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因素决定论”到“道德平静”——论康德的道德心理学

一般而言,康德的伦理学主张,只有出于义务的行动才具有道德价值。但是,针对行为者的道德动机,研究者们却发现在康德那里似乎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解释。汉森就指出,康德所说的道德动机是一种“多因素决定论”,具体而言,其内在构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冲突论”,即理性通过约束感性欲望而促发行动;二是“一致论”,即在理性与感性欲望相互协调一致的状态下所产生的行动。在两种情况下,行动都可以说具有康德所要求的道德价值。但在前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是压抑甚至痛苦的;在后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却是轻松愉悦的。对此,究竟哪一种状态更具有道德价值？或者说更符合康德的义务论诉求？汉森认为康德的论述并没有提供清楚的回答。道德动机的“多因素决定论”在康德那里确实存在,而它主要体现于康德不同阶段的思考中。但在最终意义上,“道德平静”才是其道德心理学的核心特征,也正是借助这一理论,汉森所说的“冲突论”与“一致论”之争才能够得以较好地解决。     

评价论视阈中的良心机制

良心是康德哲学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康德哲学中理应占有重要位置：其一,良心是“自己对自己作出裁决的判断力”;其二,良心以善良意志为根据;其三,良心通过义务意识而对道德法则产生敬重感情。黑格尔从良心“是在自身中反思着的普遍性”;良心是主体“内部绝对的自我确信”;良心是“唯一对我有约束力的东西”等三个方面论述良心。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良心就是社会规范作用于人而形成的一种心理机制。个体良心是社会基本规范的内化,也就是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内化。因此,良心是以个体形态存在着的社会基本规范或社会基本价值观念,也是社会“良心”的个体化形态。作为良心形态的社会规范不是具体规范而是基本规范,体 现着社会理性,表现为精神上的信仰。孟子提出良心的四个层次,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而 “是非之心”则包含承认事实之心和追求公正之心两个层次。良心以情感的方式发生作用。良心的不安就是良心的不安宁,良心以安宁为愉悦,以不安宁为痛苦;良心在个体自我评价活动中常常以不安或谴责的形式发生作用,从而使个体沉浸在某种痛苦的情感之中。发生在个体自身内的良心不安或谴责在实质上体现着社会主体对个体所作所为的不安或谴责。个体用良心作为标准所进行的评价活动是双重的,既是个体的自我评价活动,又是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活动,是以个体的自我评价活动为独特形式的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活动。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活动转化为个体自我评价活动,个体以独特的自我评价活动形式来体现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活动,这就是良心不安或谴责的评价论机制。忏悔是自我评价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良心不安或谴责往往通过忏悔体现出来。历史上的许多名人都具有很深刻的忏悔意识。     

新世纪的价值天平——关于功利价值与伦理价值冲突的哲学思考

功利价值与伦理价值是人类价值天平上两种最基本的,也是根本的价值取向。功利价值与伦理价值取向的内在矛盾,深刻表明了人类社会发展总是处在历史与道德二律背反之中。新世纪我国功利价值与伦理价值的冲突, 主要表现为道德优先与利益优先、效率优先与社会公正、发展与稳定、经济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经济生活专门化与社会生活多元性的矛盾冲突。我们的任务是面对冲突进行合理的价值选择, 坚持价值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 实现道德与历史的统一; 科学划分和界定功利价值和伦理价值的评价范围, 使求“真”与求“善”在矛盾对立中达到统一; 坚持科学理性与道德理性并重,架构科学与人文的桥梁。     

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学的特征——兼与康德比较

牟宗三建立的道德形而上学主要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提出“知体明觉开知性”命题而指出道德主体“必需”转为知性主体;运用“一心开二门”的间架而确立无限智心并强调道德的进路;强调人与神沟通无极限而连接现象世界与价值世界;明确道德形而上学既是“圆善”又是“圆教”而呈现“德福一致”的可能。分析其道德形而上学的特征,可以看出他对康德的“超越”,并在理论上回答了“两层存有论”如何统一的问题。     

拟人化思维：生态伦理学的致思模式

生态伦理学是人们把原本只适用于人类社会或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学推而广之,研究生态环境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时,创建出的伦理学分支学科。然而,生态伦理学作为一种特殊的伦理学,所考察的本质上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切地说是人与作为自身“无机身体”的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由于把自然界视为人或人的“无机身体”毕竟只是一个比喻或拟人化,因此,整个生态伦理学的致思模式本质上是自由自觉的拟人化思维。     

论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之争的三个问题

20世纪70年代,一些英美学者就马克思主义与正义、与道德的关系展开激烈争论。总体上看,论辩双方的基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非道德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论”。纵观两派争论的焦点,其理论分歧主要源于双方在三个问题上缺乏共识,即道德是否必然是意识形态、事实是否可以容纳价值、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消解了道德客观性。只有对以上三大问题进行清晰界定和有效辨明,才能有效应对不同学者有关马克思道德哲学是否存在的诘问,并更切近马克思道德哲学的阐释路径和内在结构。     

