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庙议与朱熹的宗庙思想

朱熹不仅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有着丰富的礼学思想,并且参与了宁宗朝初年关于僖祖祧庙的礼学实践。所谓僖祖祧庙问题,实源于宋初以来太祖于宗庙祫享时正东向位的争论。到了神宗熙宁间,王安石当国,推行追崇僖祖为始祖的礼学举措,从而推翻了汉晋以来“祖有功”与“亲尽祧迁”的主流意见。即便与当时的主流意见相左,王安石的意见和举措依然得到了程颐、朱熹等理学家们的支持。详考这种主张的理论依据,可上溯至《孝经》“严父莫大于配天”之说,这种说法又进而影响到后来明世宗尊崇本生父为帝乃至称宗祔庙等一系列礼学举措。通过探析这些礼学实践背后的理学依据,足见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分享了共同的理论前提。     

朱熹对《大学》主旨的改造和诠释

从文本考察和经典诠释的角度出发,朱熹经过“移其文,补其传”的工作,重新诠释《大学》主旨,把它从《礼记》中一篇通论礼意的文字改造为“为学次第之书,即物穷理之学”,从而离经独立,自成一书,并使之获得了“四书之首”的地位。朱熹以“致知在格物”为主题改造和重新诠释《大学》,目的在明了“吾心之全体大用”。这有一定的学理依据,同时更是一个学术创新的过程,是出于其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朱熹这一学术创新有得有失,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朱熹美学思想与中国美学精神

朱熹美学思想是宋代美学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弘扬与提升。中国传统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其性质和作用并不只是在于传达美的知识，而在于培育和提升人的生存境界。     

朱熹美学思想与中国美学精神

朱熹美学思想是宋代美学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弘扬与提升。中国传统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其性质和作用并不只是在于传达美的知识,而在于培育和提升人的生存境界。     

朱熹理学心性观与太极阴阳说之关系探微

从理学角度讨论了"性即理"命题,分析了易学之"太极即理"说,探讨了心性论与太极阴阳的关系,认为"太极即性,阴阳即气"反映出朱熹理学心性论与易学太极阴阳范畴之间是贯通的。     

《礼书纲目》与江永学术

《礼书纲目》是江永卷帙最大的著述,其编撰对江氏学术产生深远影响。《纲目》完撰后,江氏以相同体例续编《近思录集注》《四书典林》《四书古人典林》等理学、制举用书。其礼书编撰对律吕、历算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为后来相关研究奠下基础。江氏研究对朱子学术的批判继承,以及专门考证,表示着学术的转向。江永后期转向礼学考证,多以札记形式进行专题研究,批朱崇郑。这一转变萌生于《纲目》编撰,和清初学术由博转精的历程一致。     

张南轩与胡五峰之异同及其学术之演变

张南轩本是胡五峰高弟,然而在其与朱子的学术交往中,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并对其师五峰的学术进行了严厉批评.对此,学术界通常认为这是因为南轩受到朱子的影响,而完全转到了朱子的方向.实则南轩与五峰学术的不同未必受到朱子启发,南轩很早就不完全同意五峰的某些说法,朱、张的学术交往不过印证了南轩早先的疑问而已.即便后来南轩颇为赞同朱子之说,他们很多观点亦有根柢的不同.     

朱熹:因中原文献之传而编辑宋儒理学之大成——兼论朱熹与吕祖谦的编辑架构思想

朱熹是继孔子编创"六经"图书结构之后,出现于南宋的又一位编辑大师。他通过编创《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近思录》等,开创了双重的"四书"图书结构。他将中国传统儒学体系推进到一个新的理学高峰,并影响其后880多年。这个图书结构的缔造成功,一是得力于嵩伊河洛大量"中原文献之传",二是得力于北宋众多学子特别是北宋"四子"理学研究的创新。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形成了儒学"中兴"与文化"转型"的局面。但因宋代"变法"与"守持"、复兴统一与抱残独撑的朋党权力斗争,绑架了学术论著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南宋庆元年间政坛引发的对程朱理学的攻讦挞伐,造成了宋元明清以来史上精神焚坑式的编辑出版学案。     

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的继承与变革

徽州宗族对朱熹《家礼》十分重视,认为《家礼》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是宗族礼仪一部新的重要经典。徽州宗族对《家礼》的规定,特别是关于祠堂建设、祭田设置、族规家法、祭祀礼仪的规定,不仅是继承,更重要的是对这些礼仪规定进行了重大变革。     

"生生之德"与北宋理学美学的核心问题简论--朱熹美学核心问题研究前论之一

"生生之德"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宋明理学(包括美学)继承和弘扬了这一思想.审美境界是朱熹及其理学前辈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而审美境界又是一个生命意识问题."生生之德"与审美境界就有着极为重大的内在关系.北宋理学美学家们恰好就是从这一方面去探讨审美问题的.     

朱熹礼学思想建设的启示

朱熹在南宋社会内忧外患、佛道盛行的历史环境下又一次回应并发展了孔子的礼学、礼教思想,决心重振社会人伦秩序,其礼学思想对宋元以降的中国及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礼学思想建构的特点能给当代儒学复兴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礼不远人,人能弘礼;礼学思想需要哲学的突破;礼是归宿;礼学的发扬需要经典文本的支撑与因时制宜.     

