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孤独》的家族叙事结构探析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对家族生存样态的深刻领悟与揭示,是以各具民族特色的叙述形式予以呈现的,它们分别在叙事结构、叙述视角、作者与叙述者,以及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等方面,显示出某些相似或相异的文本特征。通过对两部作品叙事结构特征的阐释比较,可为家族叙事小说的审美接受提供新的启示。     

《打出幽灵塔》与《雷雨》的人物比较

通过错综复杂的血缘关系,来揭示旧家庭的矛盾与腐败,白薇的《打出幽灵塔》与曹禺的《雷雨》,在故事框架的设置,剧中道具的运用和情节发展,特别是剧中人物的身份方面,颇多相似之处。     

英雄的悲剧与凡人的悲哀——《俄狄浦斯王》与《玎玎珰珰盆儿鬼》比较

《俄狄浦斯王》叙述的是一个家庭伦理问题,而主题却表现为形而上——对命运和人生的思考。《盆儿鬼》的发端是一个形而上的素材——杨国用有百日血光之灾,但剧中关注的却是人伦的修补。《俄狄浦斯王》的主人公是一个英雄,堪称人之楷模;而《盆儿鬼》中的杨国用是个平凡的人,剧中铺写他作为凡人的悲哀。西方悲剧采用一悲到底的结构,因而全剧显得庄严,给人一种崇高感;而《盆儿鬼》用悲喜交集的形式,追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理念。     

论《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

以《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为切入点,分析家族文化的内涵、家族文化在《红楼梦》中的凸显,探讨《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在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多元呈现,着力从家族文化之婚姻观念、家族文化之血亲关系、家族文化之财产继承与权力之争、家族文化之地域文化色彩几方面探讨其对张爱玲小说创作观念、题材及形象塑造的影响,旨在揭示《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对后世文学创作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指出只有全面理解《红楼梦》家族文化的内涵,才能深刻领悟张爱玲小说背后的深层旨意。     

社会转型期人类的精神困境——《喧哗与骚动》与《尘埃落定》之人物比较

福克纳和阿来两位作家都对社会转型期下人类精神上的困境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关注人类的价值及其意义。《喧哗与骚动》与《尘埃落定》在人物设置方面既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又独具特色,具有极大的可比性。两部作品都塑造了"傻子"、家族守护者、于乱世中挣扎的女性以及宗教信徒这四类人物形象,展现了一个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败史。对这些人物形象进行分类比较,解析处于社会转型期中不同类型的人物的复杂心理,可以引发人们对于人性以及社会更深的思考。     

麦卡锡《上帝之子》中的暴力与权力

暴力是麦卡锡小说中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研究其小说的一个突破口。《上帝之子》这部小说延续了麦卡锡一贯的作风,书写暴力,直面鲜血。本文拟采用福柯的权力理论,研究《上帝之子》中暴力与权力的关系,从主人公白乐德的遭遇看现代人在权力下的劣势地位以及反抗权力的悲剧后果,以此表明现代人一方面是暴力的实施者,试图通过暴力反抗获得发声机会;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暴力的受害者,在社会权力的限制中最终成为监狱社会的囚徒。麦卡锡以犀利的笔触谴责现代文明无视人的个性,践踏个体存在的本真价值,进而展现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雷雨》与《群鬼》婚恋关系比较

曹禺的《雷雨》和易卜生的《群鬼》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都有对婚姻关系或恋爱关系的描写,在人物之间的基本关系上,两部作品中的婚恋关系的设置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揭示出资产阶级青年在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下的无奈和彷徨,以及社会旧秩序对人性的泯灭。但由于作品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不同,剧中人物经营家庭的理念和方式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在人物的婚恋关系上也就呈现出了东西方文化差异下婚恋观念的差别,也反映出作品主题的差异。     

道具：《三国演义》与皮夹克——浅议电视剧《红日》道具的设置和运用

电视剧《红日》的改编,成功地设置和运用了两件道具——《三国演义》和皮夹克,把叙事主体“三大战役”连成为一个完整的事件。这两件道具在剧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冲突的安排、全剧的组织结构和深化作品主题都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     

继承与超越:从《金翼》到《银翅》

有两类人类学的作品可以传之久远 ,一是以资料见长的民族志类作品 ,二是有创新的理论性作品。二者兼胜的佳作则可成为不朽的经典。理论可以不断的翻新 ,而民族志总是一切思考的“原点”。《银翅》接续了《金翼》之家的家族变迁史 ,它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某些方面的影响将会是长久的     

权与利——《李尔王》悲剧再解读

由福柯的权力理论入手,通过对剧中人物特别是李尔王的两个女儿高纳里尔和里根对权利赤裸裸的争夺,以及在权利的演绎下她们几近疯狂的行为导致的悲剧结局的分析,对《李尔王》进行再解读.重点分析剧中人物在权利的诱惑下,人性丧失、道德沦丧,权利观扭曲变形,以及这种权利观必然会受到的惩戒,并由此得出树立正确权利观的重要性.     

