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共产党世界和平观的建构和嬗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回眸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国致力于世界和平观的构建,从邓小平"有所作为"外交思想到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国共产党及其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治国理政的现实实践中形成了一个理论架构上渐趋系统化、中国和平与世界和平紧密相连的世界和平观。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同体和治理共同体是当前维护世界和平最为务实有效的做法之一。     

《共产党宣言》世界历史理论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共产党宣言》在政治宣言语境中发展和深化了世界历史理论，分析了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将之展开为“双重逻辑”即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的权力逻辑。从当代视野看，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之间的对抗性，是全球混沌、世界冲突的根源之一，同时也凸显了全球治理、人类共同命运等问题的重要性。《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上都具有深刻统一性。从社会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阶段的客观要求。而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正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中，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得以彰显。     

从“共富”到“共享”与“共同体”的理论飞跃及实现路径

自1921年成立起,中国共产党就担负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基础上,共同富裕理论经历了酝酿、形成与深化发展的过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党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提出“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基于全球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与人民情怀、天下情怀,提出构建人类“共同体”的价值理念,这是实现“共富”发展目标在新时代的理论飞跃。在“两个大局”的背景下,实现“共富”、贯彻“共享”理念与构建“共同体”需遵循守正创新、人民至上、胸怀天下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开创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局面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主席梳理近百年世界发展动态的演化逻辑,透析国际发展不平衡规律,比对今昔变化的冲击程度、波及幅度及影响力度等所作出的重要论断。明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提出背景、理论内涵及具体表现是我们准确把握历史方向、制定“中国之治”“全球之治”良方的基本根据。为应对当前面临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和难题,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开创更加开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局面,要突破老传统,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治理模式;打造新动能,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活力;进入新阶段,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历史必然性;掌握真本领,把握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方法论;增强新效能,发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优势。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应用中国大健康义治原理构建人类大健康命运共同体

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真正的共同体”学说指导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用正确义利观贯穿并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大健康体结构，又以两体结构共存、共联、共通、共统、共汇、共守、共生、共有等纽结点为支点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人类大健康命运共同体矩阵结构。再应用义治原理对大健康治理普通结构进行义相关性转换以清除违义因素而得到符合义价值要求且经反证已达到义治目标的“纯义”大健康共同体矩阵结构。最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健康体、人类大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本质特征要素(矩阵)代入“纯义”矩阵而得出各类大健康主体512个合作点位构成的对策矩阵。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范式与实践取径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重申“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百年大变局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也是一种日臻成熟的科学理论,符合中西方学者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理想愿景。从传播方式和传播形态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范式经历着“大众传媒扩散范式—多元主体参与范式—理念再生产范式”的转换。后疫情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已进入多元主体参与范式的媒介环境,在价值理念上从“以事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在传播渠道上从单向型转向多维型;在叙事方式上从事实型转向故事型;在话语策略上从独白式转向对话式。     

从排斥到肯定再到指导——论我党对家庭承包经营制认识的重大突破

中国共产党对家庭承包经营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排斥到肯定再到指导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党对它的认识经历了从“两个不许”到“两个可以”、从脱资本主义之“帽”到加社会主义之“冕” ,从“权宜之计”到“长远大计”三次重大突破 ,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的理论。     

略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想内涵和践行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国外交之路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3个阶段,日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风格。其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党的领导、以人为本、为民服务分别是促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源”“基”和“本”。未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构路径和实践方向,必然能够在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呈现新气象、体现新担当、展现新作为、赢取新成就,进而更好地彰显自身外交特色和大国外交作用。     

“两个结合”视角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坐标与思想脉络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精髓。作为走向真正共同体的必经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延承其世界历史理论,融贯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情怀和平等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情怀和义利观,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是“两个结合”的产物。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从相处之道、精神滋养、道义力量和发展动能等方面,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推进了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走向真正的共同体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中国式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未来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把握乡村教育现代化进程,关乎教育强国建设的前途。通过包容与共存,回答乡村教育的“存—废”之问：乡村教育要从“消亡论”走向“振兴论”,通过重塑乡村教育具有基本的结构功能意义、教育城镇化进程已经接近发展极限、城乡教育实现公正的治理之道三个认识维度,解决和平赤字挑战,实现“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对抗”目标。通过尊重与共生,回答乡村教育的“优—劣”之问：乡村教育要从“依附论”走向“自主论”,超越优劣对比,须经历“认识你自己”“公正的旁观者”“陌生化支持”三个层次,解决信任赤字挑战,实现“文明尊重超越文明优越”目标。通过合作与共赢,回答乡村教育的“开—封”之问：乡村教育要从“迷茫论”走向“自信论”,立足实质对话消除隔膜、互利合作实现共赢、真诚交流增强互信三个阶段,解决发展赤字挑战,实现“文明互鉴超越文明隔阂”目标。不共处、不对等、不对话的城乡教育关系,没有最终的受益者,城乡教育应是一个充分容忍多元、尊重多元、欣赏多元的命运共同体。     

