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厢官"

宋代城市中普遍出现了“厢”。宋人王应麟在其《玉海》中说:“厢起于唐,本用李靖兵法,诸军各分左右统之。”“朱梁以方镇建国,遂以镇兵之制用之京师,京师共四厢,而诸军两厢,其厢使掌城郭烟火之事。”北宋建立后,鉴于京师居民增多,民事纠纷日繁,开封府职责过重,于大中祥符元年将汴京城外居民区划为八厢,并置厢吏负责。《宋会要·兵》载:“上以都门之外,居民颇多,旧例惟赤县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厢吏,命京府统之。”明道年间,御史张奎奏请“置内外左右厢受事判官”,以分厢处理职权范围内事务。由于城市中“厢”的设置是从驻军划分防地开始的,并逐…     

试论咸同时期郭嵩焘的政治思想

郭嵩焘咸同时期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把官贪吏虐,政治黑暗看作是“致乱之源”,从而一方面极力主张“严以驭吏”,“肃清官吏之路”;另一方面也主张“宽以抚民”,反对严刑峻法．这些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郭氏后期思想的变化和发展,同时,对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明代的运军

明代的运军陈峰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漕运高度发展的时期之一，所谓“京师百司庶府，卫士编氓，仰哺于漕粮”①。大规模的明官方漕运业中，存在着人数达十数万人的专业运输军队，明人称其为“运军”。这支庞大的运军对维持大部分时期里明王朝的漕运的正常进行，无疑发挥了极其...     

清代河南漕运述论

漕运是封建王朝为了军饷、官俸和宫廷需要,从各省区向京师转输田赋的一种形式,有河运、陆运和海运。在中国历史上从秦汉开始到清末,漕运始终是历代朝廷财政经济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由于封建社会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的迁移,漕运方向也随之变动,处于黄河流域的河南省,由转输漕粮的重要地区,逐渐沦为极次要的地方。     

略论包拯的惩贪思想与实践

包拯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清官。在他一生的政治实践活动中,惩贪倡廉始终处于重要的位置。综观一部《包拯集》,有关惩治贪赃的奏议是比较多的。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抒己见,以就教于同仁。一、依法治贪、止绝内降包拯生活的仁宗时代,官场贪风日炽,“黩货暴政,十有六七”①。对于这种“赃污发,无日无之”的严重情况,有关官吏不仅不依法处理,反而置若罔闻,“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衅”,从而形成了“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②的局面。包拯对此极为不满,同时又十分焦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失于宽而弊于姑息”的吏治…     

从南宋士大夫的议论看宋代的荐举之弊

宋代的荐举制度在铨选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选人能否改官,全凭荐举一途。这就造成了宋代选人奔竞、举主滥荐而吏部铨吏也借此因缘为奸的现象。到了南宋时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南宋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此无不忧心。在南宋人的文集中,大量记载了南宋人对荐举之弊的议论,并寻求治弊的良药。     

宋代荐举之弊

宋代的荐举制度在运行层面设置了诸多严苛的规定,即便如此,像求荐公行、鬻卖举状、铨吏因缘为奸等问题仍大量存在。这引起了宋代臣僚们的广泛关注,从其连篇累牍的议论中也可见一斑,因此,对宋代荐举之弊加深认识,其意义也就显得较为重要。     

试论明代西北马政的衰败原因

<正>马政,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种特有制度,即封建国家对官用马匹的采办、牧养、使用等方面所实施的行政管理制度。自秦汉以降,迄于明清,它一直是历代兵制和财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西北马政,是明朝政府经营西北特别是巩固西北边防的重要措施。,明初以来的数十年间,由于仆苑官牧机构健全,制度谨严,官得其人,职专其任,以及采办马匹的多种渠道的畅通,监苑官马常年保持在数万匹之多,西北马政确实出现了仆苑两旺、足充边用的局面。但明中期以后,西北马政的弊端日滋,其景况大不如前了,弘治时杨廷和即说:“马政之弊,自京师以达于天下,在在有之,而陕西监牧为多,其弊尤甚。”明代西北马政情况也确实如此。明代西北马政的日渐衰败,究其原因,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陶澍漕粮海运改革及其历史地位

漕运是封建王朝的生命线，“国家大计，莫过于漕”①。清嘉庆道光年间，伴随着吏治的腐败，漕务弊端丛生，南漕北运屡屡受阻，清王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江苏巡抚陶澍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力排众议，行海运，除漕弊，使漕务得到明显改善。陶澍漕务改革对于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漕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前，史学界对此研究不够，陶澎的历史地位没有得到充分肯定，本文就此作些探讨。一、嘉道时期的漕务危机清嘉道之时，漕弊丛生，大端如下：１．漕政衙门冗员充斥。有清一代，人们视漕运为利薮，漕政衙门人员日多，到嘉道…     

陶澍与漕政改革

自隋炀帝开通运河之后，漕运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的一项内容。延续到了清代，更是被称为“三大政”之一。清中叶以后，清朝的封建统治日益腐败，世风日下，萎靡不振，漕政也是弊病丛生，已严重威胁到京师的粮食和财政供应。有着“干国良臣”美誉之称的陶澍，为了打通这条大动脉，维系清政府的正常运转，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通过裁汰冗员，删除浮费；严禁包漕，严格制度；治理运河，疏通河道；另辟新径，漕粮海运等措施，对漕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给后世留下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文章试以陶澍漕政改革为中心，做一些探讨。     

