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改写了"乡土中国"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宣告了"离土"时代的到来.然而,农业社会的转型并未使乡村文化瓦解,农业凋敝与农村"虚空化"所衍生的社会问题,不过是乡村文化危机的表象,是"离土"之"形",那些根植并存活于乡土社会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乃"乡土"之"神","形散"而"神聚"才是乡村文化的实质.学界对乡村文化处于崩溃边缘的判断,忽视了对文化传统自身转换能力和惯性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城市对乡村文化理想图景的想像.     

乡村文明重构的空间正义之维

城镇化是一种空间化的再生产与重构过程,但绝不意味着乡村文明的式微与消隐。它不是单纯的城市建设,而是以"人"为核心的"和谐城市"与"美丽乡村"的结合体。从正义维度分析,必须破解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单向度思考,高度重视城镇化的"空间正义",警惕与遏制以终结乡村文明为代价,导致对乡村文明的阉割,造成"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的错位。要以人的生活本身为目的,做好社会与生态、时间与空间的协调统一,推进乡村文明重建。     

和谐的努力与幻灭——略论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由此而形成的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农村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冲突、危机四伏的社会.对此状态较为平和的求解之道是农村矛盾向城市的转移,即在城乡互动的层面上求得一种新的平衡与和谐,这就是延续整个近代中国历史时期的"农民离村".而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则是以追求和谐农村建设为目标的积极的尝试与努力.     

从"无差别的统一"到"对抗性"形成——基于新式教育兴起看20世纪初期中国城乡关系演变

进入20世纪后,传统时代中国城乡之间具有"同一性"的"无差别的统一"关系开始裂解,"对立性"关系逐渐形成.这是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是在城乡分裂的空间结构中展开.其中最为明显表征就是:教育的城市化趋向及乡村精英由乡村向城市"单向性流动",造成了人力资源方面城市对乡村的"吸纳"效应,进而导致了乡村文化衰落、荒漠化及精英匮乏.并最终出现了时人所言的"现代中国城市的兴起是和中国农村经济的衰弱相平行"现象.     

马克思空间正义视野下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问题研究

经济生产活动的扩张和城市化进程的加深,加剧了城市与乡村之间分野对立的情况.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空间及乡村地区被过度开发,导致传统民居肌理被破坏,资源被大量浪费,不利于城乡居住环境构建.在城乡分野加剧的背景下,城市化进程中的传统村落消逝,城市空间归属感弱化,城乡生态环境建设也存在不平衡.文章基于马克思空间正义理论对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分析了城乡空间正义缺失问题,而后分析了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现状,最后提出了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路径:实现城乡生产要素优势互补、保护传统村落实现情感认同、构建城乡一体化环境治理体系、以人民为中心构建城市空间场域.     

城乡人才要素流动：对接现代性的浪漫想象——“乡村CEO”的理论分析与现实困境

现有文献多关注以城市建设为主导的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与融合,少有关于以推动乡村建设为主线的城乡人才要素对接的探讨。伴随着稳定推进的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乡村的稀缺性正在凸显,乡村作为新的经济空间也得以建立,需要相匹配的人才作为支撑。来自团队在云南多个乡村实验的案例以及杭州余杭区的实践显示,“乡村CEO”是政府主动构建乡村价值重塑与乡村发展的新路径之一,是政府主导下的“逆城市化”选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城市发掘乡村的稀缺性。尽管“乡村CEO”能够把城市动能带入乡村,带动各类要素流向乡村,但城乡人才要素流动本质上仍取决于乡村与城市对接现代性成功与否。乡村和城市仍需面对和克服自身的社会生态、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问题。     

城乡互视中的“奇观”--近年来重述中国当代史乡村小说的城乡关系书写

近年来重述中国当代史乡村小说由于采用生存视阈、民间立场及多重视角叙述等,乡村和村民不再是沉默的客体,而是开始众声喧哗;不再是单向的被“奇观”化,而是开始反观城市;城乡在对视中互为“奇观”。这既对特定时代的历史进行了反思批判,又对文化和人性进行了剖析审视,更洞开了丰富驳杂、幽微深邃的乡村世界,实现文学对人性、生命与存在的无碍贴近与追问。     

