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多重角色折射的清末新疆治理图景

清乾隆年间在新疆局部设乡约以协助官方治理基层社会,清末新疆设省后建制划一,将伯克裁改为乡约以期沟通官民。吐鲁番厅汉回乡约以多重身份参与司法活动,查验案情、调纷止争、出保具结以促进社会安定,但乡约因权责利不相符而使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缺乏稳定性及可靠性。清末吐鲁番厅乡约在司法活动中的多重角色及其参与词讼之裁断方式表明,新疆建省后努力在制度文教方面与中央王朝趋同,但限于自身社会文化环境与中原的差异性及清廷衰微之势,新疆制度革新之路实属艰难。实践表明新疆基层社会治理不能倚赖乡约而需大力推行文教以改善软环境,且边疆稳定仰赖中央的强盛。     

论明清乡约属性与职能的变迁

明清两代政府都致力于中央集权体制的建设,并力图把社会基层的管理也纳入到整个政治管理体系中。乡约本是宋代士大夫倡导的加强基层社会道德建设的民间组织形式,到明代朱元璋所创设的老人制度敝坏之后,乡约又获重新提倡。清朝政府继续推行乡约,并赋予乡约更多的权力和义务。在乡约的发展过程中,民间性是一贯的,但与官府的关系呈现出日益密切的倾向。乡约的职能主要是思想道德的教化,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乃至不同乡约的具体职能有所差异,职能的变化可以映现基层社会的运行状况。     

清代北方推广乡约的社会原因探析

清代北方乡约的推广过程实际是一个乡约行政组织化的过程.清代北方内地汉族乡约的普及是以里甲制度走向没落和保甲稽查多无实效为背景的,西北少数民族乡约的推广是为了用乡约改造当地传统的基层社会组织,而东北乡约的推广则是为了解决东北长期封禁造成的官治薄弱问题.尽管北方不同区域推行乡约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其前提和基础都是乡约的行政组织化,这说明清代国家权力的下移和官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     

论明代国家权力与乡约的调适和融通——以黄佐《泰泉乡礼》为中心

明政权建立后,国家的提倡和支持不仅为乡约的推广和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而且也使乡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嘉靖年间,广东士人黄佐所作的《泰泉乡礼》将乡约与国家权力做了适当的调适和融通之后,建构起了一个以乡约为中心,包括乡校、社仓、乡社和保甲在内的立体型乡治体系,从而将基层社会中的政事、教事、养事、祀事和戎事等生活事务串联起来,逐步实现了乡约在其性质、功能、组织以及制度等方面的时代性转变。黄佐乡约理念的践行为明代和后世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做了积极的贡献。     

清代巴县的乡保客长与地方秩序——以巴县档案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使用"第三领域"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清代基层社会秩序建构问题。这里,我们以清代巴县档案为依据,探讨巴县乡约、保长、客长等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实际状况,解释巴县的乡约、保长、客长制度与清代乡约、保甲制度之间的联系,分析这些人对基层社会秩序的作用、功能及其局限性。     

从王阳明与海瑞赣南施政看明代基层社会治理

王阳明与海瑞都曾在南赣主政一方，以其所面临之实际问题展开社会治理。王阳明抚赣，首重思想道德教化，立社学、建书院、联讲会、举乡约，剿抚并用、刚柔并济，建立起以保甲和乡约为一体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海瑞在兴国的施政，重视改善民生，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地方机构，重整里老人制度，完善基层社会组织。从王阳明与海瑞的赣南施政，可以窥见明代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路径，展现出王朝国家治理地方的基本面貌。其治理经验，可为当今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     

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

在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过程中,绅衿富民垄断乡约首事选举的状况逐渐被打破,但绅衿富民仍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乡约.为了避免出现绅衿富民把持乡约的局面,官府又限制绅衿富民对乡约事务的干预,以便维持乡村政治生态的平衡.这说明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受官府的影响很大,也说明清代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得到了加强.     

"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研究中经常将“乡约”与“乡规民约”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事实上,“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乡约”是乡村社会中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其历史发展也遵循着不同的路径。将“乡约”等同于“乡规民约”的研究方法既违背了历史事实,也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现象。     

《南赣乡约》社会治理思想的得与失

王阳明《南赣乡约》一文设计了乡约这个基层自治组织形式.王阳明以他对基层社会的深刻了解,对乡村社会不同层次、不同情况的人规定了不同的礼法责任,对乡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弊病进行了针对性的诊治,并将主要责任落实到约长等士绅阶层身上,使这些社会弊病能够得到有效地解决.同时,王阳明还设计了一个合理而简单易行的基层社会自治程序,这是王阳明《南赣乡约》的价值所在.但是,《南赣乡约》也有一个重大的失误,就是极大地挤压了普通民众的自由空间,为恶势力的扩张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这同样不利于乡村社会的治理.     