朱子对“为己之学”的诠释与建构

"为己之学"是宋代理学的重要主题,宋代儒者大多以"为己之学"自期.朱子对"为己之学"极为重视,甚至以之作为划分读书人是否为"吾党"的标准.他认为"为己之学"既是学问的目标,也是为学的基本原则.朱子诠解<大学>,其目的就在于将"为己之学"理论化、系统化,并落实在文本中.     

朱熹理学与佛学心性论比较研究

在心性论上,朱熹理学与佛学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的关系。儒佛在心性论上的根本不同是儒家以＂善恶＂论人性,而佛教以＂清净＂论佛性。朱熹丙戌之悟期间的观点是＂性体心用＂说,佛教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在于误心为性,导致＂作用是性＂。在心性情关系上,朱熹主张性体情用,而佛教最终走向是去情复性。     

刘沅对朱子《大学章句》的辩驳及其思想史意义

活跃于嘉道年间的"经学巨擘""川西夫子"刘沅,以推尊原典,恢复孔子、曾子《大学》本义为取向,以推动理学义理下行为诉求,向朱子学的精髓《大学章句》展开系统的辩驳。他从最完整地表征理学价值系统的《大学》之义理骨架"三纲八目"入手,全盘否定朱子对"三纲领"的解释,认为朱子所解妄牵己意,师心蔑古,完全背离圣人本旨;进而撇弃朱子以"格物"为"八条目"之统领,并以"诚意"取而代之。刘沅的辩驳显豁融通儒道、暗合阳明以及重视肉身的理论特质,一方面弱化了朱子的权威,减杀了朱子学在清代中晚期复振的力度;另一方面推动了《大学》义理向通俗化、可接受性和可实践性的转化,透显出觉民行道的现实诉求。更为重要的是,借此亦映照出清同治之前巴蜀哲学悉尊宋学、罕受汉学洗礼的学术取向,力证乾嘉汉学只是江南一域而非全国性学术现象,显现了理学区域化进程中的异质和差异,成为探究中晚清巴蜀哲学乃至朱子学学术格局和样态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个案。     

风水景观的人文透视——以书院寺观为中心

儒释道与风水之间崇尚自然的理念和共同的地理环境需求使儒释道三家的精神文化载体书院寺观在建筑选址和布局上打下了深深的风水烙印。其典型表现便是书院寺观座落的山川形胜之处,通常是风水上良好的“藏风”、“聚气”之地。由于儒释道三家的教义和思想不同,书院寺观在风水选址和布局上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书院更强调对案山的选择,佛寺更偏重于发脉(即龙脉)的选择,而道观却偏重于建筑布局和方位的选择。     

南宋书院的学祠与学统

宋代书院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理学家形成的学统及道统观念,对书院祭祀制度的完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有一种强烈的建构书院学统,以确立书院在儒家道统史上的意义、地位的精神追求,他们通过创建书院学祠,开展书院祭祀活动,以完成这一文化使命与道义责任。     

朱子《中庸辑略》芟节石《中庸集解》原本条目考

<中庸辑略>系朱子删定石(敦山)<中庸集解>而成,原本辑录的十先生<中庸>说被芟节多达134条,比例几近30%.经此"再造"的版本异同,固已不同于一般而论的版本文字差异,而宜视作删订者的主观故意行为.本文采用文献考证、数量统计等方法,结合整体考察和个案分析,揭示朱子芟节的"义例"及其潜在的诠释意图,并将此置于朱子学术思想的发展环节来试作讨论.     

朱子学在台湾传播的途径及其功效研究

郑成功和清王朝先后有意将朱子学引入台湾.由于倡导有力,推动有方,践行有序,措施有效,充分发挥了朱子学经世致用的功能,从而在振纪纲、正士风、易风俗,提高社会文明,以及促进台湾各族同胞的民族团结和增强台湾同胞与大陆亲人的血缘联系、确保宝岛台湾永远与祖国大陆融为一体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朱元璋与明初理学

明王朝创立者朱元璋出身草根,但他自幼怀有强烈的读书之志,在其反元斗争中,主动寻求机会结交儒士,学习文化,既得治国用世之人才,又得指点其认识和理解儒学精义之师,进而亲近儒学,为他建立明朝即选择并确立程朱理学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与汉、宋等王朝开国以后要经历相当长时期的思想酝酿阶段才确立其政治统治思想有所不同,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便确立理学作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因此,朱元璋在近臣解缙的建议下,开始排除杂书异说而旨在思想一统的＂勒成一经＂的理论编织。由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其子明成祖朱棣直接领导和导演下,打着＂家孔孟而户程朱＂的旗帜,开始了大规模地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理学巨著。明初三部《大全》的编纂最终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绝对统治。朱元璋以程朱理学为明王朝统治思想的开局,使得明初理学成为政治权威原理和统治工具,理学原有的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受到窒息,失去了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出现了理学发展的危机,成为王学崛起的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