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精神与20世纪小说创作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侠义精神、侠义伦理则是侠文化之话语内涵的价值核心，而侠义精神的最佳转译形式无疑是以武侠小说（同时又不仅仅是武侠小说）为其首选的文学作品。作者从20世纪的小说创作中追寻侠义精神的审美化显现，试图一方面由此揭示侠文化生成延续的心态史轨迹，一方面求证侠义精神、侠义人格是怎样以“元叙事”形态参与到艺术审美创造中。     

《三侠五义》系列小说中侠义精神的演变与呈现

本文首先对历史上"游侠"的产生、"侠"之观念的形成及其侠义小说中"侠义精神"的演变作了勾勒,指出宋明时期出现的"侠义观"向"忠义观"的重大转变,直接影响了清代的侠义小说。其次具体探讨《三侠五义》系列小说中的侠义精神,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事宜在济民谓之义";"尽心于为国之谓忠"。"忠"与"义"的结合使侠客走上了由"游侠"向"英雄"的蜕变之路,而侠客内心"忠义观"的最终形成,也显示出了大传统文化对小传统文化的整合与改造。     

侠义叙事的美学精神

绚丽多彩的侠义叙事,表达出一种以自由为导向的美学精神。它以口头和书写为传播途径,以侠义故事为表达内容,以侠义精神为弘扬目标,细心呵护着植根于人性深处的自由理念。"侠""义"和"江湖",共同构成了侠义叙事中最核心的文化象征符号。"侠义道"所蕴含的伦理追求与审美品格,体现了广泛的民间向往与正义诉求。侠义叙事中呈现出来的神秘的可能世界,是另一个维度的生活世界,是未来美学建设的基点与方向。     

曹植咏侠诗与侠文学的传承

曹植咏侠诗在侠文化渐趋衰微的时候,继承并发展古游侠的人格品性,将实有侠变成精神之侠,在文学领域内大力宣扬侠义理想,起到了振起侠风的作用。曹植的咏侠诗丰富了侠文化的内涵,引起中国文人的心理共鸣;塑造了经典化的侠意象,提供了优秀的艺术范式,为中国古代诗歌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为文人找到了一条新的情感宣泄之路。     

知己之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终极价值

中国文化对"交往理性"而非"认知理性"的情有独钟,决定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道,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交际"之道、"交道"之道。同时,中国文化的"涉身性"的性质,便对该道的追求具体化为个体生命之间的"知己之求",而非哈贝马斯式的抽象思想之间的"共识"的追求。这种"知己之求",最初发源于中国古代侠士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举里,后经孔子的"仁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推出,被升华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自觉和普遍性的生命追求。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唐代的"诗人共同体"的出现,还是晚明的"师友独尊"的命题的彰显,实际上都可被视作这一人生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故正是在这一价值追求中,不仅为我们谱写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不绝如缕的真正心曲,也使"理解万岁"成为中国文化千古高奏的主旋律。     

试论明杂剧与古代侠文化的生存与传播——以叶宪祖《易水寒》为中心

从侠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明杂剧中侠义题材的作品在与侠历史、咏侠诗词、侠义小说的交融互动过程中扩大了古代侠文化传播的领域,拓宽了侠文学生存的空间。叶宪祖杂剧《易水寒》在这一方面极具代表性,该剧不仅重塑了侠者形象,弘扬了侠义精神品质,而且作品援诗入戏,大量采用咏侠诗句,对于侠文化在明代的传承与发展,尤其是古代咏侠诗的传播与接受意义重大。     

诸子思想与中国侠的人格精神

本文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考辨源流,深入探究了诸子思想与中国侠的侠义观念及其人格精神的密切关系,认为将侠的起源归于儒或墨等诸子那里虽不免偏颇,但中国侠却是中国社会多元文化共同孕育的产物,其原始的侠义观念和人格精神之铸塑,以诸子思想为最。儒、墨、道、纵横诸家从不同方面共同影响并铸塑了中国侠的侠义观念和人格精神的核心,并使之成为历代侠义观念得以产生的源泉和基体。     

试谈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雅文化与江湖侠文化关系片论

海外学者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一书在中国大陆印行后,国内学者大多接受了余先生的观点,认为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两大分支在汉代至明中叶前是分隔的。如果按此推论,古代侠文化的优良传统究竟在多大层面上影响到土大夫文化,文人侠义人格怎样作用于下层民俗,以及载有众多侠义传闻的典籍文本归属于上位还是下位文化等等,这就成了问题。事实上,在快文化这样的亚文化分支及其同传统主流文化关系问题上,以余先生为代表的“两种文化分隔说”观点其实是很难成立的。我们以侠文化为例加以辨析,将有助于对传统文化不…     

江西书院与江南园林的文化性质与审美意蕴研究

江西书院与江南园林都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建筑景观,都承载着中国传统知识阶层的文化理念和生活态度,各自兼具浓厚的审美意蕴。前者,主要起着治学讲学的作用,其中对经典文化的传承是核心内容;后者,文人雅集、习艺休憩的作用则更为偏重。江西书院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儒家价值观深刻影响到它的建筑样式,江南园林建筑则更多回归到个人,具有逆向反思的价值意味,但两者都符合传统中国文化中追求"天人合一"的人生理念。文人通过不同的路径,对书院与园林景观作出自我的文化选择,借助外部的建筑,表达了各自的文化心理及审美诉求,构成了传统知识分子"入世"与"出世"互补的现实生活图景,并且两类建筑景观都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思想外延的物质载体。     

