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生计与石漠化灾变救治——以广西都安布努瑶族为例

一个民族的生存环境是特定的,为了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每个民族都具备其特有的传统生计方式。都安布努瑶族长期生息在高度石漠化的喀斯特山区,该地区土体浅薄、土壤保水性不足,对植物种类成分选择性强。面对其脆弱的生态系统,布努瑶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了一套适应于当地生存环境的传统生态智慧和技术技能,从而使本民族得以发展延续,并凭借这样的生态智慧和技术技能有效地控制了石漠化灾变,化解了生存环境中的结构性缺陷,使得看似极不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环境也能成为可以利用和改造的家园。这一事实足以表明,布努瑶族能够将世人视为“土地癌症”的灾变实施有效地救治。     

论传统生计对外来技术的接纳与创新——以贵州省黎平县黄岗村侗族传统生计为例

由于外来技术的不断引入,因地处偏远而保存得较为完整的少数民族传统生计已发生了明显流变。从笔者所调查的贵州省黎平县黄岗村个案来看,这种传统生计的现代流变,可以从引入化肥、农药、打米机、马匹等外来技术所引发的社会与自然的连锁反馈中见出。在传统生计对外来技术的接纳与创新中,一切现代技术的引进,需要尊重民族文化自然性适应取得的已有成果,尊重客观的自然生态特性,才能收到理想的成效,否则,都会引发始料未及的负作用。     

村落传统生态知识的多样性表达及其特点与利用——湘西土家族村落“苏竹”个案研究

武陵山区特定的生活空间塑造了土家族既受水系又受山系双重制约的生态认知体系。这种认知体系以生产劳动中人们对生境的认知和信仰为基础,以生活中人们对生境的维护和适当利用为内核,以具体的文化事象为表达形式。本文以湘西龙山县苏竹村为个案,初步探讨了村落传统生态知识在现代社会中的利用价值。     

20世纪初西南各民族传统生计融入国内大市场纪实——以意大利藏“百苗图”为例

20世纪初期既是中国内忧外患之际,也是中国国内大市场突破重围、艰难崛起之际。有关这一特定时代背景的文献记载极为丰富和全面,但记载的侧重点大多聚焦于现代工商企业的兴建、企业建构的基本类型,对于社会民众的生产生活的纪实相对薄弱。以致不少研究者习惯于以一般形式逻辑的推演为依据,简单认定西南各民族普通民众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无足轻重。而成书于这一时期的西南民族图志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形象生动地如实反映了西南各民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实情以及做出的具体贡献。凭借这样的纪实,只需认真对比西南各民族生计方式的百年巨变,西南各民族在融入国内大市场中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就可望得到符合历史真相的呈现和澄清。     

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生计转型与心理适应——以青海智格日村为个案

智格日村是三江源地区的一个生态移民村。该村牧民在搬迁前从事畜牧业,并经历从游牧到村子大草场围牧,再到分草场后在自家草场围牧的变化,主要依靠牛羊获取生活物资。生态移民搬迁后,由于禁牧和轮牧政策的实施,牧民开始种植蔬菜、打零工、开商店、从事客货运等。在此背景下,尽管村民们很怀念以前的畜牧生计,但目前基本适应了各种新型生计,并且积极创造条件,使自己更好地适应新的生计方式。而对于由生计转型带来的社会生活方面的变化,智格日村移民表现出了复杂的心理情感和适应状态。智格日村移民生计转型和心理适应状况的民族志呈现有助于进一步夯实人类学的跨文化适应模式研究基础。     

生态地位·生态安全·生态保护——以西北地区为例

西北地区作为中国的自然生态屏障,在国家生态安全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要充分认识西北特殊的生态位置以及生态失衡对国家生态安全构成的威胁,以“生态优先”定位发展,加大生态保护力度,从而确保国家生态安全。     

