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儒家，最后的觉悟——国家构建视野中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目前学界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史的研究或对乡村建设运动本身就事论事的研究层次，本力图把梁的乡村建设思想放在近代中国国家构建与社会转型的宏大背景中，侧重从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理论的视角对其展开讨论。首先详细分析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主要代表作《乡村建设大意》，进而突出梁漱溟乡村建设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两项即“农民自觉”与“乡村组织”。在引入国家构建理论之后．本认为星火燎原式的“乡村组织”意在化育独立成熟而拥有自身公共空间的中国社会．而由知识分子引发的“农民自觉”便于提供一种足资构建现代国家利用的化形态，这亦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精义所在；并在末试图指出梁乡村建设思想的现实意义。     

试论民国时期浙江省乡村基层警察之补助组织

民国时期国家为了强化对基层的控制与管理,陆续将现代的警察体系引入到乡村基层,以图改革中国传统的乡村治安体系。然限于警力缺乏等因素,这就导致了民国时期基层警察体系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便是存在名目繁多的警察之补助组织,这种状况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了国家向基层政治的渗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国时期国家对基层控制之薄弱。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建设路径

乡村振兴是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战略部署。从分析乡贤文化和乡村治理关系变迁入手,阐述了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即有助于重塑乡村治理主体、营造文明乡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引导资金技术回流。在分析新时代乡贤文化建设的实践样态和误区的基础上,提出了乡贤文化的建设路径,即明确乡贤群体的身份界定归类、构建多元协作的乡村治理主体、建立人本亲善的配套保障机制。     

“任务型乡贤”与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之中,地方政府面临着治理任务加重与治理主体缺失的双重难题,H县打造了以“任务型乡贤”为主体的“321治理模式”,吸纳农村党员、人大代表以及中心户长多元主体参与到国家任务的完成过程之中,并采用精细化、网格化、任务化以及平台化的运作机制与技术治理策略,实现了对于农村精英的整合与再造。不同于传统乡贤与新乡贤,“任务型乡贤”的运作是一种半正式化的吸纳性治理模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之中不仅有助于上级治理任务的完成,而且还从某种程度上激活了乡村社会中的村民自治,提高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这种将先进治理方法技术与传统治理经验相结合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促进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结合,有助于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现阶段国家政权对乡村权力释放的解读——兼论乡村地权

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一段时期内我国国家政权对乡村权力释放政策的解读,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改革开放后,乡村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对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乡村经济权威能人的产生和迅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二是国家基于统治者租金最大化时受到代理问题及度量成本问题等的限制而寻求一定的代理人管理乡村社会,与乡村社会出现的经济能人自身强烈的政权欲望相迎合,使国家毫无成本地寻求到乡村治理代理人.由于国家乡村治理的代理人效用函数与统治者并非完全一致,现阶段国家对乡村权力的释放能否达到理想的效果,有待进一步研究.     

新乡贤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吗？——基于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治村的比较分析

乡贤治村,既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时期乡村治理历史演进的缩影,又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和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通过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多维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在治村的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治村背景方面,传统乡贤以“双轨政治”为时代背景,而“协同共治”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突出特点;在择取条件方面,传统乡贤功名与贤德共重,现代社会的新乡贤则弱化功名,更加注重贤德以及治村能力;在组织基础方面,传统乡贤主要依靠传统乡村社会中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进行乡村治理,新乡贤则主要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参事议事机构参与乡村治理;在角色定位方面,传统乡贤是封建社会乡村治理的“主导者”,新乡贤则是现代社会乡村治理的“协同者”;在治村功能方面,传统乡贤衔接国家与乡村社会,并争取乡村社会处于无讼状态,新乡贤则以引领乡风文明作为首要功能;在治村方式方面,传统乡贤以礼治为本,形成“礼治秩序”,新乡贤坚持德治为先,并积极嵌入村民自治和乡村法治。因此,新乡贤对比传统乡贤在多个结构要素上发生了质的变化,绝不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促进治理有效大有可为。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乡村治理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曾以地方自治为名,力图通过国家权力对农村进行大规模改造,在农村建立严密的权力网络,稳固统治秩序.在此过程中国家对农村的干预能力大为增强,国家与农村关系空前密切.南京政府的乡村治理以失败告终,从中可以看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乡村关系重组的问题上,国家在农村建立有效的控制体系时必须伴之以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政策,加强对乡村权力运行的监控,培育农村的自治能力,如此方能实现国家与乡村的协调发展.     

