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诗的时间描写

论唐诗的时间描写李晖如果说，世间一切物质都在时间中运动，一切物质运动都带着时间形式，那么，进入诗歌的审美对象，也都自然不能与时间剥离。况且，诗歌本来就是人生感受的抒发，而人生则基于生命的时间存在。当诗人将人生感受作审美揭示时，当然对时间最为敏感。在此...     

诗意地抒写人生——《曾有云诗选》读后

诗意地抒写人生——《曾有云诗选》读后凌世君“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荷尔德林如是说。然而，对于为生活而终日忙碌的人，又有几人能常常感觉到这种诗意呢？曾有云之所以成其为诗人，就在于他以一颗诗心去体察天地万物，感悟生命人生，常于平凡的事物中捕捉到诗意；就在...     

马克思的时间概念

在《资本论》及相关文本中,马克思揭示了时间的本质及构成。在马克思看来: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节约劳动时间、追求自由时间的过程,是自由时间不断增长的过程。     

略论古代哲理诗

“诗缘情以绮靡”,自晋代文学家陆机在《文赋》中首次提出这一命题后,抒情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特征被肯定了下来。确实,纵观我国古代诗歌的创作实践,无论《诗经》、《楚辞》,抑或建安、太康诗歌,都是诗人抒发情感、吟咏性情之作。在这些创作中,诗人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感知客观世界,而不是用概念去分析、判断客观世界。正因为如此,诗歌才成其为诗歌,诗歌才具有了它自身的特征和价值。但是,世间的事物总是复杂的,它们既有区别和对立的关系,也有联系、依存的关系,诗人在抒发主观感情的同时,又包含着对客观生活的分析和判断,这主要表现在:一、诗人的感情是基于对客观生活理解和认识产生的,而这理解认识的过程本身,就是分析和判断的理性思维过程;二、     

生命激情的诗意呈现——评卞国福诗集《一树春天》

卞国福同志继《热土地的歌》和《青春的旋律》(与他人合著)之后,新近又推出诗集《一树春天》(安徽文艺出版社)。作为中年诗人,他似乎不曾以创作震聋发聩之作而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却以其诚实而勤奋的劳绩跻身于诗坛。他的诗歌以自然冲淡而牵人以眉目,又以朴质醇厚而惠人以馨香。在横向借鉴与纵向继承的文坛风潮中,他更倾向于后者,从取材内容到表现手法,对传统进行丁创造性的转化和吸收。《一树春天》融汇了诗人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和思考,对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寻索,对富于生命气息的绚丽春色的姿情描摹,以及诗人昂奋进取的生命激情的涌动,表达了诗人为时代歌唱为人民歌唱的美学追求。     

断肠天涯滞客吟--论江湜行旅诗

清末苏州诗人江浞遭逢离乱，半生辗转闽浙苏三地，生命历程与行旅密切联系，毕生心力凝结为《伏敔堂诗录》，诗集中行旅诗歌占百分之四十之多，这些诗歌记行述闻见，以漂泊回归为内核，辐射出孤独、深愁、思乡、回归四类情感主线，于山程水景中抒写出一颗乱世愁郁的心魂。     

人工智能时代的时间概念

时间概念是古老的,也是最新的;是哲学的,也是科学的;既具有复杂的客观基础,也具有丰富的主观形式。可以说,对于时间概念的深化理解伴随着人类的全部进化史。人的原子到量子存在的自然时间、人的加速到极速存在的历史时间、人的有限到无限存在的生命时间、人的消极到积极存在的劳动时间、人的低级到高级存在的自由时间共同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时间概念的全部内核,也是把握智能时代人类生命的尺度。     

试论劳动时间管理

美国著名学者彼得·F·杜拉克在他的名著《有效的管理者》中断言:“有效的管理者不是从他们的任务开始,而是从掌握时间开始。他们并不以计划为起点,认清楚他们的时间花用在什么地方才是起点。”这说明,稍纵即逝的时间,是任何成功和胜利的最稀有的资源。怎样科学地安排和使用时间?这不仅是管理者关心的命题,而且对每一个有生命的人都具有重大意义。     

