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联动”助推实现基层社会“善治”

如何实现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工作的三者联动,从而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是近年来各地都在不断思考、孜孜以求,但又缺乏整体性安排的重大课题。为了把创新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到城乡社区,促进社会组织激发活力,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发挥社区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的独特功能,浙江省民政厅近日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三社联动”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即浙民基135号文件,就“三社联动”提出了一些颇具引领性和实践性的观点、举措。     

“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新模式

“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是指在社区建设中,建立起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社区居委会指导下,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社工服务站三位一体的社区民主自治体系。“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改进了社区治理方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达到政社合作、依法共治社区的目标,推动社区和谐稳定发展。     

“公益创投”为社会组织“造血”

“今后街道的帮扶救助工作将不再局限于捐款赠物，而是通过培育扶持社会组织成长壮大，发挥它们在社会服务管理中的积极作用，来实现对居民群众的长效化服务。”5月15日，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清波街道召开了社区公益创投新闻发布会，新鲜出炉了公益创投申报指南，正式面向杭州市范围内“招贤纳士”。“资质优良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成为‘政府购买’服务的对象，还能得到技术与管理上的支持。”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鑫坤表示，以整合、优化社会资源的方式来满足群众需求，是健全基层公共服务网络的有效手段。     

政府购买社区托幼“保育照护”服务体系的构建

政府购买社区托幼“保育照护”服务是减轻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加社区托幼服务供给、发挥社会组织活力、提高政府效率的重要举措之一。我国在此方面已经逐渐加以重视，但在向社会组织购买社区托幼“保育照护”服务方面仍很薄弱。这不仅影响了社区托幼服务的供给，也制约了社会组织的功能发挥。文章分析了社区托幼“保育照护”服务和政府对其购买的重要性，以及政府购买社区托幼“保育照护”服务的体系构建包括服务购买者、服务提供者和服务监督者，但政府购买行为也存在政府责任缺失、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善、服务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了优化政府购买该项服务的有效性，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监督机构的共同努力。     

“四位一体”：社区治理的“解放”模式

2012年5月被民政部确认为“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之后,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将开展社区治理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在社区构建了以“枉区党工委、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为基本构架的“四位一体”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推进了“党政力量主导、治理结构合理、居民立体自治、社会资源共聚、服务网络支撑”工作格局的形成,走出了一务“解放”特色的社区治理新路。     

结构性与公共性二元视野下的“三社联动”模式及其完善——以杭州市为例

结构性与公共性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面临的双重困境,由此形成社会治理理论中“社会管理派”和“社会重建派”的二元分野。如何实现由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和基于公民能动的社会自治两者之间的互动衔接也成为社会治理实践的基本内容。社区作为政府纵向科层制管理结构和社会横向开放系统的交点,是社会治理中结构性和公共性张力产生的主要场域,因此,构建有序、自治的社区是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和方式。2013年,杭州市提出“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工作者”三社联动的建设模式,通过“三社联动”架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与“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匹配机制,并以“三社联动”激活公共领域的协商互助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前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启迪。     

基于“制度—生活”互动的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生成机制——以一个群租房事件的业主维权为例

针对城市社区产生的令人困扰的小事,寻找治理机制成为基层政府服务民生及居民自治中常遇的难题。从“依靠制度主体治理”到“自发组织‘别动队’治理”再到“业主与政府的协同治理”,业主维权的自主性不断地发育并获得释放,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社区场域在自上而下“形塑”机制与自下而上“建构”机制的互动过程中,生成了协同治理机制。社区治理创新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制度的层面,应该嵌入到社区治理的场域之中,走进生活主体的实践中,培育和引导生活主体的自主性,在“制度－生活”互动中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协同治理。     

“三社联动”基层政府与小区居民的黏合剂

作为社区治理新模式,推动社区治理组织体系由垂直结构向多元互动的横向网络结构转型、推动参与式治理机制和参与型社会的建设,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三社联动”,在纵向上能将小区居民与基层政府连接起来,起到上下联通的作用;横向上,能将小区居民之间发动起来,促进相融相合,并将社会关怀送到小区。这就是来自湖北省荆门市的笔者对南京“三社联动”进行调研后的感受。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模式探索——基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暴发风险是现代理性极度扩张的产物，可以看作是人类迈向风险社会历程中现代性极度膨胀的副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类对自身风险认知的缺失或严重不足。风险社会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亟须面对的新常态，现代风险的不确定性、整体性、平等性、自反性等特征，要求更多的治理主体协同共治。传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三层结构”仅仅聚焦于国家内部，割裂了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协同配合，已经不能适应现代风险社会的特征。要克服“有组织的不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模式应向“三角结构”转变，逐步改变“政府预防”的传统模式，实现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社区）“协同预防”的三种治理能力联动发力的新型治理模式。     

唱响“南通之治”建设人民满意幸福城市

宜居宜商,是一座城市的境界,安居乐业,是一方百姓的向往。有“据江海之会、扼南北之喉”之称的江苏省南通市,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也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近年来,南通市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通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居民需求为导向,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优化服务体系,促进多方共治,积极构建法治型、服务型、效能型,和谐型、自治型、智慧型“六型”社区治理新模式,纵深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2015年起,南通市在全省率先开展“12345”村民小组自治工作实践,在全市自上而下构建了具有南通特色的“五微三有”微自治模式:崇川区“从‘邻里’到‘邻里+’”为主题成功申报成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通州区“无’‘微’‘不治’的‘微’自治”品牌通过全省现代社区治理实验区结项验收;海门市“四微四新”治理机制、如皋市“1654”小组自治新模式先后荣获“江苏省年度十大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奖。南通市还在不断通过瞄准城市治理的难点、痛点,以基层治理创新为抓手,推动社会有序和谐;以城市治理和社会服务“最强大脑”为目标,全力为经济社会蓬勃发展保驾护航。南通正在全面唱响“南通之治”品牌,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继续走在全国前列作出更大努力。     