中国传统政治性征——以“三顾茅庐”与《李师师外传》为参照

在中国古代传统中,作为政治权势中的上下级,与作为自然人的男女双方,其主动与被动,或说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是完全相同的。臣道即妻道,国家情感即个人情感,政治情感即性别情感。处在政治关系中的个人,仍需有其情感寄托,此可称之为“政治性征”。在此意义上,《三国演义》“三顾茅庐”的求贤经历与《李师师外传》中道君皇帝和李师师的感情纠葛,在深层观念与故事结构上都极具相似性。     

论地方性知识在脆弱生态系统维护中的价值——以石灰岩山区“石漠化” 生态救治为例

地方性知识是一个具有文化属性的广泛概念。本文以喀斯特山区石漠化灾变救治为例,对地方性知识在脆弱生态系统维护中的价值进行探讨。在分析石漠化成因的基础上,提出发掘利用各民族地方性知识,以完成对石漠化的灾变救治。     

藏族传统游牧方式与三江源“中华水塔”的安全

三江源是中华民族的“水塔”,也是藏族长期生息的地区。藏族的传统生计方式与“中华水塔”的保护密切相关。藏族传统游牧采取“多畜并放”、“转场浅牧”方式,其有效地规避了三江源区域的生态脆弱环节,确保了高寒草原的生命线--覆盖在整个草原表层的泥炭层和腐殖质层,以致稳定了长年冻土带。但半个世纪以来的草场产权更替与“网围栏工程”的推进,严重地冲击了其生态脆弱环节,引发了生态灾变,危及到了中华水塔的安全。这不能不引起世人的关注。     

旅游型海岛居民可持续生计与迁居意愿研究——以辽宁省长海县为例

为探究旅游型海岛居民生计的可持续性与迁居意愿,文章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岛民进行调查,以获取岛民家庭的基本情况、岛民各项生计资本状况、岛民主要生计方式和岛民迁居意愿数据,借鉴可持续生计研究框架建立以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为影响因子的岛民生计资本的指标体系,对长海县岛民可持续生计特征与迁居意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大长山岛生计资本总指数和资本耦合协调度均为最大值,其中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占比及存量均为最大值;小长山岛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占比及自然资本存量均为最大值;广鹿岛物质资本存量最大。稳定收入型是中心社区主要生计策略;兼营生计型与传统生计型是传统渔村和旅游村的主要生计策略。务工主导型和传统生计型岛民生计脆弱性高,兼营生计型和商业经营型岛民生计脆弱性处于中等水平,稳定收入型岛民生计脆弱性低。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得出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迁居意愿影响显著,进一步探索出影响岛民迁居意愿的生计资本指标。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云南彝族生计、文化与林业传统知识——以南华县为案例

林业传统知识已经成为自然资源管理、传统文化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乡村发展等领域的重要议题。本文以云南省南华县彝族社区作为调查对象,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彝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图腾崇拜和原始宗教、节庆活动及民俗礼仪等方面,分析了彝族人民与森林源远而复杂的关系。彝族人民以“万物有灵论”为基石,通过神山、乡规民约、宗教礼仪和习俗、石碑等制度和文化现象,表达了对森林、植物和动物,以及自然环境的尊重,构建了自然与人长期和谐共存的关系,并将其融入彝族人的道德情操和文化、社会、经济及生态活动中。林业传统知识传承了彝族人亲近自然、崇奉万物和敬畏生灵的朴素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保护观念,以乡风民俗活动为载体,历久弥新,世代传承,凝聚成彝族绿色生态文化情结,客观上起到保护自然资源、维持生态平衡的作用。     

论明代“理苗”之失——以铜仁府“苗患”不绝为例

明代的铜仁府自置府之日起，一直“苗患不绝”，两百余年间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明廷为此疲于奔命，糜费资财无数。究其原因，全在于明廷在理苗上存在着两大失策。从战略上看，明廷一直被动设防、被迫迎战。从战术上看，明廷未能主动收集和积累“苗疆生界”内的苗情资料，沉溺于与“苗疆生界”内苗民拼人力、拼物力的呆板战法。这两大失策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有明一代，铜仁及周边的湖广、四川接壤地带战祸连连，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最后不得不采取围绕苗疆修筑“边墙”被动退守的下下之策。     

