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戴震的生年

戴震是我国十八世纪一位著名的进步思想家和杰出的考据学大师。戴震卒子清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即公元一七七七年,诸说一致。关于戴震的生年,一些国内外较有影响的工具书和著述均记生于一七二三年。如《辞海》、《辞源》、《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中国古代史》(南开大学)、《中国简史》、《中国通史纲要》、《戴震哲学著作选注》等。考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世宗宪皇帝雍正元年癸卯,先生生”,“先生以十二     

关于韦庄的生年

韦庄,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长安)人,是由唐而入五代的一位著名诗人,在晚唐的诗坛上该是最后一位值得人们注意的作家了。关于韦庄的生年,夏承焘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即撰有《韦端己年谱》,以为“考端己生年,《镊白》诗‘新年过半百’一句最为坚证,只求考订此诗作年,即可考定生年。”而《镊白》诗的作年,夏先生以为此诗前二十一首有《闻再幸梁洋》     

关于殷夫的生年考证

"一九○九年说"的由来 1927年秋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就读的殷夫,在1928年1月,看到了当时太阳社出版的<太阳月刊>创刊号,心情很是激动,就检出年前"四·一二"政变中被捕时在狱中写的长诗<在死神未到之前>,署名任夫,投寄<太阳月刊>编辑部,并附上一信.     

关于李方膺生年问题

李方膺,字虬仲,一字秋池,号晴江,乳名龙角。江苏南通人。“扬州八怪”之一。关于李方膺的生年,一些国内外有影响的工具书均记生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如王伯敏著《中国绘画史》、文物出版社资料室编《扬州八怪》、《辞海》、郭味蕖编     

缪仲淳的生年和葬地

明代常熟名医缪仲淳,名希雍,号慕台,以医术闻名于当时,对后世医学发展有较大影响,故被《明史》列入《方技传》。他在青壮年时就远离家乡常熟,“因之周览吴会,薄游七闽,历齐鲁燕赵之墟,纵观乎都会之大,返策秣陵,浮江西上,涉云梦,溯三湘而人豫章”,踏遍了明室江山半壁。长期侨居浙江长兴行医,     

关于武则天的生地与生年问题

关于武则天的生地与生年问题,从一九五四年,在四川广元县出土了五代到宋间有关武曌的一些文物后,先后即已有十多篇文章加以论述。但在探讨问题的过程中,由于在主、客观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遂使这一问题讫今还未取得较为一致的结论。首先就主观方面谈,如某些文章始终摆脱不了《资治通鉴》等旧籍为武则天所定下的年岁。而这些年岁,本来早已就成问题,不应再作为主要的依据。但这些文章仍然袭用了司马光的八十二岁说,因而使生年与生地之间矛盾重出,甚至陷于牵强附会。另一个问题,即在掌握与运用如《攀龙台碑》及《谭宾录》等文献资料时,不仅有不够全面的情况,并对各资料间的关系,也缺乏较全面的估价和分析。     

许询生年和曹毗卒年新说

许询是东晋的玄言诗人。他在当时的文坛上颇负盛名,影响很大。但是,有关他的生平,《晋书》未予立传,《世说新语》和《建康实录》等著述虽然有些记载,但均比较简略。这就使他生平中的许多问题都难以确定,其中生年就是一个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问题——答黄瑞云先生

<正> 《安徽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三期,刊登了黄瑞云先生的《司马迁生年考》一文,对拙著《司马迁生卒年考辨》(见《兰州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一期,以下简称《考辩》)有关生年部份提出质疑。读了黄先生的文章,对我有所启发,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商榷。现将拙见陈述于后,请黄先生和学术界同志批评指正。一考查司马迁的生年,最有价值的史料,是唐人的两条注释。据张守节《正义》,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从太初元年逆推四十二年,则司马迁应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     

蔡文姬的生年

文姬的生年,史籍没有记载。一般文学史书或阙疑,或估计一个大概的范围。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9年重印)把她的生年确定为公元177年,不知何所依据。郭沫若同志的剧本《蔡文姬》的人物表上说:文姬“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由曹操遣使赎回。初归汉时估计年三十一岁”。倒推三十一年上去,当生于汉灵帝熹平六年,即公元177年。     

