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 日前，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会议指出，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为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一要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二要维护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     

新型城镇化视阈下人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内在动力,是推动城乡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种人的城镇化既要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质的飞跃。城乡建设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快速城市化,城乡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日益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人的城镇化在释放内需、促进制度创新、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

户籍制度改革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重要保障。老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市民化路径,即就地或就近市民化。然而,随着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兴起,原先的就地或就近市民化路径开始遇到更大的挑战。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让农业转移人口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选择去实现市民化,使城镇化逐渐从“数量增加”向“质量提升”转变。     

欠发达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状调查及路径选择研究——基于重庆涪陵的个案分析

通过涪陵的个案分析,发现:西部欠发达地区农业转移人口仍以沿海就业为主,但本土就业、本地就业的比例逐年上升;转移人口返乡流趋势明显,新一代农业转移人口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本土落户、就近落户意愿,但过高的房价、就业困难与不稳定、教育资源不合理及各类入学限制、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随迁父母不愿意舍弃乡土等制约了意愿的达成.基于此,欠发达地区应该统筹推进就地城镇化、就近市民化、产业集群化、农业现代化,化解欠发达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困局.     

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

将农民工市民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进程评价指标体系和计算农民工城市融入工资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基础上,基于2009—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分区域看,农民工市民化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通过加快农业现代化、加快农村现代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等作用渠道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与制度重构——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场域分析

新型城镇化说到底是人的城镇化,即农民工的市民化。就目前国内的发展形势而言,农民工是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还存在着诸多障碍,尤其是制度羁绊,如户籍制度的门槛、就业制度的束缚、社会保障制度缺陷等等,因此,有必要进行制度创新,加速农民工的市民化,从而实现新型城镇化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2017）,从身份市民化、权利市民化、行为意识市民化三个维度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熵权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总体水平偏低,其中权利市民化的测度值明显高于身份市民化和行为意识市民化的测度值;②各省市民化水平存在差异,相对来说越发达地区的市民化水平越高。基于实证结果,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落户、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融入能力、因地制宜推进市民化、加大公共服务均等化力度、重视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交文化和心理健康问题等建议以加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城镇非正规就业的社会效应分析

非正规就业是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的主要形式。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扩大了城镇就业规模,平衡了就业结构,也满足了农民工个性化的就业需求,符合农民工总体文化程度偏低和职业技能缺乏的特点。但是,非正规就业的非规范性,增加了农民工维权的难度,也不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符合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对农民工城镇非正规就业,要通过适当的规制和合理的引导,促进非正规就业逐步朝正规就业转化。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与路径研究

通过对河南省农民工经济生活、受教育状况、权益保障、政治参与等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情况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市民化程度较低,农民工个人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急需进一步提升和培养,当前的制度设计仍然存在严重缺陷,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应当实行分层分类的差别化战略、分类型实行差别化的推进战略、积极引导农业人口有序转移的总体思路;指出增强就业服务、实行制度创新、加强教育提升、加大社会融合等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     

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主观阶层认同、阶层流动感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主观阶层认同感高的农业转移人口,其市民化水平较高;阶层的上向流动,能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家庭阶层、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分别在主观阶层认同对市民化水平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老一代、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对其市民化水平影响更大,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有更大的市民化发展潜力。据此,应为农业转移人口搭建多元化社交平台,畅通阶层的上向流动,尤其关注老一代和女性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阶层定位;中部地区可探索户籍准入同城化,鼓励就近市民化,西部地区应重点维护农业转移人口的阶层地位,以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市民化协调发展,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     

信息甄别、户改设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序推进,需要通过机制设计引导其合理流动。借用合同理论对差别化户籍制度改革方案设计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其具有对异质性农业转移人口个体进行甄别、筛选的功能。差别化户改政策作为实现有序市民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以扭曲低市民化意愿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为代价。以差别化落户政策和居住证制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二维路径"有可能形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二元分割。     