高等中医药院校对外交流史的演进与发展

中医药是对外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桥梁”，通过对一所高等中医药院校对外交流简史的剖析，可以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国际化传播的历程。试以南京中医药大学为例，梳理建校初期、改革开放以及新世纪三个历史阶段对外交流的历史特点，发现高等中医药院校对外交流形式从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对加快中医药国际化传播、促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所提出的一项全球性倡议与创新性思想体系。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应对当前全球风险挑战的需要,更与世界历史从封闭、孤立走向开放、联合的规律性趋势相一致,是世界历史向更高阶段发展过程中一个可能的“过渡阶段”。在“过渡阶段”中,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间关系是现阶段历史发展的焦点所在,并集中表现为两制国家间关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正是对两制关系内在对立性的超越,在差异性与整体性的有机统一中推动世界历史不断前进,促进社会主义蓬勃发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     

认识论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解读及其理论意义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属于实践理念的范畴,其本质是“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在当代世界现实中的具体化、现实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具有价值指向上的一致性、理论逻辑的连续性和哲学方法论上的相似性。当代世界现实环境体现为两种制度的长期并存与社会主义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以及资本主义深层矛盾的逐渐暴露,和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理念是认识运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它科学地回答了“世界往何处去”的问题,彰显出中国驾驭资本逻辑的自信,回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面临的时代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三维审思：逻辑起点·现实基点·思想源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积极反思人类生存现状的基础之上，对世界未来发展形态的一种前瞻性擘画。总体观之，作为“类”存在的人的主体自觉以及马克思主义“类”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逻辑基点， 现代“人类交往”方式的演进与普遍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现实基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思想源点。逻辑起点、现实基点与思想源点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生成之源，对其系统、深入的阐释与审思则是我们学习、领悟、实践这一伟大构想的重要环节。     

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达“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方案

“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类解放的终极形式，其最终实现必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为了尽可能贴近人类社会现实，早日求得“人类解放”，中国共产党极具洞见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虽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人类理想共同体，但却共同蕴含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的根本要求、“社会关系高度和谐”的关键旨趣、“消灭现存状况的运动”的实践逻辑以及“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这四个维度深刻把握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人类社会现实，共同构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前提和价值取向，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通达“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方案。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观的共同体意识与共同体诗学构建

尽管以“少数民族文学观”作为统摄国内非汉民族文学之全称的观念“发明”及其体制化、系统化的理论构建,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全面展开,但自晚清以降,传统帝国话语向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转型,多民族中国的民族问题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问题,那些非汉民族的文学在上述语境中即受到重视,这为少数民族文学观新中国成立后的构建提供了极具历史承继性的中国经验。从“民族国家共同体”到“现代化国家共同体”,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转型的百年进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同一性”与“多样性”关系等问题,彰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契合的中国文学共同体特征。由此,“少数民族文学观”开始向“多民族文学观”进行观念的迁移,共同体诗学构建问题凸显。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治创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适应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践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外交政策及其相应国际法需要而提出的新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经历了从萌芽到发展再到形成的演进过程,拥有丰富的国际法内涵,对研究当下国际法基本理论问题与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为国际法治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基于其内涵和特征,完整、系统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制度创新的内容主要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的关系,国际法调整对象的拓展及国际法体系的价值次序与平衡等理论,以及和平安全的国际法、开放共赢的国际法、包容互鉴的国际法、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法等领域的具体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理想共同体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

千百年来，基于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追求，西方思想家向世人勾勒了诸多尽善尽美的人类理想共同体蓝图。然而，由于理论和实践的缺陷，这些人类理想共同体蓝图最终都遭遇了空想的命运。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南，回归生活世界，拓展了思考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新视野；立足现实的人，迎合了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要的新规定；依靠人民群众，提供了克服“虚幻的共同体”的新动力；坚持“五位一体”,开辟了迈向“真正的共同体”的新道路。在此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对西方理想共同体蓝图的革命性变革和现实性超越，推动了人类理想共同体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法律化及其落实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实现了从政治主张到宪法概念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长期倡导和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起写在宪法序言当中,共同体现了中国的世界观,发挥着解疑释惑、克服挑战、建立和发展双边关系以及多边关系的重要作用,在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时代之问的过程中更有重要意义。在国际法上讨论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区分政治和法律概念,特别是要在国际法的范畴内,充分考虑国际法的性质、特征和运作规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方案、中国贡献,也是全人类的智慧和不同国家共同的心声,反映国际法应有之义和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积极反响,相关概念和规则先后写入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决议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国际法上获得广泛而深入的确认和落实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进一步提升掌握和运用国际法的能力和水平。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渊源及相互关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后文简称“两个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实践中国共产党执政精神的基础上,为解决民族治理和全球治理问题而提出的带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治理理念。“两个共同体”是中国智慧与世界思维、经验基础与理论升华、相互依存与双向互动的内在关系;“两个共同体”的构建和铸牢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国梦与世界梦共筑等方面具有极为丰富的价值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