纸法可能源于印巴次大陆,由于中国传统抄纸法造纸曾产生世界性的影响,故中国是造纸技术的发明国度.     

《古代西藏史研究·总论》(续)

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史研究》结合敦煌古藏文史料和吐蕃碑刻,以汉文记载为主,同时参考国外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吐蕃王朝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学术价值较高。文中某些提法,如吐蕃与中国并列等述说,只代表作者的观点,非本刊所赞同。本刊从本期开始将连载邓锐龄先生投寄的译文,以供研究者参考。     

《古代西藏史研究&#183;总论》（三）

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史研究》结合敦煌古藏文史料和吐蕃碑刻,以汉文记载为主,同时参考国外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吐蕃王朝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学术价值较高。文中某些提法,如吐蕃与中国并列等述说,只代表作者的观点,非本刊所赞同。本刊从第2期开始将连载邓锐龄先生投寄的译文,以供研究者参考。     

《古代西藏史研究&#183;总论》

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史研究》结合敦煌古藏文史料和吐蕃碑刻,以汉文记载为主,同时参考国外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吐蕃王朝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学术价值较高。文中某些提法,如吐蕃与中国并列等述说,只代表作者的观点,非本刊所赞同。本刊从本期开始将连载邓锐龄先生投寄的译文,以供研究者参考。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所谓社会史,就是研究特定时期或整个历史时期特定地区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和行为模式,研究上述关系的演进及其所存续的外在环境的交换状态,进而揭示社会发展的内在轨迹。社会史既是专史,又是总体史。就中国古代社会史而言,人际关系、群际关系以及人与群之间的关系是其研究的三个基点,而且三个基点的展开都是遵循着从下而上和自内而外两个视角进行的。古代社会史研究视野中的人与群体,首先是作为自然人而非政治人的人,是社会中的人而非制度与政权中的人,其次才是被追加了种种身份与地位。社会史的研究是由民间群体与民间自然人为起点,有着自己明晰的区界与内涵,以及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