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 “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第一次被明确提出,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核心面向之一。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重写文学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只是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更是自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就贯穿整个文学史而无法抗拒的历史思想潮流。广义而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文学建设者们或隐或显的文学思想诉求,或被动或自觉的文学参与姿态。它在80年代被正式赋予了学术的内涵,但却上可追溯至现代文学的源头,下可延伸至不断发展的当今文坛,既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孕育下新生,也从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汲取力量而发展。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重写文学史”这一问题,才能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学发展的挑战,以更客观的立场审视文学发展的调整,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发生发展的理解。     

能够写出一部什么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再思考

1980年代流行"纯文学"、"真实的文学史"等观念,并据此进行了文学史的重写,从而激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局面.但是当写出"真实的客观的纯粹的文学史"的努力变成一种常识,抑或是一种新的权威姿态时,就有可能使重写文学史这一命题走向自我封闭.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比如何谓"文学的历史",被书写的历史与书写后的历史是何种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再现历史,历史再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等,都不是当初提出"重写文学史"时想的那么简单,如果不加厘清,就有可能成为新的迷思.反思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中的所谓"自觉",目的不是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而是再次激活问题,探寻"重写文学史"的新的可能性,保持文学史重写的开放性.     

中国文学史著作亟待重写

建国后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功绩不小，但问题不少，亟待重写。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应有焕然一新的面貌：一是应描绘出历史的中国文学的整体形象，应充分而明确地展示整个中国文学历史发展的深层的内在客观规律，并将这规律的揭示体现和贯通于整部史著．二是应最充分鲜明地显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以促进未来文学的发展．要讲民族性格（如表现于文章之讲气势气象）、民族心理（如重内蕴含蓄）、民族思维（如尤重直觉思维与灵感思维）、民族文字（如其优势、性状、特点和规律）、民族文论（如体系、理论、术语）的特色。要以文学观念的更新去对文学史作当代审视或现代阐释．三是评论作品要兼顾思想性与艺术性而尤重艺术特性．四是应包含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这互相沟通交融的两部分。五是以往的文学史著有些重要观点和指导思想很需商榷：如几乎一律采取普列汉诺夫的文艺只能起源于劳动说这种谬论．撰写史著的指导思想并非真正民族化现代化的文学思想，其实质是苏式的掺杂点西洋、本土的东西，而并未消化融汇，故需彻底更新；新史著要有宽广长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世界文学史的对应参照；其规模和气度要与泱泱文学大国相称媲美，等等。     

对"重写文学史"与"重返'新时期文学'"的一点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科中出现了许多种重写的实践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80年代中期开始的"重写文学史";一次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重返'新时期文学'".重写的结果其实并不尽如人意,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把曾经被压抑和遮蔽的部分彰显为主流,而把曾经是主流的部分再压抑和遮蔽掉;这种文学史叙事和建构方法,初看起来新鲜、别致,然而其视野却趋于狭窄化,终难达成全景式或整体性的文学面貌.究其原因,恐怕是立场的模糊不明导致了视野的逼促.因此,提倡注重人性的启蒙文学史观,或许会开拓重写的局面.     

关于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问题——与王少杰、陆维天同志商榷

本文认为《思考》对70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中所谓存在着三种主要倾向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其中介绍的用以指导中国现代文学史重写的所谓“科学—人木”相结合的思维方法论并不存在;编写一部“纯”文学标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是作者们心造的幻影。     

中国当代纪实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以陈廷一的纪实创作为例

陈廷一纪实创作的数量、畅销与影响等位居当代中国作家前列。题材选择的重大与独特,文体形式的多样与创新,人物再现的典型与鲜活,描写方法的生动与通俗,是他传记创作的总体特色与风格内涵。而贯穿其报告创作始终的,是他鲜明的家国大爱、深沉的责任担当与崇高的浩然正气。他之所以没登“大雅之堂”、在文学史上无地位,主要是因我们屈从于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纯文学”“话语霸权”等。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立场”“中国价值”和“创新性发展”,正视“纪实时代”的“大文学”现实,重视对陈廷一等纪实大家的研究,从“大国”文化建设的战略高度,更新观念,挑战传统,重构理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变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雅俗共赏”“双翼齐飞”为纯文学、通俗文学与纪实文学的“虚实互补”“三足鼎立”。     

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以《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为中心