马依泽家族与古老谱牒《马氏宗谱》

马依泽家族对中国古代天文学作出了突出贡献,《应天历》为主要成果,马依泽家族来华后名流辈出;《马氏宗谱》历史悠久,记载完整,版本稀有珍贵,具有弥补正史之作用,并富含多重历史文献与学术价值,是研究回族、伊斯兰民族人口形成、迁徙、繁衍发展以及与中华汉文化融合交汇不可或缺的珍贵古籍谱牒文献。《回族典藏全书》收录了12部10个回回大家族谱系书目,其中《赛典赤家谱》《马氏宗谱》等更是家谱奇葩。     

《左传》与《史记》中齐国田氏家族史料之比较

《左传》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都记载了田氏代齐事件，但所用史料几乎完全不同，可以互为注脚。《左传》作者意在揭示遵“礼”爱“民”必兴，僭“礼”失“民”必亡，兴者必遵“礼”爱“民”，亡者必僭“礼”失“民”这两个结论，而以田氏家族史料为其例证之一。《左传》集中选择田氏遵“礼”、得“民”的史料，并记录他人预言以证“礼”“民”与田氏代齐之因果关系，但对田氏遵礼得民以外的史料几乎无记载，忽略了叙事的连贯性，并因预言过多使史料真实性受到质疑。《史记》则注重“通古今之变”之“通”，对田氏家族的发展叙述得很连贯，但对人物活动、语言记载很简略。《史记》没有保存美化田氏的预言，使它在读者印象中更加真实可信。     

《雷雨》文本若干问题的质疑与讨论

曹禺《雷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的成熟,剧中人物性格丰富多样,故事情节曲折感人,至今仍为广大读者与观众所喜爱。但是,《雷雨》文本并非没有瑕疵可言,剧中人物的年龄设计、周朴园的三段婚恋、周萍与周蘩漪的畸恋、鲁侍萍与周蘩漪最后入住医院等多个时间数据的设定存在抵牾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对这些问题的清理和研究有利于了解剧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曲折复杂的人生经历,也有助于人们对《雷雨》更加深入地研究和解读。     

略论礼貌原则与言语行为——以《茶馆》第一幕为例

《茶馆》是我国现代戏剧的典范之作，剧中人物生动形象，用词简单凝炼，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老北京的生活面貌。这里从礼貌原则和言语行为的关联性，对《茶馆》中典型人物的言语行为进行语用分析，挖掘剧中人物对话的深层含义以及社会文化意义。认为茶馆是北京城里市井百姓、地痞流氓、官僚显责各色人等都可以进出的公共场所，是“小舞台，大社会”。《茶馆》以茶馆经营者王利发作为茶馆的主线人物，其言语行为反映了会话双方之间的微妙关系，是双方地位、权势、利益的一场内在较量，牵涉到“惠”与“损”两个因素。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论《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对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简

以《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为切入点,分析家族文化的内涵、家族文化在《红楼梦》中的凸显,探讨《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在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多元呈现,着力从家族文化之婚姻观念、家族文化之血亲关系、家族文化之财产继承与权力之争、家族文化之地域文化色彩几方面探讨其对张爱玲小说创作观念、题材及形象塑造的影响,旨在揭示《红楼梦》家族文化观念对后世文学创作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指出只有全面理解《红楼梦》家族文化的内涵,才能深刻领悟张爱玲小说背后的深层旨意。     

体认语言学视角下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戏剧中植物隐喻研究——以《牡丹亭》和《仲夏夜之梦》为例

汤显祖《牡丹亭》和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植物意象基于人类身体体验投射构成丰富的植物隐喻,两部剧作中的植物隐喻总体上呈现“同异并存”“同中存异”和“同大于异”的情形。其共同之处在于,两部戏剧中投射人域的植物隐喻所占比重较大,且分类相同,体现了人类基于自身对“植物”体验认知的共性。《牡丹亭》中经植物投射的“人名”源于剧中的人物,即“人化”,而《仲夏夜之梦》则来源于植物本身,是“物化”的结果,这是由于戏剧家基于现实生活体验形成不同的写作风格和文学精神而造成的。“物域”的不同,表明两部剧作构建的场所之异,《牡丹亭》背景发生在“异托邦”后花园,而《仲夏夜之梦》则是“乌托邦”雅典森林。     

论《红楼梦》对《金瓶梅》叙事范式的审美观照

《红楼梦》与《金瓶梅》均为世情小说,然《金瓶梅》开启着明清世态人情小说之生命先河且打破了神话传说、英雄叙事和历史演义等传统题材长期占据小说创作领域的审美格局并依托其别具一格的方式展拓了中国古典小说演绎的新篇章。但《红楼梦》却是凭借其渲染了人生百态、世态炎凉、时情冷暖以及言说着个体的梦幻玄想、群类的盛宴必散和家族的悲欢离合而跃升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榜首佳篇。     

莎氏戏剧与《圣经》文学

莎士比亚是举世公认的戏剧大师,其戏剧创作的巨大成功源于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受西方文化源头之一——《圣经》的巨大影响。文章通过大量翔实的数据和细致的考证,诠释了《圣经》文化在莎剧中的具体体现和《圣经》典故在莎剧中的独特功效,进一步探寻了宗教经典《圣经》对西方文学创作的不朽功勋。     

《镜花缘》与《红楼梦》才女意识之比较

《镜花缘》与《红楼梦》两部古典名著中塑造了众多的才女形象,体现出鲜明的才女意识,且其才女意识的基本内涵都是对女子读书的肯定和对女性才学的赞赏。透视两部名著的创造人,李汝珍与曾雪芹的才女意识在写作目的、才女之才的内涵等处有着共同特征,并由他们进步的妇女观所决定。但是,由于两人在生活阅历、知识修养、治学兴趣以及对科举制度认识等方面的不同,两部名著所昭示的才女意识在立足点和为女性所设定的读书目的,以及女子才学内涵的侧重点上也存在诸多的差异:《镜花缘》主要表现为其读书吟诗、民间百戏与音韵学知识;《红楼梦》则表现为其诗才、绘画才能以及理家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