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官品”、“晋官品”献疑

《通典》所载"魏官品"和"晋官品"是今人所见有关魏、晋官品的最完整记载,其来源在现有历史文献中难觅踪迹。"魏官品"与曹魏实际制度多有不合,或谓其颁布时间在曹魏灭亡前夕。曹魏《品令》(《官品令》)当在魏明帝朝法令修订时制定,魏末晋初贾充等人所撰《官品令》为《晋官品令》,均非《通典》所载之"魏官品"。《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多部魏晋官制文献中未见《官品令》,唐初修撰《晋书》时所见《魏晋官品令》并非原始文献,而是转述相关文献所见魏、晋时期的官品令文,难免会有不合实际制度之处。晋代官分九品明载于《晋书·食货志》,而《职官志》中职官等级则是用"品秩"和"石"来表示的,品代表官位高低,秩体现俸禄多寡,品秩结合方体现官员地位之整体面貌。《宋书·百官志》关于职官秩次的记载较多,包括汉代以降至刘宋制度,通过比较可知,魏晋刘宋时期职官等级制度的表现形式仍与汉代相近,"秩○○石"为表示职官等级的重要方式。《隋书·百官志》载梁初定制,有明确对应关系的"秩"与"品"构成职官等级制度的两个基本要件。而同卷所载陈代品秩,秩次仅与具体职官对应,并不反映其品位之上下或位次之前后。仅据将军名号即可断定,《通典》所载"魏官品"未能真实反映曹魏现实制度,也与晋初制度多有不合,称之为"魏官品"名不副实。"晋官品"与西晋或东晋现实制度也有较大出入,可断定非晋代某一时期的原始《官品令》,以"晋官品"作为两晋全期或某一时期的制度亦属牵强。沈约《宋书·百官志》文末附载比较简略的官品表,实为东晋制度,也与刘宋制度相符,是为现存文献中记录时间最早的一个官品表,《通典》所载"晋官品"不排除以之为蓝本编撰而成的可能性。     

说郛本《趋朝事类》考略

载于说郛的《趋朝事类》是传世的一个孤本,虽为节录本,但因其中保存了部分宋代官品令等职官典制而弥足珍贵。该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条法事类体的法律汇编,而是书商将上朝必须知晓的法律规范和典制分门别类汇编而成的辞书体笔记。该书成于南宋理宗淳二年之后。书中所载《官品令》当摘自淳二年修订的《淳重修敕令格式》之《官品令》,对于研究南宋官制以及宫廷制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西夏的官品与官阶——西夏官吏酬劳制度研究之一

西夏的职官制度以承袭中原传统官制为主，官品、官阶数量繁多，用以强化官员身份性、等级性，并利用这种等级的激励作用来维护其政权的稳定性。另外，西夏的官品、官阶制在运作过程中所衍生的官吏的各种特权、待遇与礼遇等，体现了官品与官阶的功用是明显的和直接的。     

古代直诉制度的意蕴解读

直诉制度从起源时起就承载了中华法文化的许多特质,特别是蕴涵其中的人本主义和人治主义传统.从价值意蕴上看,它体现了"人本"理念下我国古代历代统治者治国对百姓的人文关怀的一面,反映了"仁者爱人"、"民惟邦本"和"道德教化"等人本思想的核心价值.从实证意蕴上看,传统中国直诉的发达,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治方式下百姓诉求表达的曲折艰难和君主的制度诉求.对直诉制度进行深层解读有助于发掘并利用其现代价值.     

论北魏实封爵的实行及其爵位等级的确立

北魏太和十六年,孝文帝开始爵位改革,并实行实封爵制.北魏孝文帝为实封爵规定了明确的品级序列.这一品级序列以王爵为最高爵位,并包括不同品级的开国爵.在后《职员令》制定前,实封爵与虚封爵有各自的品级序列,但与国家的职官体系没有联系.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后《职员令》制定后,将实封爵与虚封爵(散爵)的级别相互交错编制一起,构成新的特殊品级序列,并将这一爵位品级序列融入职官品级体系中,因而形成了官、爵一体化体制.但国家在爵位的封授上,只能依据实封爵本身的品级序列,因此,实封爵的等级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     

《南齐书》考疑(七)