乡村振兴战略:新时代“三农”问题的破解与发展路径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我国城乡关系由"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不过,"重城轻乡"与"城乡分治"的现代化建设逻辑导致了乡村社会长期落后,城乡差距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中后期持续拉大,形成了严峻的"三农"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维护城乡空间正义、激活乡村社会功能,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蕴含了农业现代化转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村落文化现代化重建、乡村治理德法并用、发展成果城乡共享等极其丰富的理论意涵。新时代要以"三农"问题为靶向,以盘活资源效率与重建文化价值为关键,继续释放制度红利、破除生产要素流动障碍、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推进文化复兴与融合,以实现乡村振兴。     

“逆城市化”趋势下中国村镇发展的机遇——兼论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从世界城市化的演变及其理论沿革论述了"逆城市化"的规律和能量,对中国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提出了新的路径选择及对策建议。"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一定水平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因而"城市化"聚集的资源和产业越多,"逆城市化"分解这些资源和产业的趋势就越强。借助"逆城市化"分解城市功能和分流城市人口的趋势发展村镇,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同时又有助于优化城市功能和减轻空间压力,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益更加合理、引擎力更加强大,从而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新格局,使城市化得以在新的格局里持续发展。所以,"逆城市化"是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由此,村镇发展的基本思路:一是对接中心城市,接应"逆城市化"潮流;二是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创造新优势,为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创造条件。     

中国城乡治理的升级再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治理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和瓶颈问题.一是一定程度上存在模仿西方的倾向,有模式化、类同化和形式主义做法;二是片面发展城市而忽略乡村,存在失衡、失当和去乡村化倾向;三是偏向外援,忽略内动力,缺乏发展后劲.这亟须对城乡治理进行升级再造,突破固化僵化思维,获得全新的变革发展.四川天府新区的"公园城市""公园社区""乡村梦"等新探索,可为中国城乡治理提供借鉴.今后,应真正改变对城乡治理的错误理解认识,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理念与方法,快速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行城乡治理制度特别是内部制度创新,强化城乡治理的内在发展动能,以智慧特别是民间智慧提升城乡治理能力.     

制度下乡:建构“新乡土中国”路径依赖

“乡土中国”最集中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随着乡土社会内生力量的推动和外生力量的催化 ,“新乡土中国”与费孝通先生上世纪 40年代所描述的“乡土中国”相去甚远。在“新乡土中国”里 ,如何构建一个具有乡土特色的民主法治社会无疑又成为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诚然 ,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仰仗多元“合力”,通过架构和催生各种路径实现乡土中国由传统向现代化方向转变。在诸种“合力”中 ,“制度下乡”是构筑现代性的“新乡土中国”民主法治的最关键最核心的路径。     

“村落终结”与农民的再组织化

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在城市文明的强势扩张和挤压之下,村落数量开始急剧减少、村落组织走向消解,从而出现了"村落终结"这一背景复杂且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村落社会的命运问题开始被提上日程。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中国社会的这一复杂变迁不可能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过渡,其中必定充满着矛盾冲突与复杂的结构转换。在此背景下,村落的未来及其发展走向便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所必须直面的根本性问题。本组专题论文即是围绕中国乡村社会的这一空前剧变展开的。《村庄前景系乎国家愿景》一文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阐述了不同情况下村庄发展与国家规制的互动关系及其社会后果,并提出将发展农村社区和城乡社区衔接作为村庄转型的方向和解决城乡二元化的路径。《"村落终结"与农民的再组织化》一文明确了"村落终结"的涵义及其复杂性,分析了"村落终结"的形态及其组织变迁,并指出了农民走上再组织化之路的对策建议。《村庄合并与农村社区化发展》一文用详实的数据阐述了当前中国村庄合并的具体情况,并重点分析了合并后的新社区出现的问题及其发展方向。《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的难题》一文则分析了城乡结合部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正是基于这些独特功能使城乡结合部在走向"村落终结"的过程中,遇到了更加艰巨的难题。     

