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的“太史公曰”和“互见法”

《史记》中颇有一些“太史公曰”偏离了传记的主旨,显得言不由衷。“太史公曰”承“君子曰”而来,本应发挥裁决史实的责任,但汉代史官丧失了神权,而司马迁从个体命运出发的史著也脱离了史官传统。这些冠冕堂皇的“太史公曰”不过显示了司马迁的职业意识和对史官传统的依恋之情。《史记》“互见法”深受古史“十功不能赎一过”观念的影响。司马迁相信在其他传记中出现的过失记载,并不影响人们据本传而对人物所作出的评价。“互见法”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求得人物在本传中道德和精神的明确单一,以便于评判,而这又与史官的撰述传统相联系。“互见法”显示了司马迁为遵从古史体制而对自己情感的抑制,也反映了史传由记事转而为述人的某种限制。     

“史”的三重内涵及其史学意义

＂史＂字出现不久,就有史官、史事与史书之三重内涵。＂史掌官书以赞治＂的传统,不仅培养了史官积极参政的职责意识与审慎的记事态度,而且还有助于形成绵密的记事制度。＂史＂具有史事的义涵则与上古时期人类祭祀、狩猎等重大事件紧密相关,这对中国史学形成重人事的优良传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随着记事的成熟和文献史料的积累,先秦时期的史书既已具备了较为完善的记事体例、编纂方法以及自觉的文献批判思想。＂史＂的三重内涵,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价值。     

老聃学说出于史官考

先秦诸子中道家的老聃是一个史官。《史记·老子列传》说老聃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马贞《索引》谓:“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又《张苍传》: ‘老子为柱下史’,盖即藏室之柱下,因以为官名。”可见,老聃学说的渊源,跟他担任周代藏书室之史应有直接关系。 老聃做的是史官,也是管理藏书的官。当时的藏书不外乎以史官作的《春秋》为大宗。此外,如《诗》、《书》早已公开传布。《庄子·天下篇》所谓“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足见这些文献并不一直在官府,已有些人 “多能明之”。至于《易》原…     

《古史辨》与《古史新证》——顾颉刚与王国维史学思想的一个初步比较

:顾颉刚与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学上极具代表性的人物 ,“古史辩”与“古史新证”都对中国古史研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顾、王两人的学术渊源、史学方法以及对于后世影响的初步比较 ,指出顾氏疑古思想的复杂层面和王氏古史新证的局限性 ,同时亦指出无论“古史辩”和“古史新证”都是对中国近代文化危机的一种反应     

学贯中西 体大思精——论《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的学术特色

刘家和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长期以来，先后从事世界古代史、中国古代史、史学史、以及中外比较研究与教学，以治学严谨、功底深厚、学识渊博著称。《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一书，是作者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执著求索、精研覃思、厚积薄发的结晶。虽然以论文的形式结集，但其内容却非常丰富。就所涉及的地域而言，是融中外古史为一炉；就所涉及的内容而言，是纵横捭阖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与学术思想史之间。综观全书，非但所论多为中外古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焦点”和“空白点”问…     

史与道

把“史”与“道”联系起来考察，是从龚自珍开始的。“出乎史，人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①不过，龚自珍这里所说的“史”却既非历史，又非史学，而是史官和史家。“史之尊，非其职语言、司谤誉之谓，尊其心也。”“是故欲为史，若为史之别子也者，毋吃毋端，自尊其心。心尊，则其官尊矣，心尊，则其言尊矣。官尊言尊，则其人亦尊矣。尊之之所归宿则如何？曰：乃又有所大出入焉。”②这样看来，龚自珍所“尊”之“史”既非本体论层面的历史存在，又非知识论层面的史学研究，而是主体论层面的历史学家。在另外一个地方，龚自珍又说：“…     