《卷一·高帝纪上》迁员外郎、直阁中书舍人、西 (陵 ) (阳 )王抚军参军、建康令 (中华书局 1972年 1月版点校本 ,第 4页 ,下同 )。按 :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 :“张森楷《校勘记》云 :‘终宋世无西陵王 ,“陵”当为“阳” ,各本并讹。’按《宋书·豫章王子尚传》 ,孝建三年 ,年六岁 ,封西阳王 ,大明二年 ,加抚军将军。作‘西阳王’是 ,今据改。”考《宋书·孝武十四王传》 ,孝武帝次子子尚于孝建三年封西阳王 ,迁北中郎将、扬州刺史 ,大明二年加抚军将军。建康为扬州之属县 ,故萧道成乃得以子尚抚军府佐而领建康令。然员外郎与直阁中书…     

“直躬”的故事——《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章人物辨析

《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章,体现了孔子"亲亲相隐"的观点。该章涉及了直躬、孔子、叶公三位主要人物。其中,直躬之"直"是心直口快的率直,直躬之"證"是直来直去的告知;而孔子之"直"则是来自内心那种率直的人性之爱,因此对于亲人的过错不宜轻易公诸于众。直躬故事的叙述者叶公既不是"儒学的挑衅者",也不是"孔子的好学生",对于《韩非子》和《吕氏春秋》们的"故事新编"不必确信。     

《论语》“直”义抉微

文章从"直"、"仁"性、"直道"、"觉"诸范畴之间的微妙缘契,寻绎《论语》"直"的义趣,指出:《论语》中的"直"以"仁"性为端始,以"直道"为应然,以"觉"为契机;在礼乐之"文"沦为敝害的衰周,孔子对"直"的珍视,乃出自对一种富有生机的以"仁"为旨归的文化创造所不能没有的"直"心、"直"情的珍视。     

论《秦律》中的“啬夫”一官

《史记》一书,无官制专章。故关于秦的官制,虽在其《本纪》、《列传》、《世家》、《年表》及诸《书》中多少有所反映,但有不少官名及职权范围,多缺而不载,或载而不详。至于《汉书·百官公卿表序》,虽对秦、汉官制有概括性记载,但又详汉而略秦,仍无以知秦时官制的全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莫如“啬夫”一官。故特作此篇,以明秦时“啬夫”一官的梗概。     

清末直省商政机构的确立与运作

直省商政机构适晚清重商主义兴起而设。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出现了重商的社会思潮,朝野人士纷纷吁请成立正式的商政机构,但在"不与民争利"观念的支配下,清廷对于设立专门的商政机构,依然迟疑不前。各省督抚在甲午战后率先设立了地域性的商政机构——商务局,成为先于商部的产业行政整合机构。各省商务局的设立,从知识与制度的相互关联方面,折射出晚清对商务的重新定位以及由此引起的制度变化。从直省商政机构的确立,到丙午官制改革设劝业道以专责成,体现了清末经济改革从分散走向集中、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并最终促使清廷将商事机构纳入正式的职官体制。     

近代湘学与京都中国学——从皮锡瑞到狩野直喜、小岛祐马

随着《皮锡瑞全集》的出版，对皮锡瑞思想的研究可望进一步深入和全面。皮锡瑞思想在日本的影响，早在李肖聃的《湘学略》中就有提及，但是究竟实际情况如何，一直未见详细的论述。狩野直喜既是京都中国学的奠基者，也是日本汉学界继承清朝考据学学统的传人，致力于中国古典解释学的现代复兴。狩野直喜的经学研究，特别是终其一生都非常关心的《春秋研究》深受皮锡瑞经学思想的影响。其弟子小岛祐马作为京都大学中国哲学学科中社会思想史研究方法和学风的开创者，不仅标点了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在日本出版，而且将其公羊学思想运用到自己的社会思想史研究中，并在晚年提出只有中国文化才是通向世界和平的唯一之道。     

唐代给事中及其职掌浅议——以《唐六典》记载为中心

按照唐代“四等官”的概念，门下省的判官是给事中，《唐六典》中记其官品为正五品。在唐代，给事中的权力是在不断变化的。文章首先将给事中的渊源出处作细节上的梳理，然后从其职掌范围的变化入手，试图分析门下省地位的变化。     

許儀後事迹考略

1943年2月,日本人渡道三男将中国明朝万历年间由郝杰、李言恭合编的《日本考》一书译成日文,题为《译注日本考》在日本国内出版发行。其书在指出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之不足的同时,呼吁日本政府及各界要“回思丰太閤往事之雄略”,加紧注意“防谍之问题”,公开为     