许子东的著作《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可以被视为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活动的余声,其“中国故事”的叙述视角及对百年中国小说中“官员”“官场”形象的挖掘是一大创见。由音频节目到纸质书籍,从“有声”到“无声”,该书体现了移动阅读时代听众、读者的阅读习惯与趣味。可以说,此书的写作方式及写作意图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移动阅读时代文学史写作的新路向,将之与之前的文学史并置比较便于照见当下文学史写作与教学的“困境”,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在当前这个时代重读“中国故事”与“重写文学史”的意义。     

从汉语传统中两种“文学”观念看第三次“重写文学史”的趋势

文学史的重写以一定的文学观念为基础,同时又要以古代中国的文献材料为研究对象。在方法上,必然要以观念来指导对材料的选择与解释。而通过考察汉语言传统中＂文学＂概念的流变发现,文学观念有一个由古代的经验总结模式向现代功能性移植模式的突变过程。如何弥合当代文学观念与传统文学实存之间的巨大差异,成为当下＂重写文学史＂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比较视域下的重写中国文学史策略——以哈佛学者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为例

中国文学史研究是哈佛著名学者宇文所安、韩南、李欧梵、王德威等人共同的学术领域,他们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成果卓著,影响了国内始于1980年代的重写中国文学史大讨论及其实践。在对哈佛学者中国文学史书写进行整体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内方兴未艾的重写中国文学史热潮有所启发,可以提出一些可资参考的策略,如文学史重写的常态化、多元化、文学性与史学品格并重、避免汉学心态与大中华心态、中西互释互证等。     

文学史的"重写"与教科书的"新编"--评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是文学史"重写"与教科书"新编"在世纪之交的一大收获.它全面落实了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构架为代表的新的文学史观和系统研究范型;鲜明体现了"现代文学必将被逐步经典化"的历史意识;同时又切于教学实践是一部难得的文学史教科书.     

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

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而进化文学史观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它承续了我国古文论中之进化思想因素，又自觉借鉴了西方现代进化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文学史观，以胡适、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尝试运用进化文学史观研究并书写了外国或中国文学史，显示出进化文学史观的主要功能特点与突出缺欠；进化文学史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阶级论文学史观相比异大于同得小于失，同现代性文学史观相比同大于异失小于得，惟有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方可视为科学的文学史观。     

关于中国文学思想史问题

由于在我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文学思想史的兴起还是晚近的事情 ,所以这一学科目前仍然面对一些尚未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 ,例如何谓文学思想史 ?文学思想史从发生学上是如何产生的 ?文学思想史与社会政治思想史、哲学思想史以及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它最基本的特点是什么 ?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     

论《白话文学史》的文学性

本文分别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的命名、文学史观、方法论和历史叙事四个层面展开论述，揭示这部史学著作所具有的文学性特征——指称的模糊性、联想的思维方式、艺术的想象力、文本的多义性、叙事的虚构性，从而为这部开放性的历史名著提供新的解读。     

关于编写中国文学学史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文学学史就是总结认知文学、研究文学变迁的历史。当前从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学史,对于张扬中国传统文学精神、加强当代的学术建设、促进文学繁荣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中国古代认知文学的最核心的基因与传统是文学原人论,而不是原道论。研究文学最具统率力的方法是以治经之法治文,具体表现为依经立义、文的关注、实证返原、因时适变、经世致用等,当然其中也有不少弊端。当前中国文学学史的书写可有多种方式,各有侧重,但都当有一定的学术追求,而不是写成一本日用账簿。     

纳博科夫文学思想研究

理解纳博科夫文学思想的切入点就是他抹平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他认为文学作品不以反映现实为己任,因为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我们主观意识之外的现实。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作者创造的一个崭新的世界,艺术作品的吸引力就存在于对这个世界的探索当中,还存在于读者与作者较量的过程中。他的文学思想有着传统文学思想的印迹,与他的小说文本中呈现的后现代景观相矛盾。     

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性与文学性

这篇学术对话主要涉及3个方面的问题:1.深入讨论了中国文学史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关系;"2.结合西方世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书写情况(如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维克托.梅尔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和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介绍了西方世界的最新成果和研究信息;3.关于西方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们的治学心态、学术观念与内在感受。     

文学流派的文学史意义

文学流派的文学史意义,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执守·反拨·超越———七月派史论》对七月派的发生过程、理论基础、作为流派的风格特征以及流派在文学创作上的总体贡献和突出成就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对于我们反思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改写中国小说史

文章以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为基准,对照当代的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著作,发现它们在对小说内涵的理解、古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的文类归属以及小说的源流等问题上,既有悖于鲁迅先生的本意,也与历史事实不符;通过对《穆天子传》《燕丹子》《吴越春秋》等古小说的分析,认为应该将汉代看做中国古典小说的成熟期,将历史小说看做中国最早的小说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