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制度困境与制度创新

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热点议题。在探索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过程中,从多中心治理模式到合作治理模式再到公民治理模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话语权增强,行政力量对社区治理的控制程度逐渐减弱,这是社区治理过程中制度选择的帕累托改进。由于社区的异质化和碎片化特点,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制度困境,“名实分离”问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问题严重遏制了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服务能力不足和服务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问题也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受益水平,因此创新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就成为大势所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就是构建社区契约和形成价值理念共同体的过程, 在此期间政府的引导作用不能完全淡出,需要通过“政府购买+ 政社合作”的方式展开社区综合服务,与此同时还要创新机制拓展社区活动空间。社区组织发展的制度创新有利于社会资本建构,社区居民可在非完全信息动态中放大循环累积效应,从而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     

社区如何承载当今的“管理真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进程，我国社会管理的方式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小政府、大社会”将是今后基本的社会管理目标模式和社会组织框架。“政府转变职能”、“企业转变经营方式”，在这两个转变中，政府和企业原来直接承担的部分社会责任出现“管理真空”。于是，遍布全国的“社区”作为一个承载体，被委以重任。但是怎样在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真正使“社区”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和作用呢？     

嵌入式治理:志愿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以衡阳市为例

志愿组织是推动城市社区多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政主导下的社会治理体系中,作为民间社会力量代表的志愿组织,与政府和基层社区的均衡互动关系是其有效、有序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前提。衡阳市志愿组织在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自身的“自主性”和“嵌入性”,向上接力政府、向下沉入社区,实现了志愿组织赋能社区治理,助推更为进取和多元的社区治理网络的形成。     

从线性到循环:社会资本视域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实践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五社联动”机制是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社区社会组织是“五社联动”的主体性要素之一,是实现社区基层有效治理的重要力量。本研究以厦门市DX村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项目为例,借助社会资本理论,梳理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实现组织的循环发展。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分为资本储备、资本形成、资本强化3个阶段,在资本储备阶段进入社区并挖掘地区特色,资本形成阶段以组织内部信任、制度和网络要素的培育带动组织资本的增长,资本强化阶段聚焦于组织的独立反哺,实现资本循环。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重点在于参与带动发展的资本培育理念、多元主体参与的资本构建策略、多维互促的资本形成模式和规范带动运行的资本循环机制。     

让“圈子”把居民拢起来

一位社会学家曾经形象地说过:“在社区一定要能够形成一个以社区居委会为主的较大的‘圈’,这个圈里的成员就是社区的各类民间组织。”在宁波市联南社区,既有为满足社区内某一部分居民的共同需求而成立的“兴趣”组织,如摄影协会、钓鱼协会、书画协会、象棋协会、乒乓协会、养花协会、烹饪协会等,又有为满足社区居民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的共同需求而成立的“表演类”组织,如腰鼓队、秧歌队、时装表演队、戏曲队、合唱队、健身队等;既有配合政府社会事务工作的老年人协会、计生协会、团会、工会、妇联、残联,也有街道同业务主管部门联办的社区…     

社会工作者介入基层社区治理的角色定位分析

在“两化叠加”的基础上即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基础上,政府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都在不断地提升,尤其提出在基层治理中要实现共治,因此各类社区社会组织也在不断兴起,衍生出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在“三社联动”的共同作用下来对社区进行治理,即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工作者,以此来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社区治理工作的平稳运行。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有关政策和实践模式来分析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是什么,发挥角色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以及解决措施。     

三社联动关键在“联”

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三社联劝”的尝试,是社区治理创新的亮点。每当谈及“三社联动”,总会涉及很多方面,可以用“点多面广”来概括。但也正是因为其内涵丰富,有时候它也会被很方便地“套用”在社区治理的任何事上,这使得“三社联动”过于泛化。因此难免让人担心“三社联动”会不会变成新的“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结构转型

针对中国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问题,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基本要义及其社会功能进行了简要概述,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了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结构中的作用。最后得出结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与成长对社区治理结构转型具有战略性意义,政府应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育与成长提供充分的社会空间和资源支撑。     

社区治理视角下的“三社联动”模式探索

从社区治理的角度来看,精细化社会治理的改革意在重构社区治理架构,强化社区参与,以完善的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利益保护机制为切入点。通过对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三社联动”的个案研究不难发现,通过下沉基层社区治理平台,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的联动平台建设。     

社区社会组织对城市弱者的社会支持

社会转型的发生使社会弱者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凸现出来，社区社会组织从产生起就承载着对城市弱者提供社会支持的使命。单位体制的改变等因素使得部分社会管理职能转移到社区，其中包括对社区内社会弱者的救助与服务。社区社会组织对城市弱者提供社会支持的作用越来越大，社区社会组织在帮助社区下岗人员再就业、救助社区残疾人、服务社区老年人、促进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协同政府管理社区“社会弱者”事务及动员公众参与“社会弱者”的支持工作中做了积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