南朝监局及其军权问题

南朝有内监、外监、制局监等监局之职 ,是在殿内侍卫的机要禁卫武官。内监主要侍奉皇帝生活起居 ,外监可参与朝廷军事指挥调度或出征 ,制局监“领器仗兵役”——负责皇帝在朝、出行时禁卫兵力的部署及征兵兴役 ,可随时接触皇帝并监督包括近侍禁卫武官在内的臣僚的越轨行为。《隋书·礼仪志六》等典志所载梁陈时期的大量名目繁多的监局之职 ,几乎都不见于正史纪传 ,其地位甚低 ,当由寒人以军功充任。内、外监及制局监渊源于魏晋之殿中监。监局所负责的是有关事务的文书工作 ,正常情况下监局归“管天下兵要”的领军将军统辖 ,两者权力、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但年幼或昏暴皇帝有可能抛开禁卫长官领军将军或中领军而让内监、外监、制局监擅自发布命令 ,调遣军队 ,形成“制局小司 ,专典兵力”的局面。传统认为因南朝监局专权而导致领军将军“拱手守虚位”,是对领军将军与监局权力的错误估计。     

论我国粮食直补制度的转型

由于定位不准且制度设计有缺陷,我国现行粮食直补制度对农民增收贡献甚微,也不足以促进粮食增产,难以实现其既定目标.在取消该制度不可行,完善该制度亦将面临目标落空危险的前提下,必须对该制度从目标、资金来源和补贴依据等方面予以转型,最终建立我国法制化的粮农收入直补制度.     

论梅特林克对志贺直哉文学创作的影响

志贺直哉是日本近代著名文学团体白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早期作品激情充沛,在反抗压制中迸发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但是步入中年后的志贺,逐渐接受梅特林克思想的陶染,开始向调和、淡泊的人生态度转变,并将这一倾向贯彻于自己的中后期创作中。     

《后汉书》及注校勘拾遗(七)

《后汉书·光武帝纪》 :“十年春正月 ,大司马吴汉率捕虏将军王霸等五将军击贾览于高柳 ,匈奴遣骑救览 ,诸将与战 ,却之。”余按 :《后汉书·李通传》 :“六年夏 ,领破奸将军侯进、捕虏将军王霸等十营击汉中贼” ,亦云霸为“捕虏将军” ,然“捕虏”实为“讨虏”之误。《后汉书·王霸传》 :“五年春 ,帝使太中大夫持节拜霸为讨虏将军。”《后汉书·盖延传》 :“帝自将而东 ,征延与……捕虏将军马武、讨虏将军王霸等会任城 ,讨庞萌于桃乡。”《御览》卷 2 4 0引《东观汉记》 :“光武以王霸为讨虏将军 ,击董宪。”又《后汉书·光武帝纪》、《马…     

独特新颖的官制工具书——评龚延明《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

中国古代官制工具书,七十年代以前,罕见出版,遭遇冷落。进入八十年代,随着学术研究日趋自由,才逐渐被学界所重视,出版了不少官制辞典,如俞鹿年的《中国官制大辞典》、张政烺主编的《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徐连达主编的《中国历代官制辞典》、(日本)日中民族科学研究所所编《中国历代职官辞典》、龚延明的《宋代官制辞典》等等,初步统计,有十余种。这些多是历代正式官司、官名的解释,为读者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官制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是,大量存在于典籍中、其总数不亚于正式官司、官名数量的职官别名,却很难在这些官制辞典中检索到,这给阅读…     

论衡阳撤防与直皖关系的演变

衡阳撤防在直皖关系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1918年-1920年间,湖南前线吴佩孚等直军将领由提请撤防到全部撤军,此中全过程集中折射出直皖关系由基本共存到势不两立的本质性演变.皖系最终陷入全面孤立,直系以此为转折点,成为北方政局演变的主导力量.这其中,皖系核心层唯派系利益是图,极端自私的决策与失当的应对举措是影响直皖关系演变的主要决定因素.     

对毕永年《诡谋直纪》疑点的考察——兼论小田切与张之洞之关系及其进呈《诡谋直纪》的动机

本文对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毕永年戊戌政变日记,从字体入手,进行全面考察,说明《诡谋直纪》既不是像小田切万寿之助所称系毕永年本人"记述",也不是由毕永年本人提供草稿,再由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代为誊录,而是由日本人根据与毕永年谈话整理而成。小田切万寿之助向日本外务省呈递《诡谋直纪》的目的,则是为了丑化康、梁等维新派在政变过程中的形象,以图实现迫使康有为早日离开日本的目的。把维新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策划对付慈禧等人的活动称作"诡谋",可证实此文之作者及代递者的不客观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