从吏胥制度看清代社会对新政治形态的诉求

吏胥是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形态中重要的行政载体,有官必有吏。从清人对吏胥之制的表达层面看,已经认识到官与吏不可分离,并对吏胥之弊深恶痛绝,却无以自解。从其实践层面及所折射的思想层面看,则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存在着对专业行政人员的极大需求,透露了辨别政治与行政、政务人员与事务人员的要求,以及给予专业人员以法定地位和职权的诉求,也宣示了选举制度的危机及走出传统的要求。     

唐代朝集制度初探

一、历史渊源:唐代朝集制度源于战国中后期产生的上计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上计吏赴京城汇报地方工作,并将中央诏敕传达于地方郡守,以为施政之准则.这一制度是在秦汉时期逐步完善的,并成为以后历代所沿袭的一项政治制度.隋代,上计制度已改称朝集制度,上计吏则改称朝集使.开皇初年,房恭懿先后任泽州司马、德州司马、“政为天下之最”,隋文帝“因谓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体国,爱养我百姓……,朕即拜为刺     

康熙吏治思想探义

康熙是中国封建帝王中最圣明的君王之一。他在自己当政的60余年时间内,为整饬吏治,端正官场风气,不遗余力地激浊扬清、奖廉惩贪、戒奢崇俭。他率先垂范,拓展言路,鼓励上疏,任贤用能,教吏安民,从而创造出历史上少有的活跃政治局面。康乾时期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华夏一统、国泰民安的“治平之世”,就是他狠抓吏治的结果。     

清代地方吏弊防治思想及其变化

近世以来,地方吏役不可避免地成为基层行政的主体,但其专权导致的社会不安在清代地方亦达于极致.有清一代知识分子和官僚精英从强化官长威权以弱化吏役擅权之可能、提高吏役自身素质以降低其弄权之可能和去例案太繁、省文法以改善官役之施政环境等三大方面阐述了他们的地方吏弊防治思想.这些观点和建议,有些在清代的社会发展中遭到淘汰,有些则成为清末官制改革的目标之一,但基本上均无法付诸实践,体现了时代的局限.     

北宋东南漕运制度的演变及其影响

北宋时期,漕运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无论是运输规模还是运输范围,都远过于前代。其中东南地区的漕运,在唐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增长,成为北宋王朝立国的重要基石和生命线。为了确保东南漕运的畅通,宋政府实行了许多制度和措施。其中,以宋初至崇宁时的“转般法”和崇宁以后的“直达法”最为关键。其发展变化直接关系着东南漕运的盛衰。     

制度创新是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

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根源在于廉政制度建设存在着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规范化等一系列要素欠缺。因此 ,廉政建设的关键是弥补要素欠缺 ,进行制度创新 ,实现廉政建设法制化、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 ,使公职人员“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     

论秦汉的学吏制度

<正> 秦汉时期,不管其官吏登庸制度有何变化,但作为从事具体业务的吏员,或一个出身寒微、无财势可依的人,欲进入吏途,则都是必先有一个学吏过程的,不论通过官学或私学,或向正式吏员去做学徒,总是必须先取得做吏的业务能力与资格,然后再结合长吏的辟置而进入吏途,故汉有“文吏之学”产生,东汉有贱儒生而高文吏之俗,儒生也“用吏为绳表”,朝夕学问。两汉人对此有个专称,叫做“宦学”或“学宦”。今就秦汉时期学吏制度的几个问题试作说明如下。     

秦朝"以吏为师"及其相关问题考辨

"以吏为师"是秦国暴政的手段之一,这种畸形教育制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尊奉法家反对儒家是导致"以吏为师"的根本原因,分封与郡县制之争导致了"焚书坑儒"与"以吏为师","坑儒"事故使"以吏为师"的畸形制度进一步巩固.究其实质,"以吏为师"在于加强思想控制."以吏为师"破坏了秦朝的文化教育,对先秦时期行之有效的"官"、"私"学之教育制度,也是一次致命的破坏.     

南朝的徭役制度

南朝人民服役年限有缩短的趋向,宋比东晋短,梁、陈又比宋短。在法令上,妇女无徭役负担。南朝的徭役分为力役、兵役、吏役和匠役。“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的力役,类似北周的六丁兵、十二丁兵股役制度,即18人为一组轮番服役,每人每年役期为20日。南朝的世兵制已衰微,统治者多通过召募、征发、初兵制度强迫兵户以外的人服兵役。南朝的吏有文武之别,亦有上下层之分,下层的吏要为官府、官员服诸多杂役,吏的来源有多种途径。南朝的匠役主要由百工户和刑徒承担。百工户同吏户、滂户的来源一样,政府把一部分民户固定下来专服匠役。南朝徭役制度的特点是打上了浓厚的农奴化印记,但那时已逐渐推行番役制、雇借制和折钱代役制,说明国家徭役中的农奴制已开始动摇。     

试论中国古代监察官员的选任制度

古代中国的监察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国家行政系统实施必要的制衡和监控，在保证国家机器持续正常和有效运作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监察效果的好坏，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行监察任务的监察官员。韩非就曾指出：“明主治吏不治民””，其意无非是通过“治吏”去更好地“治民”。而监察官员就是为实现“治吏”的目的而设置的，实际上是一种“治官之官”。他们肩负着“彰善津恶”、“激浊扬清”、“纠劾官邪”、“肃整朝纲”、“绳瓶纠谬”、“匡辅人君”、“封驳冷谏”以及“荐举贤良”、“矫平冤狱”等重任。这种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