论春秋时期的车战

车战是春秋时期的主要战争手段,除南方水道纵横的楚国。吴国时有水战之外,中原诸国基本以战车作为进行战争的主要武器。当时人们习惯以一国拥有战车的数量作为衡量这个国家武装力量强弱的标准。《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说:“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在这里,楚灵王就是以数量众多的战车来炫耀自己武装力量的。就连持重老练的晋国政治家叔向也被晋国四千乘强大的兵车阵容所陶醉,居然狂妄地宣称:“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左传》昭公十三年)可以想见,春秋时期的人们对战车和车…     

日本的早期儒学及其特征

一、关于儒学传入日本关于中国儒学开始传入日本的过程,成书于720年的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应神天皇纪中,有如下记载: “十五年秋八月壬戊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二匹。……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曰,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时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征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歧史之始祖也。     

左史、右史之名考辨

结合文献及考古资料,对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左史、右史问题再作考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左史、右史之名均出现于西周时期,从其职能以及当时人们的习惯来看,它并不是先秦时期的实有官制,应该是内史、太史的譬喻称呼。至于记言记事之职责,也并不特指左史、右史,而是针对先秦史官共有的职能而言。     

绍兴会稽与禹无涉——兼论於越源流

浙江绍兴城南会稽山,传因夏禹朝会天下诸侯计功行赏于此而得名。会稽,据说还是大禹治水之处和葬地;而春秋末期的越王勾践,史书中也说是“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的夏后帝少康庶子之苗裔。追根溯源,诚如是说乎?本文拟对此管窥所见。一大凡先秦古籍载记有关会稽者,多说是大禹朝会诸侯于此,或只说会稽是大禹的葬地,但尚未见确指会稽就在绍兴。如《竹书纪年·夏后纪》:“(禹)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国语·鲁语下》:“背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戳之”;又《韩非子·释邪》:“昔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氏后至,而禹斩之”;《墨子》云:“禹葬会稽,农裘三领,桐棺三寸”;又《吕氏春秋·安死》:“禹葬会稽,不烦人徒”是也。旋至西汉,不但会稽山之得     

论方志的起源和演变

一、方志的起源《汉书地理志》载:昔在黄帝,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周爵五等而上三等,盖千八百国。按黄帝对初造文字,史官仓颉、沮诵分记言行,传世的《世本》即黄帝以来史官的记录。但当时人事简纯,尚无所谓国史,更无所谓方志。方志是封建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论方志起源者多谓起于东周,有多元论及一元论两种说法。多元     

试论韩愈的“道”

一、韩愈“道”的具体内容《原道》是韩愈儒学复兴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佛老相对立的“道”和“道统”说,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和伦理观念。文章一开头就对“道”的内容作了解释:“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他把孔孟的“仁爱”和墨子的兼爱触为一体,作为“仁”的含义,从而指出,实行以“博爱为基本内容的“仁”,使一切言行符合现实的需要,就是“义”;“义”是“仁”的具体表现,由这种“仁”与“义”再进一步修行,就是“道”。一本正经的强调仁义道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探析

20世纪疑古思潮兴起于五四运动之后,以顾颉刚先生及其创立的古史辨派为代表,大胆地对古史、古书质疑与考证。他们先后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说"、"神话分化说"等。20世纪疑古思潮经历了由辨伪到考信到重建古史的嬗变,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上古史体系的科学重建意义重大。20世纪疑古思潮中体现出的"求真"精神,应当为史学工作者继承与发扬。     

宗法礼俗--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

主持人语:礼俗指礼仪风俗,它与一定时代的社会结构与道德观念有着直接关系。作为传统礼仪之邦的我国上古时代的礼俗,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方面是由于它对于研究古代历史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的社会与文化。周代礼俗对于周代社会文化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就是在今日的社会文化中也不难发现周代礼俗的遗迹和影响。周代社会的显著特色在于它的系统化的宗法制度及其影响下的宗法礼俗。关于宗法制度出现的历史原因,《吕氏春秋·慎势》篇曾说:“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拟)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拟)焉,立…     