屈原作品中“人神恋爱”表达模式解读

《离骚》和《九歌》中抒写“人神恋爱”的章节都以爱情的发生发展为基本线索,它们不但有着如出一辙的情节模式,而且情感意绪都笼罩着孤独、迷茫的色彩,然而爱情的追求不在爱情本身,而在于情感的安慰作用,它裹挟着诗人屈原的命运悲剧和人格力量,成为情感的载体和个体情绪的发泄方式。     

“火”——大宇宙意志——试论郭沫若《女神》中“火”的形象

二十世纪初开始,人类已进入了一个科学文明火花进射的时代。在中国五四新诗坛上,最早同这新时代的火花接吻的诗人是郭沫若。这一特点,最集中表现在他早期诗作对于“火“的抒写中。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共五十六首诗,其中写到“火”的就达二十多首。在他后来的《星空》、《恢复》、《前茅》、《战声集》以及解放后的诗作中,也曾多次写了“火”。可以说,在郭沫若一生的     

宋词中的生命意识

所谓生命意识，即是人类对自我存在价值的反思与认识。人类的存在价值不仅有着社会规定，而且自身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也是价值实现的必备因素。故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要不断地认识自我，调整自我的生存方式。文学创作作为个性化的精神创造活动，一方面受时代感发，“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o，充分发挥出文学的社会功能。但另一方面，人类生命本身往往也构成为创作意识的内省对象，从自然、生命、人生等方面，展现出个体的探求与悲欢，唐诗与宋词，在一定程度上正体现出此两类审美意识的创作典范。宋人对人的生存与宇宙…     

渭城、《渭城曲》与《阳关图》:一个诗路别离意象的生成与经典化

“渭城”作为秦都故地,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蕴含的历史地域空间,入唐后又进入诗人的创作,成为一个意旨丰富的诗歌意象。由于盛唐时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一诗配乐演唱,并以《渭城曲》(《阳关曲》)之名广为传播,“渭城”作为诗歌“别离”意象的指称意义,亦因此而凸显。入宋以后,《渭城曲》(《阳关曲》)在社会上仍影响广泛,不但成为文人诗、词抒写别离情怀的标志性意象,此外,还成为一些画家绘画的素材。宋代文人的诗、词创作,确立了“渭城”意象的别离意旨,强化了情感表现力度,而画家特别是李公麟的《阳关图》画作,又进一步丰富了渭城别离主题的意趣。由于宋代文人的诗、词及画家的绘画创作,“渭城”作为文学作品的“别离”意象得以经典化。“渭城”在唐代原本是唐人长安西行的起点,西行之路经阳关而绵延至西域,又因诗人沿途吟咏,遂成为一条自长安西行的唐诗之路。因此,“渭城”也可谓是唐代长安西行诗路上的一个标志性别离意象。     

智慧、无明与时间

在印度和中国的古代思想中,智慧与无明有着某种内在联系。所以应该区别两种无明,一种是智慧的反面,另一种则是意义及存在的不自觉的生成。这后一种无明会以原本时间——它既不同于物理时间,又不同于心理时间——的方式,将终极实在展示或幻化为一个现象世界。古印度的《吠陀》、《奥义书》和佛教波若中观学说中,都有相关的表述;而中国古代的先秦道家、儒家,特别是古老的《周易》中更是充溢着时义,因为它们都否认自身独立的终极实在和与黑暗不相关的智慧光明。印度的大乘佛教,特别是波若中观学说和如来藏心识说,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进入中华哲理思想,并发展出新形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具有原本时间的意识,让中国佛教徒能够与之产生思想深处的共鸣。     

资本批判与时间解放——《资本论》的时间分析及其政治结论

时间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重要视角。《资本论》不仅基于时间分析资本的运动规律,而且基于时间分析资本的权力统治,《资本论》的时间分析既具有经济批判意义也具有政治批判意义。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是将时间资本化以榨取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那么资本主义的政治逻辑则是以资本化的时间统治劳动者的自由时间,构筑以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张力结构为载体的权力统治形式。马克思在以时间视角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同时,也将剩余劳动时间的政治批判意义纳入对资本主义政治逻辑的瓦解之中。《资本论》的政治结论蕴含在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时间分析之中,以时间解放为前提的人类解放是《资本论》时间分析的政治结论。     