“乡土中国”及其终结:费孝通“乡土中国”理论再认识——兼谈整体社会形态视野下的新型城镇化

费孝通先生以"乡土中国"这一概念所描述的是包括"经济形态"、"社会关系形态"、"政治—社会治理格局"和"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中国整体社会形态,而不是中国乡村社会形态。自晚清开始,随着中国被动地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相遇而被迫步履蹒跚地迈向现代世界,传统"乡土中国"不得不走向终结,由于这种终结是被迫发生的,因而是扭曲的、病态的。但费先生在揭示这种扭曲、病态的终结形式的同时,也构想描绘了传统"乡土中国"之另一种可能的良性终结形式,这种良性的终结方式实际上是我国整体社会形态之自觉的现代转型:既是农村的转型,也是城镇以及城乡关系的转型;既是经济的转型,同时也是政治—社会治理形态乃至社会心态的转型。对于今天正在实践进行中的"新型城镇化",也应该在整体社会形态之现代转型的视野下来认识;套用费先生以"乡土中国"来指称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方式,不妨称经上述转型而来的新社会形态为"城市(镇)中国"。     

新时代语境下中国乡村电影的空间叙事创新研究

新时代语境下中国乡村电影的空间叙事形态,随着城市化的飞速扩张已发生一种明晰转向：从传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客观化美学呈现,演变为与现代性同构、承载城市主体怀旧情绪与批判意识的主观化空间形态,在真实与“想象”的相融相汇中,建构起一种寓托着创作主体“恋地”情结的乡村空间。由此,中国乡村电影的空间叙事,以多元性、异质性指向标示出对中国乡村电影空间美学的重构。     

"逆城市化"趋势下中国村镇的发展机遇——兼论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城市化"聚集的资源和产业越多,"逆城市化"分解其资源和产业的趋势越强,而这些城市资源和产业分解的过程正是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借助"逆城市化"分解城市功能和分流城市人口的趋势发展村镇,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有助于减轻城市空间压力、优化城市功能,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明显、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更加明显、引擎力更加强大,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格局,使城市化在新的格局下得以持续发展.     

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

近代以来中国农村人口迁移是其重要的社会现象,主要流向城市和边疆,究其原因则有生产方式的变迁;政治领域的变革,如国家政权建设不利直接导致乡村精英发生位移;文化领域的巨变如科举制的废除促使城乡进一步分离,这些合力加速了农村人口大量迁移.而这种大规模的迁徙活动促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加速中国城市、人口近代化进程.     

论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城乡的生态消费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升级不仅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还要实现消费领域的转型升级,与此同时,中国城乡消费也要实现从过去非生态消费向生态消费的转变。生态消费的空间载体是城市和乡村,器物层面的载体是城乡生态经济,管理层面的载体是城乡协同治理制度。在科学界定城乡生态消费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构建合意的城乡消费环境、提升农村居民生态消费能力、建立城乡一体化协同治理制度,来发展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城乡生态消费,逐渐实现消费领域的转型升级。     

中国应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

1989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出乎意外的“盲流冲击波”。之后,对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途径,中国农村城市化的目标模式,又引起了新的争议。有的同志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目标已到了非调整不可的时刻”,“曾被誉为有,中国特色’的小城镇道路和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转移模式,由于规模效益差而无法承受商品经济的大风浪,这次由于紧缩,大量农民‘离土又离乡’涌向城市,就证明了这一点”。结论是“原有城市拓展空间和建设新城,这是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的必然趋势”。     

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

把中国乡村看成是"问题乡村"是支撑着一批中国乡村研究的学者从事研究的一种范式.原子化、宗族以及村落政治是这些乡村研究者最为集中关注的主题,他们急切地想通过实地的调查来寻求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由于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误解进一步导致了只有乡村观察的资料和数据的堆积,而没有对中国乡村理解层次上的提升.中国乡村的研究者可以重新摆正自己作为理解者的位置,从整体性以及文化理解的厚度上去实现中国乡村研究的创造性转化.     

基于空间政治的中国城市内部空间分化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呈现为“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结构化空间转型,辅之城市“增长联盟”对城市空间的逐利经营,城市内部空间分化问题日趋严重。如何在空间上消解阶层身份符号,促成话语融合,是国家空间治理的难题之一。传统现代性在空间分化治理上的功能困顿主要表现为：资本贪婪本性带来的积累危机引致空间极度扩张和残酷剥削、现代性对城市空间的形塑会抽空人类意义而带来人的异化,这些相应促成空间政治的兴起。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空间政治运行的核心行动者,以西部大开发、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等为代表的国域空间治理已彰显出巨大效能,而城市内部空间分化治理需要地方政府实现从经济建设向公共服务转型,同时以央地税源配置调整和税种结构优化来逐步减弱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形成良性可续的地方财税体系,并在城乡有机融合、基础性民生公共产品均衡配置和城市科学规划等向度上促成空间分化的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