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市场经济伦理理性的形成

伦理理性是经济方式运行的深层文化基础,自然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具有不同的伦理理性。当今经济转轨中,大量出现的“道德失衡”现象说明计划经济的伦理理性与市场经济伦理理性存在着尖锐的冲突,无法对市场经济主体进行有效规约,因此,探索西方市场经济伦理理性的形成,揭示西方思想家对基督教伦理的理性化改造、契约化改造、法制化改造、政治化改造和市场化改造历程,对于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赖以有效运行的伦理理性基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理性与情感的交融——寻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合理张力

现代社会的理性进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性化特征、以理性为核心的认知在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方法择取上,必须坚持理性化教育形式.但受教育者的个体主体性和个体价值的多样性,又使理性化教育有一定的局限,而情感化教育可以弥补理性化教育形式的缺陷,是个体思想政治价值构建的必要路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理性与情感的交融中形成合理张力.     

人学视域中的韦伯思想解读

以人学为视角解读韦伯的思想,主要包含韦伯对人性的理解;韦伯对理性化状态下人的生存困境的洞察;韦伯对人类摆脱生存困境的途径探求。韦伯对人性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人的社会性、人作为理性存在和非理性存在的统一性以及人对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追求的双重性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韦伯洞察到人类面临着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以及社会秩序不断挤压人的自由生存空间的生存困境。面对这样的生存困境,韦伯提出了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的拯救之途。     

教育管理伦理的主体建构及其策略

教育管理是一种主体的伦理行为,教育管理伦理主体意指管理者作为"主体"的自我确认、对于"他者"的尊重以及关于"主体"与"他者"关系的科学处理.教育管理伦理的主体建构途径有教育管理伦理主体德性的建构、教育管理伦理主体德行的规范以及教育管理伦理主体美德的养成.其意义在于能够使价值性教育管理目标得以重估,实现民主化管理决策方式,并达成幸福型情感管理模式.     

韦伯官僚制思想论析

韦伯把官僚制看作是最具有政治理性化特征的法制型支配的纯粹执行方式,正确地认识到官僚制的现代性,即与现代理性经济、理性政治的相互适应性,这使它成为现代国家中不可或缺的管理系统.同时韦伯又深刻认识到它对人类自由的限制.对这一问题的阐释使韦伯的官僚制思想也具有了生存论意义.韦伯呼唤真正的政治家,倡导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统一的价值观念,主张建立民主制来克服官僚制的弊病,既有其合理的成分,又有现实的困难.     

论孔子伦理理性的宗教意蕴——兼评孔子思想的理性与宗教性的矛盾说

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孔子思想中存在着理性与宗教性矛盾,这值得商榷.孔子思想的伦理理性和宗教性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孔子把天看成是道德客观性、普遍性的基础,力图通过对天的敬畏情感来唤醒人们的道德自觉意识;他认为仁德践行是达到天人合一的途径.孔子对周时期的鬼神信仰文化作进一步的理性改良,注重发挥鬼神祭祀活动中的道德教化和陶冶人的道德情感的作用.作为轴心时代的核心人物,孔子在使原始宗教理性化、伦理化过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以往似乎没有充分认识到.     

毛泽东文化伦理思想与当代大学生文化观教育

文化伦理是人们对不同文化的伦理态度,是不同文化主体之间伦理关系的体现,它涵盖着文化生态伦理。毛泽东文化伦理思想是其文化观和文化理想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它是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对文化的主、客体及文化本身之间的关系的伦理审视和理性思考。毛泽东文化观和文化伦理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文化观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论个体法律主体建构的三重维度

主体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法律是理性的化身，法律主体因而具足了理性的属性。法律主体的多层次性，为理解其内涵及其行为带来了复杂性。基于法律主体的理性本质，分析不同层面的法律主体的样态，这成为解读法律主体的一把钥匙。法律主体可从个体、社会及国家三个层面来理解，其中最基本的是个体层面的法律主体。个体法律主体有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存在样态，作为法律和伦理的实体，三者的理性和“普遍性”呈递增之势，个体法律主体只有圆融于国家层面，成为“普遍伦理”的化身，才能去除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个体法律主体的特殊性及片面性，在“普遍伦理”的统摄下实现“我”与“他者”及“国家”的和谐，从而解决片面与普遍、理性与自由的矛盾，实现“能分使群”的人的现代价值，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法治中国建设。     

儒学伦理与现代化

本文从产生与同化、精神与质料、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三对范畴入手,通过对韦伯主义与新儒家的对比分析,指出儒家伦理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认为儒家伦理只有在现代化浪潮中经过理性化改造,才能为市场经济提供内在的价值支撑。     

论顾炎武的“众治”思想

本文通过对顾炎武政治思想中“治人”与“治国”概念的辨析 ,揭示了顾氏关于政治主体与伦理主体分职合作的思想 ;进而剖析了其“众治”思想 ,认为其中内含着“分天子之权”和“宗子辅人君之治”两个方面 ,前者意指政治主体内部实行分工合作以共治其国 ,后者意指伦理主体通过其伦理活动来辅助政治主体治理好国家 ;最后通过对顾氏政治思想逻辑进程的考察 ,指出了他最终把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归结到宗法制度的重建上。     