贸易开放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经验及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城镇化进程,贸易开放的时空差别也造成了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贸易开放主要通过促进城镇非国有工业部门的扩张、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产业和人口集聚来推动城镇化进程。当前,城镇化已成为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心所在。为了更为充分地发挥贸易开放推进城镇化的作用,中国应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继续提高贸易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发挥"一带一路"战略重塑贸易空间和城镇空间格局的作用;坚持深化所有制改革,支持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镇的外向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积极有序地引导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等。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的双重路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进城农民与居村农民是农民市民化的两大主体.农民市民化是进城农民与居村农民享有公共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变迁的过程,最终目的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与此相适应,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应包括两条相对应的路径:一是"城市异地"转移路径,即通过发展大中小城市吸纳更多的农民工、城郊失地农民,实现部分农民异地市民化;二是"农村就地"转移路径,即通过发展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吸引更多的居村农民向特定地区聚集,实现部分农民就地市民化。     

我国户籍改革如何有效推进

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农民工市民化取向:放松城镇落户还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放宽城镇落户和促进公共服务均等的立意都是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但放宽城镇入户的措施并不触动现行户籍制度的核心——户籍身份与公共福利的联系,不但农民工市民化的目标难以实现,户籍(福利)制度改革大方向也将受到干扰。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按照权利推进的市民化,从权利平等和迁移自由的意义上来实现完全的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消除城乡户籍的巨大差别,农村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会更加理性和有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需要其他改革措施密切配合,改变由于僵化的户籍制度而产生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打破人口自由流动的壁垒,实行合理的户籍制度改革至关重要,这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步伐。     

领导干部“城镇化发展”观点调查——基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厅局级学员的问卷分析

本文基于对中国浦东干部学院449份厅局级学员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显示,目前大多数厅局级干部认为,与经济发展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仍然偏低,促进城镇化水平提高的主要措施是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与城市市民同等的社保、医疗和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大多认为中国城镇化目前应该走"就地非农化"和中小城市快速发展的道路。文章提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是一个逐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放开城镇和小城市户籍管制以及附加之上的社会保障既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途径,也是弥补我国城镇规模结构所存不足的良方。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境遇和出路

依据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现状,分析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市民化为其提供的良好机遇以及所面临的二元体制、产业结构、职业技能和文化素质等方面的挑战。地方政府应从探索和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以应对二元体制;创新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多元复合转移模式;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制定多层次人才发展战略;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培养和人关怀等方面探寻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出路。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逻辑、困境及政策变革—基于家庭的视角

中国要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其关键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语境中,通过话语分析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逻辑意蕴是推动其家庭的城镇化。然而,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正面临着家庭界面缺失、家庭成员离散以及家庭功能失衡等现实的困境。因此,基于家庭的视角,文章提出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变革的总体思路以及相应的实践策略。     

"新户改"背景下稳定居留的农业转移人口为何不愿落户城市 ——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

在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分析框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长三角地区稳定居留农业转移人口的进城落户意愿进行探究,重点从理性行为原则和相对剥夺假说视角分析农业转移人口不愿落户的缘由。研究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总体的落户意愿并不强烈,其中异地城镇化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相对较强;迁出地农村户籍含金量对落户意愿的总体效应为负,在农村拥有宅基地、农村所在城市行政等级较高都会对落户意愿产生负面影响;迁入地城市户籍含金量总体效应为正,子女教育、医疗保险、住房等核心城市资源的获取情况,及迁入地城市的行政等级均是促成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重要因素;农业转移人口在迁入地的城市身份认同感对落户意愿具有正面效应,而相对剥夺感则存在直接的负面效应。鉴于此,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落户工作及市民化进程中,既要着眼于当前如何有效破解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的制度性障碍,依法维护和保障进城落户群体的既有权益,更要从长远发展和生存保障的角度,不断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社会地位和市民化能力。     

农民工市民化的家庭消费效应研究：来自中国的证据

使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以家庭为基本研究单位,通过把城镇常住人口家庭划分为普通城市居民家庭、农民工市民化家庭和农民工家庭,以避免直接用农民工家庭与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差量衡量农民工市民化消费效应的估计偏误,试图更加准确地估计农民工市民化的家庭消费效应并检验社会保障的作用。研究表明：农民工市民化能够显著提高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并且农民工市民化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比普通城市居民家庭高;农民工市民化还能降低家庭生存型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逐步改善消费结构;并且农民工市民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是一次性的,它通过：农民工市民化—家庭消费改善和教育水平与就业能力提高—总收入增加—家庭消费进一步提升,持续地推动家庭消费的增加,按现有速度测算,如果将我国1亿农民工家庭全部市民化,每年至少新增国内消费约5万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