乡约对新农村的整合意义

乡约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自治组织,是传统乡村社会整合的主要力量之一。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益衰落的乡村,一些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发动了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在乡村社会重建乡约整合。通过分析传统乡村社会和现代乡村建设中的乡约整合机制,指出乡约整合是以“礼”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整合。探讨了这一文化整合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以及如何创造性的改造传统乡约,使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整合作用。     

明代哈密察合台后王统治世系考

哈密在明代西北地区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研究这一时期哈密的历史 ,首先要理清其统治世系。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仍然存在缺憾。本文以《明实录》等史料为主要依据 ,确认把塔木儿和奄克孛剌在哈密的实际统治地位 ,并对哈密统治者的在位时间重新进行了订正、后王时期哈密的统治阶层进行了初步探讨     

清末民初哈密人精神生活的日常呈现

文章以9世回王沙木胡索特袭王位至其逝世（1882--1930）这一时期为阶段,依据史料对哈密人的婚姻家庭、丧葬吊祭、节日庆贺、谚语方言四个方面进行梳理,以凸显其别样的精神生活,为我们考量现今新疆社会生活起到借鉴作用。     

先秦俗赋探微

先秦时期以师旷为代表的矇瞍,以淳于髡为代表的俳优,皆使用韵语讲述古史、故事或笑话,娱乐君主,伺机讽谏,他们创作了我国最早的俗赋作品——先秦韵诵俗赋。这些韵诵俗赋被经史诸子吸收,使行文摇曳生姿,趣味横生;而荀子、宋玉则将这些韵诵俗赋衍为长篇,提升其思想内涵,并且题以"赋"名,成为中国赋体文学的开山祖师。     

李白宗亲的丝路情结

本文主要探讨李白远祖西汉李广、李陵，北周李贤，隋朝李穆．．．．．．以及李白父祖辈在丝路沿线临洮、天水、固原、临夏、乐都、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哈密．．．．．．各个大小城镇的活动。     

论知识分子在义和团运动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义和团运动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它对中国传统文化震动非常巨大。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尊王法祖、重文轻武等观念,全面提出怀疑、批判,从而促成了20世纪第一次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这次运动对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的历史,具有深远的影响。     

试论英国的封建王权及其制约因素

中世纪的英国封建王权,不仅被赋予极大的权力,而且还被神化,一直都呈加强的趋势。与此同时,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却一直存在着制约王权的种种潜在因素。在社会动荡,人们的生活需要强权保护的情况下,这些潜在因素往往不被人们所注意,从而也发挥不了实际作用,而一旦王权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这些潜在因素便成为人们利用的武器,从而也成了限制王权的真正力量。     

“旂铃”与“圣人振铎”神话——从文化大传统探寻“工史”如何“书世”

当下人文社科研究的人类学和考古学两大转向语境下,书契与讽诵作为四重证据和文化大传统的重新发现,为因筛选、遮蔽和遗忘而导致的文字文献难解谜题提供了释读新视界。"工史书世"的基本方式,是工史身份递降和人类文明传承方式及技术变迁的物证。后世王者所追认的圣王谱系和神性祖先,原本是天神之子或可以借助神赐法器变形幻游通神的宗教领袖。职司书世与诗世的史官用事之物旂铃、玉瑹和圣人振铎、凤鸣衔珪等圣瑞建构均深植于神圣传统和法器信仰神话。     

晚清民国时期中外旅行家笔下的哈密社会

晚清民国时期中外旅行家对哈密有着较为丰富的记载,通过这些中外旅行家视域下的哈密居民、建筑、饮食风俗、教育等的记述,从一个侧面勾勒晚清民国时期哈密的社会生活风貌。     

“释奠”礼仪特征与精神内涵之变迁——兼论释奠古礼向新礼的演进

释奠古礼起源甚早,属于非时而祭的简约之礼,具有不忘先祖、敬祖归功的礼仪内涵。周代的释奠古礼存在两个受祭系统：先祖先王（多于“庙”中举行）,先圣先师（于“学”中举行）。“学”中所行的释奠礼显示出重视人事经验、知识智慧的理性倾向和文教意味,是中国文化由巫到史的历程在礼仪上的具体体现。伴随着孔子及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地位的提升,历经汉、魏、晋,释奠古礼最终由对先圣先师的群体祭祀演进为专祀孔子之礼。释奠孔子新礼结合了祭祀礼典与讲经活动,南北朝、隋唐时期更形成为规范隆重、自由辩论的学术盛会,以及国家礼仪文化展示盛典,具有了崇圣重师、继承道统、昌明经学的新的礼仪内涵。当代继承和发展优秀礼文化,应处理好礼仪展示和精神承传的关系,发挥释奠礼在增强文化认同和凝聚人心方面的功能。     

留存于哈密维吾尔族中的古代姓氏和印记

文章对留存于哈密维吾尔族中的部分古代姓氏和印记进行了简要论述和初步论证，从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维吾尔人的姓氏、族源成分和哈密的区域文化特征提供了较为重要的资料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