从冯燕到向中令——由游侠而士绅的“忠义”之路

冯燕是唐传奇中的豪侠,其侠举为士大夫所褒奖。他们虽极力将冯燕式的侠义和儒家之"义"联系,但冯燕以后的人生并无圆满的交代,留下了一个历史的悬念。宋人张齐贤所写的《向中令徙义》,为"冯燕"式的豪侠提供了一个新的人生模式,即走向"忠君"报国之路,获得士大夫的身份殊荣。"向中令模式"的意义是将冯燕们完全士大夫化,成为(扌晋)绅的楷模。这种转换是由宋代文人政治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从冯燕到向中令象征了民间侠义的儒家化改造的完成。这种"忠义"对民间,特别是士大夫群体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文化影响。     

宋代山水诗中的生态意识与生态美韵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昌盛时期,文人士大夫们普遍具有较高的哲学修养和文化素质。在"林泉之志"与"民胞物与"思想的感召下,文人们走进自然,与山水交友,山水吟咏变得更为普遍化和日常化。这与前代文人倾心自然的精神文化传统有关,更与宋代哲学繁荣的社会背景有着直接的联系。从现代生态学的角度看,宋代文人向往自然的"林泉之志"、与物为友的"物与"情怀以及渴望身心自由的"野性"之咏,皆体现出一种朴素的生态意识,而在此思想基础上大量涌现的山水诗作亦呈现出生机之美、纯净之美、和谐之美等种种生态美韵。     

家国情怀的传承与重构

"家国一体"思想是中国古代国家架构与治理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使中国社会弥漫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家尽孝、为国尽忠是个体人生价值的核心;助个人成才,助国家治理,是家庭的价值核心;民为邦本,君人者以天下之心为心,成为治国理政最基本的指导思想。重构"家国"理念,对实现"中国梦",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有重要意义。要传承"在家尽孝"与"为国尽忠"的文化精髓,重构以感恩情怀和勇于担当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传承"国家认同"与"家庭自律"文化精髓,重构公共空间意识与内部自律意识;传承"以民为本"与"天下为公"的文化精髓,重构民生为先和国家为重的现代准则。     

曹植《白马篇》的侠文化解读

曹植的《白马篇》对传统的侠义伦理、侠的人生价值取向进行了改造和规范,树立起了一个经典化的侠意象,为封建社会中的不遇文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情感宣泄模式。同时,其也为中国古代诗歌开辟了一块崭新的园地,从而对此后侠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国的文字风景——论“天涯海角”摩崖石刻的文化内涵

古崖州(今三亚)"天涯、海角、南天一柱、海阔天空"等题记摩崖石刻,不仅展现了古代文人对海天景色的诗意表达,还寄托了中国文人面对个人漂泊命运、贬谪经历所发出的时代呼声。将"天涯海角"摩崖石刻置于中国文化广博、深厚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摩崖石刻构成了"南国的文字风景",传达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天之涯""海之角"这一文化心理。     

论南宋词人群的怀古情愫

南宋文人穿越千古时空的界限,将人世沧桑、兴衰成败之感,谱成或悲凉慷慨、或缠绵凄清的怀古词篇。时代背景的不同,咏怀古迹的差异,词人主体的不一,形成同中有异的抒情格调,汇成南宋浩荡激越的怀古情愫。南宋文人诉诸怀古词作的书写,在突出浓厚的主体价值的同时,还渗透着强烈的文人情愫,既有拯救家国的儒家精神,又有隐逸江湖的道家情怀。     

传统文人意识的消解与中国近代文艺思想的转型

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的转型,从内在精神上看,它有着较早的历史渊源,早在明代中晚期就有了明显的转型迹象;只是在清初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随着西学东渐步伐在晚清的逐渐加大与文人启蒙意识的兴起,传统文人意识逐步消解,文人平民化思想日益形成;所以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文学与文化,在晚清以"救亡图存"为主的近代话语背景下,迅速走上了由渐变到裂变的新文化与新文学之路,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元代文人“后陶渊明情结”的文化审视

历代无数文人与陶渊明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形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陶渊明情结"。中国文学发展到元代演变为雅俗文化合流、俗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局面,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元代文人的"后陶渊明情结"密切相关。在特殊的社会氛围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元代文人产生了较之唐宋更为普遍的隐逸风尚及"后陶渊明情结"。这一情结在元代文人那里发生了嬗变,蕴涵着特殊的文学意义和美学意义,反映了元代社会文化的多面性。     

由笔谈管窥中朝文人文化意识的差异——以朴趾源、洪大容等人为例

《燕行录》所载笔谈清晰、鲜明地反映了清代中朝两国文人的观念意识与精神风貌,两国文人对妇德、冠婚丧祭、士民生计观的认识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国文人赞扬严守仪礼的朝鲜社会风俗,还不禁表示出"乐国乐土,乐生乐死"的钦羡;洪大容与朴趾源肯定了清代风俗的质朴,认识到中国风俗文化已摆脱之前的传统框架,转向相对简化的形式,从而意识到文化的相对性与固有性。     

箫审美文化多义性之源流初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箫具有独特之审美属性。随着历史的变迁,中国文人对它内涵的理解亦在不断丰富。从早期的与礼乐文化的关联到与文人内在品性的融合以致箫心的产生,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基本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历史上对箫意义的各种解释;二是箫在各方面给予文人的心理影响;三是箫运用场合的多样性;四是箫与文人活动的紧密联系。     

论《孙膑兵法》的民本思想及其时代特征

《孙膑兵法》作为一部有关先秦战略战术的重要典籍,其理论体系的核心与基点是"人",归纳起来有四点:一是以"义"为战的策略;二是"存亡国而继绝世"的政治主张;三是"休民、为民赇"的富国之道;四是"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的人道精神。其民本思想不仅昭示着战国后期社会价值观的进步,并且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先秦兵家独具特色的民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