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两个鬼”

“两个鬼”是周作人对自身矛盾性的一种概括 ,亦是人们对他的普遍认识。通过周作人与鲁迅的比较 ,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两个鬼”并不是周作人所独具的特性 ,而是人性的普遍存在。     

民族国家与日常生活的建构——周作人的美论

周作人的美学思想与中国现代美学的民族国家和人生关怀的倾向性相谐和,他对美的论述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为中心,在写给他人的序、跋等作品中强调了文章之美,在杂文等作品中明确提出了“美的生活”,在翻译等作品中又阐释了希腊神话之美。周作人承认美文的两大传统,但对英国源流却不置重,对难懂辩护的背后体现了周作人基于新文学生态的审美构想;周作人明确提出“美的生活”的主张是在《〈语丝〉发刊词》的宣言中,与大哥鲁迅的绝交是他“生活”转向的集中呈现,周作人是在人的意义上为“生活”呼吁;希腊神话之所以美,在周作人看来,可分别从科学、艺术和道德三个角度来理解,对他而言,希腊神话之美不仅是客观属性,更是价值判断。     

胡适、周作人早期文学观比较谈

胡适侧重于从文学自身谈文学革命,周作人则侧重于从社会、政治方面谈文学革命;胡适文学理论源自进化论,周作人源自人道主义理论;胡适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文学研究方法,周作人主张文学研究应“宽容”,否认研究的原则、标准。     

胡适、周作人早期文学观比较谈

胡适侧重于从文学自身谈文学革命,周作人则侧重于从社会、政治方面谈文学革命;胡适文学理论源自进化论,周作人源自人道主义理论;胡适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文学研究方法,周作人主张文学研究应“宽容”,否认研究的原则、标准。     

周作人“言志”论析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以其风格卓异的散文创作而堪称一代大家.他的散文批评理沦亦不遑其后,在现代批评史上也是需要涂上一笔重彩的.他提出“言志”这一传统审美批评范畴,用以衡量中国现代散文,以旧瓶装新酒,在传统意蕴的基础上,赋予其现代的内涵,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周作人的散文审美批评理论的重要透入点.     

信腕信口,自成律度——周作人小品散文印象

一九二一年六月八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美文》(署名“子严”),极力提倡新文学家们写“美文”。周作人所提倡的这种“美文”,按其说法,是指那种“记述性的”、“艺术性的”、长于“叙事与抒情”或者是“两者夹杂”的随笔散记类短文,亦即被称做“小品散文”的文字。 周作人不仅号召“大家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而且身体力行,写出了篇什众多的精粹的“美文”,建树了卓然的风格,影响和带出了一个散文流派,从一     

论周作人的中庸主义(续)

周作人曾一再申言,人类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只在生命之保存与发展。中庸主义作为一种道德原则,无可回避地必须对人类生存、发展应遵循的道德作出自己的回答与解释。二十年代初,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周作人终于就此提出了生活之艺术的口号。照周作人的解释,生活之艺术,即动物生活之崇高化与美化,“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之调和”。“本来生活     

周作人早期歌谣活动及理论

周作人曾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与鲁迅一起被人誉为“周氏兄弟”而声震文坛。作为一个理论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他著述极丰,成就斐然。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周作人同样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日本学者称他是“中国民俗学的先驱者”。这是很中肯的评价.本文拟介绍评价周作人早期(指1928年以前)歌谣活动及其理论主张,这是其民俗学活动和成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郁达夫“病态人格”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

本文认为:“人格病”是郁达夫病态现象的根源。郁达夫是一个病态人格患者,他的文学创作首先鲜明地表现了这种病态人格。在郁达夫研究史上,最早发现并指出病态现象的是周作人。在《沉沦》出版受到封建道学家围攻时,周作人却认为:“《沉沦》是显然属于第二种的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这里,许多研究者仅注目周作人否认“不道德”的后一句话,却未细究他所指出的前一句话”非意识的不端方文学”的内含。周作人用弗洛伊德的性原动说解释了“非意识”,用“猥亵”解释了“不端方”。值得重视的是,他要我们区别“病态”与“常态”的不同,他说:“倘若因追压而蕴积不发,便会变成病的性欲,即所谓色情狂了”,对于“那色情狂的著作”,“我们要辩明他是病的,与平常的文学不同,正如狂人与常人的不同。”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周作人不能够整体地研究郁达夫创作历程的病态人格,加上他在进行文学批评,所以,周作     

周作人散文理论概观

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是一位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作家、理论家。他的同时代人曾评说：“讲到现代中国的散文，周作人先生是第一个不能忘记的人物，我们首先不能不感谢他的提倡的功绩。”①“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是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①确实，作为一种现代文体的倡导者，一个文学流派的公认的领袖，周作人对现代散文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然而纵观肥年来的有关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往往注重肯定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成就而忽视了他的理论建树，这对于周作人研究、对于中国现代散文史的研究，都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     

一条启事、一则报道与一次讲演——新发现有关周作人的三则史料

笔者在阅读民国报刊时,偶然发现与周作人有关的三则史料,即周作人1937年1月5日在北平<世界日报>"明珠"副刊第94期所刊登的一条启事,北平<世界日报>1937年12月16日第4版教育界所刊发的一则有关周作人的报道,天津<每月科学画报>所刊登的周作人1943年在南京模范女子中学的一次讲演.这三则史料不见于周作人个人文集及钟叔河先生编订的<周作人散文全集>,亦不见于有关周作人的传记、年谱及研究文章中,对周作人研究有一定史料价值,故笔者把它们整理并发表出来,期待方家批评指正.     

