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体性事件看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

近年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有增无减.群体性事件本身往往并不是好事,但透过这些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到我国公民参与意识的提高和对自身权利的争取,也折射出目前我国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中存在的某些体制性的制约因素和问题.必须正视公民参与中的这些障碍性因素的存在,积极寻找克服和解决之道,这既可以加快我国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步伐,也可以防止和减少群体事件的发生.     

论公民参与视角下我国公共决策机制的完善

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民主的体现,是公共决策机制的基石.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价值既有理论支撑亦有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公共决策机制表现了公民参与主体、信息、程度、机制、积极性等5个方面的缺失,影响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因此,需要不断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决策互动机制、社情民意反映机制、公民参与表达机制、参与型文化建设机制,从公民参与的视角对我国的公共决策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     

回应公民参与:政治学视角下地方政府决策合法性探究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其施行于社会的决策,必须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而公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是政府决策合法性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政府应由“单向为民决策”向“官民互动决策”模式转型.为构建回应型政府决策,需要破除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公民参与的防范和拒斥心理,破除公民参与制度和渠道供给不足的障碍,以及破除公民参与的非理性行为.     

政府决策与公民政治参与互动机制探析

追求"善治"的实质就是公共生活领域由政府与公民进行合作治理.民主政治要求政府决策必须广泛而深入地吸纳公民政治参与,并让公民的政治参与贯彻到政府决策的全过程.为此,建立和完善政府决策与公民政治参与的互动机制势在必行.     

政府决策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代议制民主的缺陷,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深化,也是公民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渠道,同时有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决策的顺利执行.公民参与政府决策需要具备的前提条件是,要有能够掌控全局又有民主追求的政府、合格的公民以及二者的良性互动.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有多种,可以分为由政府发起的参与和由公民发起的参与两类.政府在吸引公民参与决策时应注意避免无序参与、参与者的代表性以及民主与效率的关系等问题.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路径探析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是公民个体或社会组织(团体)影响公共决策所采取的行动,目的是要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以达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合理化.事实上的分配不公、公共选择理论所谓的政府失效现象反映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必要性.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等思想,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政策依据.     

公民参与和当下中国的治道变革

在公民参与的制度环境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公民参与的主体类型也在发生着变化.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状况就决定了,公民参与的主体不但有参加选举政治的公民个体,更多的是无组织的"群体"(大学生、弱势群体以及网民)以及为实现特定利益而结成的"团体".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主体特征是由制度环境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政治行为方式决定的,可以分为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公民参与,这些参与方式决定了中国的公民参与既有影响政府的活动,也有为了直接维护参与者自身权益的活动,而有的政治性活动只是为了泄愤.根据公民参与所要实现的目的,公民参与的主体可以划分为"理想型公民参与主体"、"利益型公民参与主体"和"泄愤型公民参与主体".参与的形式有制度性参与与非制度参与.公民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决策、政策转型与制度创新,并推进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向前发展.     

回应公民参与:政治学视角下地方政府决策合法性探究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其施行于社会的决策必须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而公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是政府决策合法性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政府应由"单向为民决策"向"官民互动决策"模式转型。构建回应型政府决策需要消除一些与公民参与要求不相适应的障碍:一是破除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公民参与的防范与拒斥心理;二是解决公民参与制度和渠道供给不足的问题;三是消解公民参与的非理性行为。     

意义与限度——华南虎照片事件的公民社会视角

华南虎照片事件,是公民社会自发监督公权、限制公权滥用的标志性事件.它体现出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表现在积极公民的显现、公民理性水平的提高、新的政治参与平台的形成以及公民社会力量的增强四个方面.同时,事件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不足,表现在公民社会与中央政府的互动机制缺乏、公民社会的总体性弱势及民间组织的缺位三个方面.中央政府应从战略高度,与公民社会建立及时、有效而适度的回应机制,实现公民社会发展和党的执政基础巩固的双赢.     

论我国转型时期行政决策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行政决策是民主的程序化要求 ,也是行政决策成效的保障。我国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加剧了矛盾与冲突 ,更需要建立和完善行政决策中公民参与的运行机制。本文基于对这一时期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现状分析 ,从四个方面提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行政决策的公民参与机制的对策。     

必须改善农民在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农民增收难问题的行为经济学模型分析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解决不仅有利于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对我国经济的全面、快速、稳定发展,乃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借助行为经济学模型分析,在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体系中,农民处在只能被动接受分配结果而不能参与分配决策的弱势地位,这是我国农民增收难问题的根源所在.因而,改善农民在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让农民平等地参与决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协商民主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功能

精英决策体制中协商民主的不充分是导致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呈高发、频发、规模化、暴力性特征的重要原因.协商民主政策范式具有预防群体性事件和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防止其向着规模化、暴力性、与政府对抗的方向发展的功能.目前,以尊重公民参与权,以“权利中心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协商民主政策范式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尚未取得主导地位,需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制度建设、加大问责力度、提升公民参与能力来促进协商民主政策范式的建立,从而达到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目的.     