儒家的礼、“自我”与德性完善

儒家的自我既是“礼”的遵循者、又是“礼”的制定者。借用康德伦理学的术语,儒家的自我是 “为自己立法”的。然而,由于康德否认了人有“智的直觉”,人 “为自己立法”这一理念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并未得以实现。而儒家学者通过承认人心是无限心并具备理解天道的潜能,从而使人“为自己立法”成为现实。因此,尊重自我就表现为人动态地、创造性地完善自己的德性的过程。这一特点也把儒家的“自我”既与自由主义中的“自我” 、也与康德伦理学中的“自我”区别开来。     

政府责任核心价值取向的嬗变及其启示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其责任缘于公民与政府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具体内容包括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百余年来,西方国家管理在由传统行政向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模式演进的过程中,政府责任的核心价值取向经历了侧重“秩序与效率”--追求“公平与正义”--倡导“服务与竞争”的嬗变。鉴于其经验和局限,基于中国的根本经济政治制度安排及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公共性应是我国政府责任的核心价值追求。     

从成人道德与规范道德看道德与人的关系

道德与人的关系由于对道德存在成人之维和规范之维的不同理解而表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在成人道德的意义上,道德与人彼此同构,道德内在于人;在规范道德的意义上,道德与人之间既存在着“同一-内在”关系,也存在着“差异-外在”关系;成人道德与规范道德在人们具体的行为实践中历史地表现出或相互一致或相互背离的关系。     

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必经的发展阶段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贡献。本文在详细考察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两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了探讨。     

论生命价值的道德支撑

人是自然生命、精神生命、社会生命的完美结合。道德是生命提升的基本依凭和价值向度。无论从中国传统生命理论还是西方生命哲学,或是马克思主义生命价值学说中,我们都能看到生命价值与道德的密切关系。道德是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生命价值的实现方式。     

现代性道德困境的理论表现与理论根源

规范伦理是现代性道德的主导理论形态;现代性道德面临着自身难以克服的诸多理论困境,这些困境的产生根源于现代性伦理学存在的"道德本体自我化"、"道德关系契约化"、"道德内容知识论化"、"道德生活殖民化"等理论缺陷;必须探寻消解现代性道德困境的有效理论途径。     

当代环境伦理学对旅游道德的深层启示

旅游是人与自然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从当代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反思和理论创见出发,可从四个方面提升旅游道德境界:热爱大自然,大自然的善良公民;珍爱生命多样性,尊重其他生命的价值;克服个体小我,实现生态大我;反对破坏环境的行为,维护生态环境和谐。     

论公共道德的政治维度和社会维度

公德是公共道德的简称。公德与社会公德不能混同使用。对公共道德的理解有两个最基本的维度,即政治维度和社会维度。政治维度体现在公民与政治共同体国家这种纵向关系中,又可分国家如何对待公民和公民如何对待国家这两个向度;社会维度是指公民之间横向交往关系的维度。社会公德就是从社会维度论及的公共生活中的道德。     

“以德治国”与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

以德治国作为重要的治国方略 ,是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目标追求之一和重要的推动手段之一。本文试从这两方面来探讨以德治国与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关系     

本能与道德

本能是一种原始生命力,而原始生命力既可以是创造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过度放纵本能会破坏人格的完整。道德的起源与发展并非与本能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它是为维护人的长远利益而产生的,“与本能对立只是它们与本性之关系的最外在的表现,在深层,文化正顺应着人类潜在的可能性。”所以,本能与道德并非一对死敌,提倡道德同样也是保护人的本能。爱欲存在的矛盾提醒我们:爱需要教导,需要学习,需要与人格的成长相伴而行。人的任务是通过意识的深化和拓展,把原始生命力整合到自我之中,强健自我的任务是学会坦然面对、合理转换,能够疏导并驾驭自己。     

提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践教学效能的探索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践教学过程与目标在于人生命价值的创造和完善,其整个过程是一种人格与精神的升华。因此,其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理论的应用,更重要的是思想道德和法制观的塑造。教育者首先应起到人生导师的作用,建构好实践教学的模式,以引导学生在实践中使正确的立场、观点逐渐内化成意识,并指导人生实践。文章以此为出发点,分析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践教学的现实状况,对提高实践教学效能进行了探索。     

从《大略》篇看荀子的义利观

读《大略》可以看出,荀子已经发现功利主义和道义主义是人类两种最基本的行为取向,两者相互斗争,其势力消长关系着社会的安定与动乱,人可以参与并调节两者的矛盾运动。他主张人为地助长道义主义,通过“以义克利”的过程而实现“义利两有”。他把其义利观贯彻于他的天人观、教育观、认识论和治国论中,形成了精神激励、利益驱动、权利制约三种手段并用的综合社会治理思想,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亦带有理论偏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法律内在道德的逻辑与启迪——基于富勒法律道德性理论的中国法治思考

法律的内在道德构成了冨勒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精髓。对于法律的内在道德,应当从三个依次递进的方面予以理解和把握:法律的内在道德存在自身内部的张力和矛盾;法律的内在道德主要是一种愿望的道德;法律的内在道德使法律成为一项事业。法律的内在道德在促成规则之治、引领公民启蒙和推进对话协商三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以德治吏"实践论

以德治国的要务是以德治吏。在党的干部工作中贯彻“德治”思想 ,必须在三方面下工夫 :建立教育、制度、赏罚上的道德机制 ;坚持选拔、任用、考评上的道德标准 ;正确处理德与才、自律与他律、管理与道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