钟嵘《诗品》名次排序变例说

钟嵘《诗品》评述了汉魏至齐梁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并从他的评价标准出发,把他们分别列为上中下三品。每一品中的诗人是怎样确定其名位先后的呢?对此,《诗品·总论》说:“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意思是说,大致是以诗人生活时代的先后确定名位顺序的,并不牵及对他们创作成就高低的评价。从大的方面讲,“世代”是指汉、魏、晋、宋、齐、梁各朝,其中有的又可细分为象建安、太康、永嘉,义熙、元嘉等时期(见《总论》);再具体一点讲,“世代”又是指诗人历岁的早晚。《诗品》对所评的诗人(或诗作)都言明各自归属的时代,并绝大多数都依其朝代的前后,同一朝代的诗人又多数是按其生活时期的早晚来确定名位顺序,这     

从晚唐诗风看晚唐诗人的生命意识

在论及晚唐诗风时,后人多以“衰飒”和消沉作为定论。其实将晚唐诗人所处的社会、时代、遭遇和诗人的生存状态联系起来,却可以发现,诗人们却有着积极的生命意识,他们以诗歌寄托心灵,安顿生命,倾心关怀历史人生的命题,找寻生命存在的本质;努力追求把人世间的不幸和自己的穷愁失意化为不平则鸣的倔强抗争和对不合理社会的抨击;追求平和雅正的心态,不论处于顺境或逆境,都能安之若素,在淡泊平和的情感状态下,善于进行精神上的自我调节,诗人的处事态度和生存方式、生存理念、人生观以及文学观,都充满了对自由与和谐的憧憬和向往,从而更加崇尚心灵自由、精神解脱。     

论《存在与时间》中时间性思想的起源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要以时间作为敞露存在意义的视野。而时间是时间性的到时。因此，时间性是《存在与时间》的核心。本文力图追溯海德格尔“时间性”思想的起源。本文认为，海德格尔在其早期弗莱堡讲座中对实际的生命经验的“历史性”的揭示、对基督教原始信仰经验的探究以及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存在论解读构成了通往《存在与时间》中的“时间性”思想的几个重要节点。     

本雅明的历史时间观念

时间和生命存在的节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时间无疑是破解人类存在和历史意识的一把钥匙,时间在无形中规范着人的实践活动。现代线性论的时间观念并不能帮助人们真正理解历史,掌握自己的过去和未来,形成正确的实践观念。本雅明通过挖掘遗存在过去中的人类未来鸟托邦理想。提供了一种把历史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事实的国度和理想的国度统一起来的人类本真存在的历史时间意识。     

《二十四诗品》所重的是生命意兴、精神风貌

《二十四诗品》有中国传统哲学根基。司空图以易学原理考察诗歌,《二十四诗品》的构架类似于《周易》。二十四品均与生命意兴密切相关。《二十四诗品》又有中国传统美学根基。传统美学重神,即重客观事物的生命意兴,重人的精神审美。《二十四诗品》每品都或显或隐地提出要求,要诗人展现出高尚的精神风貌。     

爱情与哲理交融的模糊空间——古代诗歌散论

在我国古代诗歌中,爱情诗占据重要地位。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十五国风中,情诗数量位居第一,“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宋朱熹《诗集传序》)汉代乐府民歌中,情诗又有佳作,如《上邪》、《有所思》、《孔雀东南飞》;南北朝乐府民歌中,情歌如江南水乡的《采莲曲》、《子夜歌》、《折杨柳歌辞》等,给诗坛带来清新活泼的气息;唐代情诗呈现空前的繁荣,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著名诗人都写下反映爱情生活的佳作;宋代诗人以比诗“稍近乎情”,更宜于“簸弄风月”的词体,抒写爱情歌辞;元代诗歌中爱情内容被新兴的文学体裁“散曲”所承载;明代以后,爱情题材又活跃盛行在民间的“山歌”之中。总之,在我国古代,爱情诗的发展是一股奔腾不息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