走向细化：宋代的乡村组织与乡村治理

随着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和中央集权的强化,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力度逐渐增强,人地关联管理走向精细化,原来适合分散型社会的大幅员乡里制不再为国家所需,必然让位于适合整体性社会的幅员更小的乡村组织,都保制于是应运而生。在人地关联管理走向精细化的过程中,保甲、经界、地图三合一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从乡里到都保,从乡官到乡役,在收乡权于政府的同时,新的更多体现国家意志的乡村权威体制取代了传统的乡村权威体制。宋代乡村社会缺乏门阀、乡绅一类明显的支配阶层,这种独特的时代环境为国家力量深入乡村社会、改变乡村社会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这也导致宋代国家对于乡村的权威,既超越汉唐,亦为后来的元明清所不及。     

乡村治理危机与乡村权力批判

新世纪乡土小说关注现代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严峻现实,直面乡村治理危机,批判作为危机之源的乡村权力。揭示与批判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不断膨胀的乡村权力崇拜意识;二是家族、资本和黑恶势力影响下的乡村权力建构的非正当性;三是丧失“人民性”的乡村权力给乡村造成的破坏与伤害;四是肯定农民们作为弱者所采取的多种反抗形式的正当性。新世纪乡土小说由此表露出对乡村权力建构非正当性的深切忧虑。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原乡贤文化的传承发展探究

中原乡贤文化是植根于中原乡土社会而形成的文化形态,它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文化力量。摒弃中原乡贤文化的时代局限和阶级立场,传承并发展其优秀成分,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迫切需要。因此,要直面中原乡贤文化传承中所面临的时代境遇,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和系统阐发中原乡贤文化的优秀资源,培育适应中原乡村发展的新乡贤队伍,从而为乡村治理提供人才保障。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空间变迁及乡村治理变革

乡村振兴强调乡村治理的"治理有效"。传统乡村治理具有简约治理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对乡村控制不断加强,但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和农业税减免,乡村治理显现悬浮化特征。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进程加速,导致农村空间快速变迁,呈现出空间重组和空间改造的两种不同程度空间变迁方式,形成空间形态差异化的乡村治理。基于空间社会学理论,建构"空间形态—权力结构—联结关系"分析框架,空间重组的治理主体权威重新型塑,治理联结关系通过公共空间再造得以深化;空间改造的治理主体权力不断规范,网络空间的运用加强了治理联结关系。农村空间变迁促使因地制宜建立微治理机制,强化网格化管理,吸纳村庄精英参与治理,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世纪90年代乡村小说中的权力书写

20世纪90年代乡村小说通过对乡村中存在的权力事实和权力运作的书写,揭示了权力文化泛化的深层原因,以及权力与金钱融合、基层权力斗争在乡村现代化过程中所造成的社会公正的缺失,并由此确认了启蒙立场的必要性.     

法治乡村建设中“小微权力”运行的结构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事业发展的同时,农村自治组织支配的资源大幅增长,村干部权力也随之扩张,村干部权力虽“小”“微”却渗透广泛。农村小微权力行使单位对信息的垄断,逐渐演化出隐蔽决策并加剧权力失范风险。规范小微权力运行,须在法治乡村框架内重塑权利保障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以应对自治单元内部和外部因素介入村务后衍生的复杂问题。村务信息的顺畅沟通有助于明晰村务权力的边界和程序,有利于提升村民行使自治权利参与村治的积极性,进而破除村民“不在场”的自治怪象。村民的有效参与促使村治不再是村干部的单向管理,而是在“权利-权力”“权力-权力”的结构优化调整中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国外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建设的经验及借鉴