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测度——以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调查数据为样本

生计问题是自然保护区生态移民城镇化安置中的重要问题,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忽视移民的生计响应。基于“四维度三强度”生计响应分析框架和测度方法,以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61户移民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测度了武陵山片区自然保护区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情况,发现移民生计资本响应不均衡且移民获取资本能力较弱。移民户生计方式响应最好但移民户之间差异较大,移民户生计产出响应较为明显,尤其是生计产出的行动响应方面最强,移民户生计空间响应相对较弱但移民户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结果表明,武陵山片区自然保护区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情况总体较好,但移民农户的生计响应强度由感知、意愿到行动呈现依次递减状态,且移民农户的生计空间响应和物质资本响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移民生计响应的维度和强度,对移民生计增收机制起着强化或抑制的作用,进而影响移民的持续发展。妥善应对生计响应外部环境带来的各种影响,尊重并激发生计主体的能动性选择,形成移民生计响应与增收机制的正向循环,是提升移民生计响应强度、形成移民持续生计能力、实现移民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和路径方法。     

从音变构词到多音多义字————以“中”、“间”为例

现代汉语多音多义字往往与古代汉语音变构词有关,“中”、“间”就是典型的个案。从共时角度看,它们属于多音多义字;以历时眼光看,它们是上古汉语音变构词的遗迹;从字形变化看,它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以“中”为代表,原始词和滋生词字形基本没变,另一类以“间”为代表,原始词和滋生词字形变化较大。厘清这些多音多义字音义形的演变脉络,有助于现代汉字的规范化,也有益于语文辞书的编撰和修订。《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中小型规范辞书可以根据共时语言事实标注多音多义字的读音、释义和字形,《辞源》、《汉语大词典》等大型专业辞书必须坚持音义契合的时代性原则标注多音多义字的读音、释义和字形。     

以“地图”为方法考察“文学中国”——中国文化绘图人杨义为浙大EMBA学生讲述“文化中国”

“地图”作为一种解读中国文化的方法论,融合了时间和空间维度。以“地图”的方法解读文化中国,首先要面对民族承续性和生命力的问题。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之间的“太极推移”产生了跨地域的文化对撞和文明重建,促成了南北融合。中华民族形成了“中心凝聚力—边缘活力”的复合型动力机制,中心凝聚力和边缘活力是互动的结构。家族命题是中国文化的实质性命题,讲中国古代文学不讲家族问题,往往是讲不清楚的。国族问题是家族问题的拓展和深化,关系到先秦诸子进行思想原创的文化基因,只有深入国族考究,才能提供先秦诸子发生学的真确依据。描绘中国的文学地图必须在时间维度上增加空间维度,恢复地图的完整性和多样性。用地图的方式重绘文学中国,其意义绝非单纯的补漏,而是对传统文学形态的现代重塑。     

峡谷高山间的民族生计模式研究——以燕门、丙中洛、盐井田野调查为例

艽野东南部的碧罗雪山两麓生活着藏、怒、独龙、傈僳、纳西等多个少数民族.因特殊的人文地理因素,这些民族长期保持着传统的生计方式,在民族互动和交融中,形成刀耕火种、采集、渔猎、农耕、牧业、盐业和葡萄种植等多元生计.高山峡谷间生活的民族在不断变迁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利用空间转换、合理安排时间等多种方式发展经济的策略,将不同的生计方式有机结合起来,以保证获得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     

试论传统文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以庄子生态哲学为例

庄子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思想,认为＂道＂是一切存在的最高本体,是万物产生和存在的根本依据和终极原因,万物都是凭借了＂道＂而产生和存在的。道是宇宙的本源,是万物的主宰。庄子提出＂道兼于天＂、＂道载万物＂、＂道通为一＂等观点,为其生态哲学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可借鉴庄子的生态哲学思想,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为人类创造更加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