周作人的文学翻译对我国译学史的贡献

周作人的翻译生涯前后历时60余年，翻译总量巨大，在周作人眼里翻译是他言说方式的一种，而我们也可以透过翻译体察他文学态度、文学趣味的演变。他在“被侮辱被损害”的文学翻译、古希腊文学翻译、日本古典以及近现代文学翻译。等诸方面均有开山之功，对我国文学翻译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作人与“贰臣”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因其出任日伪官职而被斥为汉奸,但并非历史上的"贰臣"形象。对周作人汉奸罪的研究,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国历朝历代的那些"贰臣",以及某些朝代专为"贰臣"而立的"贰臣传"。广义说来,周作人自然有资格进入"贰臣传",但如严格一点,则周作人并非"贰臣"。"贰臣"也好,"附逆"也罢,都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或曰"行为艺术"。每个"贰臣"的出现,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原因和背景,需要作出具体的认定和分析。"贰臣"现象的出现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本朝的昏庸腐败、封建礼教、"大汉族主义"等都有关系。     

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周作人与中国纯诗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对象征主义“纯诗”的译介,是30年代“现代”诗人的中国纯诗运动的重要理论与艺术准备。他1919年所译法国象征诗人果尔蒙的《死叶》,在新文学的象征诗译作中,最早兼顾了生命质感与形式因素的完整性。之后,他不断修正自己早期的平民化艺术观,主张新诗要把现代中国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浮到心头”又“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幽微而深邃”地表述出来。周作人对象征诗艺的兴趣,是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     

“传统”包裹着的“现代”——周作人的“启蒙”文艺批评

周作人的文艺批评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是那么“传统”却又如此“现代”，因而分析周作人1927年以前的文艺批评及批评思想，尝试探求它既“传统”又“现代”的缘由就显得尤其必要。周作人的文艺批评可在较为外在的形式、韵味层面和较为内在的思想内容两个层面上考查。他的文艺批评在文体形式、语言韵味及审美情调上更多地汲取了传统的养分，而在批评的内容和思想上由于对“人”的发掘和关注而更多地体现了其现代特征。此时周作人的基本批评心理和态度是指向社会与人的“启蒙”，而且从启蒙的角度看周作人的观点至今都发人深省。     

周作人三四十年代旧体诗探析

周作人的“打油诗”在其创作中的重要性丝毫也不亚于他的散文写作,它是周作人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人生、艺术转向的伴生物,是步入中年之后的周作人表露个人心迹、抒发人生感喟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些旧体诗为我们窥测这一时期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人生变故的周作人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个窗口,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功利化的文学观的疏离与超越,转向一种将人生艺术化的审美主义;二是以此表达一种“古老的忧惧”．一种置身于乱世的忧患、悲悯意识;三是其附逆后的心迹流露,一种“不辩解”的辩解。     

关于《闲话并耕》

2003年6月,我在“天涯社区”(www.tianyac lub.com)“闲闲书话”版无意中见到一篇帖子,作者是互联网上有名的藏书家“木兆轩主人”。文中谈到他从友人“两暮轩主人”处购得胡逸民著《我的回忆》一书,是“一本香港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私印的小册子”,正文之后附有一篇周作人文章《闲话并耕》的影印手迹。经他查阅现已出版的各种周作人文集并《集外文》等,均未见收入,遂将之略作整理,以飨同好。因我此时正关注周作人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而此文正涉及以许行为代表的农家思想——这与周作人鼓吹的新村理想大有关系,因此如能证实此文确系知堂佚文,对…     

“叛徒”与“隐士”二重人格的生动显现——周作人早期散文概观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最受赞誉,以后由于其“落荒”与变节而又最遭谴责的一名作家。文如其人,周作人的文学创作也便刻印着他人格的两个侧面:一方面留下了他反叛旧社会、旧思想的印迹,一方面也显示着他消极遁世、远离尘世的“隐士”色彩。因而,从周作人走过的文学道路中,特别是从他早期的散文创作中,去考察“叛徒”与“隐士”二重人格的生动显现,应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课题。     

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 你好! 前日马蹄疾同志持赠贵刊三册,其中一九七七年第五期上刊登有他的大作《(鲁迅书信集)系年质疑》,读后感到他治学态度十分严谨。考订鲁迅书信的日期,看来似乎琐细,实际上跟研究鲁迅生平作品关系甚密,稍有疏忽,即易导致其它方面的错误。我同意马蹄疾同志对所举九封鲁迅书信日期的订正,并想对其中致周作人三信日期的考证补充一点旁证材料,并纠正该文的一个说法。一、《鲁迅书信集》中1921年8月3日致周作人信,日期应订正为同年9月3日。该信中有“老三昨已行”一语。“老三”,即周建人,乔峰。查周作人日记,9月3日项下云:“得乔风函云,今日往上海     

周作人《过去的生命》中“人的文学”观的体现

在“五四”文学革命期间,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的重要文学命题,与此同时,周作人还创作了诗集《过去的生命》中的诗歌。《过去的生命》主要体现了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中的三方面重要内容：“人道主义为本”、“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求生意志”和“求胜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