释《大保鼎》

<正> 早在舜时,殷族先人即为北方一大势力,是即《舜纪》所说之“发”(亳),其中心(契阝)邑在今昌平县东南四十里,殷王武丁屡征土方(即共工穷奇氏部落,居今北京、承德、唐山间)、(口工)方(亦作邛方,无穷氏山戎,居北太行山),封建于北方的诸侯益多,其势力远及松辽、朝鲜半岛。《孟子》说:“纣伐东夷,而殒其身”,《左传》说:“纣为黎之蒐,而东夷叛之”。所谓“东夷”便包括这些邦国。因此,尽管他们都是纣之同宗,也反纣。武王灭纣后,“通道九夷八蛮”檄告鼎革之事,北方以殷族为主的诸侯表示归附。及武王死,管蔡三叔结纣子武庚为乱,淮泗流域殷人,江汉淮南的夏族南氏,汾河流域的尧族唐人等,皆相继叛周,北方的殷人也有“不靖”迹象。     

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

文章提出，王韬是近代中国研究法国史的先驱之一。在他众多的史著中，法国史研究成果占了相当的比例，其中尤以《法国志略》与《普法战纪》为代表作。这两部著作无论从体例、内容、评析来看，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成为近代中国人乃至日本人了解世界的窗口之一。王韬治法国史绝非单纯为学术目的，而是始终为他的“振兴中国”这一宏旨服务的，从其“变法自强”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形成轨迹来看，他的法国史研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匈奴歌》新解

过去对《匈奴歌》的阐释失之于牵强附会。“焉支”与“阏氏”同音同义。“祁连”、“焉支”均为匈奴语的译音。“祁连”“象天单于然” ,那么“焉支”就“象地阏氏然”。匈奴人失掉了焉支祁连二山 ,不仅失掉了水草丰美的牧场 ,而且简直等于失掉了天和地 ,失掉了“家国” ,所以才有痛心疾首的呼喊。     

顾颉刚对崔述古史辨伪学说的继承和超越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提出了震动一时的"古史辨"学说,其中有关上古帝王世系和五德终始说等理论观点继承了崔述的古史辨伪学说.然而,在治史目的、方法以及构建古史体系上,顾颉刚则另辟史学蹊径,大大超越了崔述之学;并在"五四"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进一步发扬崔述思想中蕴含的近代因素,在探索真实的古史体系上作出重大贡献.     

中国古典小说艺术演进规律及其研究方法浅议——与胡益民同志商榷

胡益民同志的《清代小说叙论》(见《江淮论坛》1989年第2期)一文在论及“清代小说艺术上的进展”时,无论其论点还是论证都有一些值得商讨之处,于是不揣浅陋,提出如下看法,恳请指教。 其一,《叙论》在此问题一开头提出一个论点:“就总体倾向而言,《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开始脱离史官传统走向独立的一个转变契机……然而过渡伊始,毕竟还带有深深的过渡痕迹。由《金瓶梅》开始的摆脱史官传统而走向自立的艺术革新工作,在清代几部著名小说中才告完成。这是中国小说艺术在清代走向成熟的基本标志”。这一立论,粗看起来好象无可指责,但细加斟酌,至少在两个问题上容易引起错觉:第一,摆脱史官传统的革新工作始自《金瓶梅》,还是早已有之?第二,中国小说艺术的各构成因素是在清代几部著名小说中全面成熟     

《左传》对鬼神妖异的批判

钱锺书先生《管锥编》有一段论《史记》的话: 黑格尔言东土惟中国撰史最夥,他邦有传说而无史。然有史书未遽即有史学,吾国之有史学,殆肇端于马迁欤。(251页)黑格尔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比如印度吧,它当然是东方文明古国,可是它却没有古史。有名的史诗《摩诃跋罗多》和《罗摩衍那》,尽管保留了很多可贵的史料,可是这两部毕竟是文学作品,包括不少的神话、传说,正如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