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研究进展

为了实现保护耕地的目标,盘活城乡土地资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我国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政策上从禁止到适度鼓励和引导做了较大改变,也为学术界关于农地流转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本文试图从土地产权、农户个体行为和土地流转市场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梳理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研究的主脉络。     

基于不同经营主体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问题研究

本文从不同农业经营主体探讨了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问题。结论显示,承包农户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逻辑清晰,具有可操作性;而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开展抵押,在理论上不具有可行性,在实践中存在很大的金融风险。本文提出,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健康发展,要健全法律法规,加强制度建设,努力降低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     

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行为响应——基于Poisson Hurdle模型的微观经验考察

在中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改革提速的背景下,基于2013年宁夏试点区同心县的实地调研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贫困地区有融资需求农户采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贷款的行为响应。在采用直接诱导性询问方法下,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运用Poisson Hurdle模型全面地处理了此类研究固有的数据特征分析、数据截尾、样本选择偏差和变量内生性4类计量问题,并提出了处理抵押贷款多次行为响应问题的新思路。研究发现:(1)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行为响应本身的考察要比对其行为响应具体次数的考察更有价值;(2)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缓解了小农户贷款难的问题,小农户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行为响应程度较大农户更为积极。中国农村金融市场正处在一个逐步构建制度、完善市场、创新产品的关键时期,本文所揭示的当前经济贫困地区农户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行为响应的一些新特征将为中国农地金融试点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有偿VS无偿:产权风险下农地附加价值与农户转包方式选择

农地流转市场的滞缓问题一直是政策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亲友或熟人之间的无偿转包行为被视为农地市场发育不完全的一种表现形式。文章理论分析了影响转出户是否收取租金的因素。认为由于转出农地存在产权风险,农地未来价值越高农户越可能为了追求产权安全而选取在当期无偿转出农地。基于固定观察点的实证结果也显示:非农就业不稳定(需要农地作为未来的就业保障)和城市郊区或镇政府所在地(农地未来有转入非农增值的可能)会降低租金收取的概率。     

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要模式分析

本文归纳总结了目前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几种主要模式,并对其进行了简要的分析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政策建议。     

浅议集体土地征收中被征地农户的再承包经营权

土地征收之后农户的再承包经营权一直没有引起重视,本文从法律上和地方实践情况分析了土地征收之后被征地农户的再承包经营权的现状,提出被征地农户是否应该拥有再承包经营权的问题,然后就被征地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可持有性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最后就被征地农户的再承包经营权提出健全法律法规、对于被征地农户拥有再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保障和对于被征地农户不再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利益保护等一系列建议。     

农地确权促进了中国农村土地的流转吗?

现有农地制度安排造成的高交易成本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土地流转,实现资源配置的重要障碍。自2011年开始全国试点的农地确权制度首次在实测基础上对农户承包地进行登记颁证,从而为农用地的大规模流转奠定了产权基础。为了探讨确权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我们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并在此框架下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2年的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地确权使得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可能性显著上升约4.9%,平均土地流转量上升了约0.37亩(将近1倍),土地租金率则大幅上升约43.3%。因此,农地确权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土地流转;同时也增强了农地的产权强度,从而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内在价值。     

农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法律思考

在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下，农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是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但是现阶段，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具有明确的物权，不能入股和抵押，这给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造成了困难。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相关的法律问题。     

浅谈农村土地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本文着重分析了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现状及在所有权和经营权上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所在,提出了改革农地制度,保护农民权益的对策和建议.首先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其次要规范和完善农地承包流转,加快建立合理有效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     

产权管制下的农地抵押贷款机制设计研究——基于制度环境与治理结构的二层次分析

实践中,农地抵押贷款试点工作有"走向异化"或"迈向综合"之嫌疑。从农地抵押贷款过程来看,它包含了一系列次第有序、属性鲜明、相对独立但又相互关联的"链式"次级交易。这种多级"链式"交易过程决定了与之匹配的农地抵押贷款治理结构具有复杂性。在深入剖析抵押标的物产权管制特征的基础上,本文从制度环境和治理结构两个层面分析了资产的专用性和不确定性对农地抵押贷款交易费用的影响,并探讨了与之匹配的有效治理结构。作者认为:农地抵押贷款的多级"链式"交易过程决定了"混合型"治理结构具有较低的交易费用;宁夏同心县农地抵押贷款模式采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作社+市场"这一混合型的治理结构证实了本文的推论。据此,作者提出:适度细分产权、放松法律限制、培育地权市场、鼓励中介参与,从而为推动农地抵押贷款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土地制度的供求冲突与其改革的框架性安排

中国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向城市社会和工商业经济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及可持续发展和西部大开发,对土地制度的供给及其功能提出了特殊的需求。就目前来看,两种公有、高度集中和行政色彩较浓的土地所有和配置制度与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特别是土地集体所有的虚无性衍生出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据此,本文提出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框架性安排:土地的两种公有制并轨,国家拥有所有土地的终极所有权,分解国家所有的占有、使用、处置等权力,实行较长的使用年期财产权制度,农民和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土地使用年期财产与社会保障挂钩,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管理主要用来弥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缺陷。     

不同农村土地非农化模式的利益分配机制比较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的农村土地正在转化为非农业用地,失地农民数量也在急速增加,并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构成了很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农地在非农化过程中形成了巨额地租。如何根据稳定与发展的需要构建协调各级政府、集体,失地农民、企业等相关主体的利益分配机制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提出,要协调好相关主体的利益,应当遵循社会稳定标准和社会公正标准。然后,通过对国家征地模式、集体土地直接非农化模式和国家征地并部分返还的模式进行比较,探讨了其利益分配特征及其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关政策。     