商议民主视野下的新媒体事件

参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新媒体事件,不仅是普通民众的自我赋权,也是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渠道,在这种集体情绪的公共表达方式中,参与讨论的网民也完成了阶层身份的确认以及群落化的过程.但是,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新媒体事件造成了异质群体的交流"壁垒",从而形成了网络舆论暴力,这种违背商议民主精神的新媒体事件或许将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主要障碍.     

审议民主与公民意识

为了改善目前的代议民主流于程序性民主、弱民主的流弊,一种强调公民直接参与公共决策的审议民主理论,成为近20年来政治发展的显学,值得吾人重视.这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丹麦首先发展出来的新兴民主决策模式,逐步地在丹麦、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进行实验,从实验的经验中显示,它能让公民自由、平等地参与公共决策,并能有效提升公民的公共参与决策的质量,因而相继扩及亚洲的日本、南韩、台湾等地.基于此,本文的重点在讨论审议民主的意涵、优点及限制,并探讨其与公民意识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发现,审议民主能够强化公民的参与感,增进公民认同,培养公民德行,参与公民无论在公民认知、公民态度、公民参与各方面均有实质进步.换言之,经由审议民主的公民参与模式能够激励公民意识的整体表现.     

公民参与与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以浙江省温岭市民主恳谈会为例

探寻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有效途径和方式,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关键所在.约翰·克莱顿·托马斯提出的"公民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型"为我们研究我国地方公共决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参考.本文选取温岭市民主恳谈会的两个个案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托马斯模型,探讨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有效参与的相关问题.     

“中国式”邻避运动影响因素探析

邻避运动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衍生品,同时也是公民环境意识和权利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近年来在我国频繁发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国已经进入＂邻避时代＂。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邻避运动的发生是诸多影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而不同影响因素作用的显著性存在很大差异,以上海松江垃圾场焚烧场事件为例,风险认知因素、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补偿因素为显著影响因素,而教育程度、社区组织化程度、社会压力、政府决策模式、公平性均为非显著性影响因素。相应地,从政府管理角度来讲,要规避邻避运动,必须在环境影响评估制度中引入公民参与机制,建立倡议联盟的决策模式,培养公民参与决策的意识,同时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监管职能,消除民众的风险顾虑。     

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理论基础探析

当前,公民参与环境决策面临着参与意识不强、参与渠道不足、制度化程度低等不少困境,说明人们对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意义和价值缺乏深刻的理解。其重要原因在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系统,没有充分挖掘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理论基础,缺乏从理论上论证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该文从哲学、法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角度对公民参与环境决策的理论基础作了初步探讨,认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论、环境权理论、参与式民主理论、公民治理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公民参与环境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基于善治视角下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

善治是良好的治理,是国家和公民间的最佳状态;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网络平台影响和推动政府决策过程的活动,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形式。两者作为我国政治研究和政治建设中方兴未艾的课题和实践,因与民主政治息息相关,所以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内在联系。善治视角下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具有正面和负面双重效应。我们应该从政府与公民两方面着手,为发挥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正面效应,实现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有效性和有序性的统一,搭建起政府与社会公众网络合作共治的互动平台,最终实现政府善治而努力。     

公民会议:协商民主的一种制度设计

公民会议是落实协商民主理念最基本的一种制度设计.在平等、公开、透明和尊重的原则下,依照严格的程序,公民会议为不同观点的沟通和辩论提供了一个对话性的公共论坛.通过公民会议的参与,普通公民不但会加深对公共政策的理解和认知,也会提升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和能力,并有助于提高决策的合法性.作为一种有效的公民参与形式,公民会议对我国扩大公共参与、拓宽民意渠道和完善民主决策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公民参与策略异化的倾向及预防

公民参与策略是公民参与的一个重要维度,而中西方学者对公民参与策略的论述有较大的差别.我国公民参与策略中具体参与项目议题与公民参与目的研究不足,而实践中的公民参与策略存在某些异化的倾向."强党内约束、弱法律限制"的制度安排特征、行政实践中的非民主习惯是导致当前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策略异化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必须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策略形成中的科学性;强化保障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的法制建设,培养有益的民主参与习惯,以预防及纠正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策略异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