权力文化网络是乡村社会的一种内生性的政治文化力量,它是维护整个乡村地区稳定与发展、防止外来侵袭以及保护文化传统与权威的隐含力量。现代化进程中,东西方国家均依托其原生文化理路,构建出各具特色的乡村权力文化网络模式,作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具象场域。总结和借鉴各国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发展经验,有助于拓展我国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和建设的视野,促进乡村社会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幸福宏图的早日实现。     

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与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基于黔东Y自治县乡贤参事会建设为例

传统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着村组组织的效力式微、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及农民的低组织化状态等诸多困境,阻碍着民族地区乡村自我整合和有效治理。黔东Y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通过充分挖掘当地治理资源,成功探索建设了乡贤参事会这一重要农民组织载体。依据文化基因、制度基础、利益理性和精英再造等方面对乡贤会的运行逻辑分析显示,其具有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振兴、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优化村级治理体系和实现村级民主治理等多重价值,这种探索对于实现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化,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而要提高民族地区农民组织化水平,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明确角色定位,在提升农村组织化的内生动力方面进行路径完善。     

论乡村社会自治权力区域效力的绝对性

在乡村社会中,乡村自治权力的行使实质上是以民主的形式,在特定区域内以秩序和功利为指导原则,实行多数人的统治。它的构成及其运行方式所引起的一系列类似“姑娘户”一样的现实问题,除了源于固有的社会传统外,还基于其内在的法律特性———自治权力的区域效力绝对性。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从社会法学的视角剖析这一特性及其成因,既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又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只有寻求自治权力控权理论的突破和创新,才能更好地指导自治权力的实践活动。     

乡村治理权力结构对扶贫的影响

扶贫工作中宏观的制度上的问题已经被广泛关注,但对微观的权力与结构性问题关注较少,然而,许多问题往往出在最后一公里。扶贫成效与乡村治理状况紧密相关。乡村治理呈现出一种共谋与垄断性的权力结构,乡镇政府与村干部之间存在共谋,两者都具有扶贫资源的分配权,其越轨行为会给扶贫工作造成各种偏差,如识别不准、资源跑漏、扶贫效果不好等。普通村民尤其是贫困群体常常被排斥在扶贫决策过程之外,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这既不利于干群间建立信任,也不利于贫困群体发挥主动性和主体性作用,会极大地影响扶贫效果。因此应提高贫困群体的参与度和发言权,以制度创新改善乡村治理权力结构。     

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

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治理状况有所好转,但仍面临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能有效回应广大农民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乡村党政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威依然不足、乡村社区内部自治性公共事务缺乏组织依托、部分利益冲突不能及时有效解决等现实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为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并发挥作用提供了契机。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主要有三种作用机制,即合作-服务机制,合作-信任机制,合作-协商机制。建立健全这三种作用机制,对于重构乡村治理结构、再造乡村共同体、激活乡村民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晚清乡村绅权及其运作

晚清以降，咸同军兴，乡村秩序岌岌可危。持续衰弱的国家权力有赖于社会力量以共渡难关。由来已久的绅权因其强大的管道实体功能而成为一种有益选择，即对上作为管道以代行公权职能，维持乡村稳定；对下作为实体以聚合民众，主导乡村自治。从发生论角度，晚清学额制度改革造就了规模庞大的乡绅阶层，而学额增加则进一步激发了乡村读书人的入仕信心。他们将理学和经世学结合，使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而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乡绅价值一经得到有效释放便在最大限度内缓和了清廷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当然，绅权主体嬗变也带来了绅权外延的积极扩张。这种扩张的标志性事件表现为绅权外溢到由国家权力所垄断的军事与财政领域。在军事权之授予上，乡绅因获得上下信任，进而在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政权之获得上，政局震荡所引起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必须依赖地方经济支持，而乡绅在动员乡村抵抗太平军的过程中获得了法定筹饷权。作为一种制度对价，乡绅在19世纪中期协助清政府渡过危难之际获得了之前三百年间不可想象的权能。有了军事与财政特权，乡绅便可以通过公局治乡和团练维稳，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效用。虽然在法律时效上，晚清乡村绅权早已隐入尘烟，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