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与效果研究:以东北农村为例

本文是以现代企业理论为研究基础,以东北农村为例,对农业土地规模经营问题的一项经验研究。研究适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经营规模、经营效果,探讨适合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道路。根据3组不同情况的样本分析,得出土地规模经营受制于土地流转速度和集中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和转移数量的结论。如果土地流转速度和流转数量加快,土地的集中度就提高,从而土地规模经营将发展和扩大;同样,如果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和数量加快,土地集中度就提高,土地的规模经营就成为可能。文章研究了农业机械化和生化技术使用情况,得出农业机械化是对农村劳动力的替代,替代的界限依赖于农业机械与农业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变化或相对成本变化。生化技术是对土地和劳动力的节约或替代,这两种技术代表了现代化农业发展的两条道路,但是这两种技术在农业生产中是相容的结论。本文另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小块土地经营并没有排斥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化只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有关,而与土地经营的规模大小无关,这个结论与中国的现实是相符合的。     

The breakdown in rural communities—Can we stop it?

Urban and suburban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upon land use, real estate speculation, property taxation and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of the country. Highly productive agricultural lands are being converted to non-agricultural uses; the costs of providing public services are increasing; large quantities of potentially productive farmland are lying idle between rural subdivisions; and the sale of land in remote rural areas of the country for ‘investment’ and second home purposes creates stress in rural communities, undermines the economic viability of agriculture and limits the amount of productive farmland available for food produc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planning strategy to regulate and monitor this rural-to-urban conversion process.     

农地非农化效率的空间差异及其对土地利用政策调整的启示

根据效率原则配置土地资源是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手段。本文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在理论上分析了土地资源空间效率配置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关系。通过计算省级区域建设用地和耕地产出效益,结果表明,我国的土地利用效益存在明显的区域梯度差距;在产出效益的基础上计算土地利用的比较优势,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在建设用地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大部分中部地区则在农地利用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文章应用C-D生产函数测算了我国不同区域1989～2001年农地非农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中部地区的1.24倍,西部地区的1.39倍。文章据此对我国当前的土地利用政策进行了反思,认为当前耕地保护政策中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土地利用规划控制指标的分解方法没有考虑到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禀赋,没有发挥土地利用的空间比较优势原则,并提出了基于空间效率差异的土地利用政策调整的思路。     

转型期中国农地最适所有权安排——一个制度经济分析视角

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体系,从农业绩效优化的角度探讨了转型期中国农地所有权的最适安排模式。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转型期间,农地集体所有制无疑要优于私有产权和国有产权。这主要是由于市场化程度的相对落后以及国有制下多层委托—代理关系的高成本弊端等因素的限制,使得农地所有权的私有化和国有化往往是低效或是无效的;而农地集体所有制则随着排他性权利的赋予、农地市场的开放以及村民自治等方面的完善,弥补了私有制和国有制的诸多缺陷,成为一种相对较优的所有权安排模式。     

基于多空交易者模型的股改对市场有效性影响的检验

本文从市场价格是由多空交易者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观点出发,构建了多空交易者模型,将市场相对有效性概念作为实证检验的理论基础,运用我国股票市场数据,检验了股权分置改革对我国股票市场处理新信息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股权分置改革改善了市场运行效率,使我国市场相对有效性得到提高。但结果也表明当前我国市场效率仍不足,需进一步推进相关制度建设来提高我国市场处理信息的效率。     

中国市场化进程报告:现状分析与未来预测

本文通过对市场化进程的分析 ,指出当前中国总体市场化、行业市场化与地区市场化离目标市场化还有多远 ,并通过问卷调查及计量分析 ,对未来5～10年的市场化进程进行了预测。文章认为 ,未来市场化的最主要障碍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法制建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未来改革的中心任务将是政府职能转换。而想真正做到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就需有制度监督与保障 ,即法律制度环境的完善     

中国房地产市场投机泡沫实证分析

由于对国民经济具有明显的乘数带动效应,因此房地产业既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也可能导致经济过热,进而常常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首选对象和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之一。本文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概况进行了简要分析,介绍了有关泡沫的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研究,以及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的争论。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定义了房地产基本价值、投机泡沫和泡沫度,并利用中国房地产的相关数据,对中国房地产基本价值、投机泡沫和泡沫度进行了实际计算,得出了中国房地产泡沫已经产生、而且比较严重的结论,并解释了中国房地产投机泡沫产生的主要原因。最后,提出了挤出房地产泡沫的若干政策,并特别指出,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有关政策能否“上令下达,不打埋伏”是挤出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关键所在。     

产权安排、治理机制、政企关系与企业效率——以“科龙”和“美的”为例

本文通过对“科龙”和“美的”两个案例的剖析 ,探讨企业产权安排、政企关系、治理机制与企业效率的关系。研究表明 ,产权清晰程度和产权的流动性是产权安排的两个方面 ,我国的产权改革主要是循着产权清晰的方向迈进;作为产权安排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虽然产权清晰并不能必然带来企业效率的提高 ,但却是提高企业长期效率的前提 ,它通过激励、外部竞争等治理机制对企业效率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同时又决定了不同的治理机制对企业发挥作用的程度 ,即使是相同或相似的治理机制 ,在不同的产权安排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无产权保障的治理机制也能在特定条件下解决企业的效率问题 ,但却不能永久解决;产权安排不同的变迁路径不仅体现了政府作为大股东的不同理性行为 ,而且也是管理者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积累差别的产物。因此 ,通过各种形式的民营化优化企业的产权安排将是公有制企业改革的必然出路 ,而这种优化产权安排的改革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多方利益博弈下政府作为大股东的代理行为能否得到有效约束 ,以及管理者的人力资本产权能否得到尊重和确认 ,而管理者是否具备足够的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则是这一改革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