关于屈原的生年月日——兼评蒋南华《屈原生年考辨》

中华民族文明史的长河中,留下不少有待考证的年代问题。或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如武王克商的年月日,直接关系到商周两代的交替;或有关重要人物的生卒时日,如屈原的生年月日,就直接影响到对屈原与同时期若干事件的评价。所有这些有待落实的年代,前人称之为“疑年”。疑年的深入研究,必然地便是众说纷纭。如武王克商的年代,已有国内外30几家的说法。就是屈原生年的不同结论,至少也有10数种之多。这就大大便利了今人对疑年的研究。只要善于吸取前人的成果,利用科学的方法,深入细密地考证,自然会有令人信服的结论。带着历代学人对屈原生年种种纷争的心态,我们细读蒋南华同志《屈原生年考辨》一文(载《贵     

郑和的生年与卒年

我国伟大航海家郑和在永乐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八年间,七次奉使西洋,访问了当时亚洲和非洲东岸的三十多个国家,发展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促进了她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开辟了由中国直抵非洲东岸的航线,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司马迁生年探源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争论、筛汰,形成了两种流行的意见。 其一是根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迁为太史令”句下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按照这条注释所示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年)上推二十八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前一三五)乃司马迁的生年。 其二是根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迁年四十二岁”。按照这条注释,从武帝太初元年(前一○四)上推四十二年即汉景帝中     

陈连升生年浅见

土家族爱国将领陈连升是在一八四一年抵抗英国侵略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的。《清史稿》、《清史列传》、《湖北通志》、《恩施县志》均为其立传、最近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中国近代爱国者的故事》以及为纪念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自治州文化     

李清照生年新说

明清以来,李清照研究日受重视,研究成果颇多。但由于《宋史》中有关资料甚少,生平未详,于是出现了争讼最多的两件公案,即《金石录后序》(下文简称《后序》)序尾的署年问题及改嫁问题,这两个问题至今也未得出足以令人信服的结论。笔者认为,这两件公     

松赞干布的生年卒年与享年

松赞干布是藏族吐蕃王朝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赞普,是在藏族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一个人。他在任赞普的时候,开始与唐朝通好,迎取唐朝的文成公主,接受唐朝的封爵,对汉藏两民族的亲密友好关系,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是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事实。     

论和生

和生,一是生,二是生和,两者缺一不可。和生万物,生生不息,生是和的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生,意味着生存、发展、创新;生和,就必须以和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以和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就是以人类的根本长远利益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和生真善美,和生包含仁生,和生是自他两利,和生是人类在21世纪生存、发展、创新的唯一正确选择。     

生我的人和我生的人

生我的人对我很严厉,我从小到大都怕她。只要听到母亲下班的脚步声,我立马噤声敛气,捧起书本,不敢造次。我的要求,都由父亲＂上奏＂。母亲的批复,也由父亲传达。我觉得母亲真是神了,她总能对我所犯的错误明察秋毫,并毫不宽宥地处罚。我的手心和屁股领略过无数次＂皮带肉丝＂的味道。当时,     

司马迁生年补证

<正>关于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归纳起来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王国维(即王静安)为代表的看法,认为司马迁应是生于公元前145年即汉景帝中元五年,一是李长之为代表的看法,认为司马迁应是生于公元前135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 在认定司马迁生年的问题上,一般人认为根据只有《太史公自序》中的两条注释:一条是唐代司马贞的《索隐》,从中可以推出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另一条是唐代张守节的《正义》,据说又能从中推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 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就是根据对《正义》的理解,给司马迁的生年作了结论的,而李长之的《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则是通过对《索隐》和《正义》两者进行比较辨析之后,拿出十条持之有故、顺理成章的证据,最后才得出结论的,因此,是比较科学可信的。     

关于大批生産机器制造厂的生産組織問题

1958年大跃进以来,机器制造工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增长。机床生产产量增加了两倍以上。同时在技术革新方面,尤其在产品設計和工艺方面有了不少的創造和改进。这样就使得原有的生产組织形式不能或不完全能够适应于新形势的要求。为此,及时的調整生产組織以更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就成为某些企业的客观需要。在工业企业中,合理地进行生产組織,对增加企业的产品产量,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等等,以及更好的完成国家計划,有着重要意义。赫鲁晓夫同志在1954年全苏工业工作人     

沈祖棻的生年及其他

根据程千帆、程丽则父女和沈氏亲属所提供的翔实材料,学界对沈祖棻生年的界定有误。沈祖棻《自传》所写年龄乃因个人原因而少填两岁,程千帆力主“还原历史”,应予尊重。《沈祖菜年谱》中的纪事也需要作必要的补充。《沈祖菜的文学生涯》一书中所作的记述,有欠准确之处,需要澄清,力求真实。沈祖菜最可贵的品格是对祖国、对事业、对亲情和友情的忠诚,处险不惊,志浩行芳,是知识女性的典范。最有价值的是她的诗词创作,堪称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