论休谟的正义理论

休谟的正义理论体现了理性和情感的张力,他区分了正义规则的建立和正义感的愉悦来源,前者依靠的是理性,后者依靠的是同情。休谟主张正义是理性和情感的结合,但情感是决定力量,理性只是情感的奴隶。这种以情感为主以理性为辅的结合观没有给理性和情感恰当的定位,因此避免不了道德失范的缺陷。     

休谟哲学“自然主义解读”中的“越界使用”问题及其后果

诺曼·肯普·斯密斯的工作使“自然主义”成为对休谟哲学的主流解读之一,这种解读要求理性不能对情感进行“越界使用”。但是,通过澄清休谟的理性概念,我们发现,根据休谟的理论系统,“越界使用”是无法避免的。“越界使用”的出现使休谟的自然主义解读最终归于失败,自然主义解读失败的后果是休谟的经验推理没有获得恰当的形而上学解释。     

在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中重新发现霍布斯的政治哲学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对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存在广泛的误读。本文通过对《利维坦》的文本分析指出,霍布斯的人性理论、自然状态理论、自然法理论和主权理论共同组成了具有高度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在他的理论中,激情与理性、行动者与结构、理论与实践有着丰富的辩证关系。重新发现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思想,对于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弗洛姆人道主义良心论

弗洛姆的人道主义良心是完整的人发自内心、对自我的呼唤,是真正自律的、摈弃了抑制或压抑的道德。人道主义良心继承了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传统,对人的本质、理性与激情、本能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独到的分析,它的提出对道德自律等理论问题和道德失范等现实问题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理性与意义--从科学中的信仰因素看

在理性化、知识化的世界图景中如何安置人的意义世界,是西方自知识论以来困扰哲人们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现代显出人类空前的贫乏.理性与意义的统一或许可从科学与宗教在现实的历史境遇中的关系状况指证出一种可能性,因而陈述一种历史事实呈现出我们的思之路,揭开人与世界关系中一个被遮蔽的维度.     

试析尼采的人性理论

尼采反对将人理性化的抽象人性论,认为人是感性身体的、独特的、创造性的生命.这一理论的积极之处在于批判了传统理性主义哲学分裂人的感性和理性并用抽象理性来压抑、摧残具体感性的人学模式,维护了人之生存的有机整体性,弘扬了人的独特性及其个性化超越和创新的价值和意义;其局限性在于否定了人的实践性本质,从而忽略了人之存在及其创造的条件性、历史性和相互联系性.     

论席勒的激情观

席勒的《论激情》和散见于各篇的关于激情的言说,不仅对当时文坛中不表现人性的真相的新古典主义创作和为了激情而激情的创作进行了反驳,而且对激情的类型,激情的表现,激情对于人性完善的意义,激情与悲剧、崇高的联系进行具体和深入的阐述。其激情观将激情与悲剧性、崇高联系起来,拓展了三者的内涵,扬弃了柏拉图激情神附和郎吉弩斯将激情“神化”的倾向,将激情与审美教育结合起来,把激情从形而上学的玄学领域回归于审美领域,回归于人的生活世界,在西方美学史上具有承前启下的意义和价值。     

试论霍布斯国家理论最后逻辑环节的缺陷

霍布斯国家理论奠定了人类政治走向文明的理论基础。但霍布斯本质民主的国家理论最后却未能与君主专制划清界限。对这一理论与现实间的悖论,学者们多是从霍布斯的人生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寻找答案。实际上,导致这一悖论的根本原因在于霍布斯国家理论自身不易察觉的逻辑错误。霍布斯国家理论的逻辑论证包含三个基本环节:首先设定国家创制的前提——自然状态;然后导入国家创制的人性基础——人类的理性与激情;最后在前两个逻辑环节的基础上推导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霍布斯在论证的最后环节将"现实中的人"与"虚拟中的人"未加区分地混为一谈,致使他一开始谨遵逻辑、在"公共意志"价值层面精心建构的"国家"却异化为外在于人民之物,使他本质民主的国家理论不得不"合乎逻辑"地成为君主专制政体的理论根据。     

韦伯伦理思想中的责任理性问题探讨

“责任理性”是暗藏于韦伯命题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它是人独立自主地认识自己行为后果并为自己行为承担责任的一种道德实践能力,是一种能化责任为信念,以激情、欲望为动力,以理性思考的判断力作保证的道德实践理性,一种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相互结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互支撑、理性与情感相互亲和的现代理性.     

从标签理论视角看社区矫正的基层推广

基于2003年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取得的较好成绩，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推广运动。截止2010年，全国已经有27个省市实行社区矫正的刑罚方式。就目前来看，社区矫正的现实运行遇到了一些问题，最关键的是社区力量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存在着上层政府热情推动和下层居民冷淡反映的反差现象。社区居民对矫正对象的不接纳成为影响社区矫正效果的最大原因。根据符号互动和标签理论，这有可能导致矫正对象的重新犯罪，进而为推广刑罚执行变更运动与和谐社会的建立带来了一定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