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伦理视野内的行政"价值中立"

“政治与行政二分”虽是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基础,但长期以来对这一基本命题一直存在着争议。文章从“价值中立”出发,在政治伦理的视野内分析了政治与伦理的关系、行政与伦理的关系,指出现阶段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是从公共道德和个人美德两个方面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行政決策中理性論辯的價値追尋與實現路徑——基于论辩式民主的视角

理性论辩是行政决策民主化的具体体现.西方政治具有论辩式民主的历史传统,到现代社会逐渐应用到行政决策中,并使其规则化、制度化,菲利普·佩迪特的论述将其价值进一步发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相比之下,我国行政决策却存在着论辩缺位和价值迷失的问题,这容易导致决策民主化流于形式.可从理性论辩的价值、程序、规则、过程等四个方面探讨理性论辩在我国行政决策中的实现路径.     

民主行政的价值诉求与行政程序的制度构建

传统行政学建立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基础之上,强调政治的民主价值目标,主张行政的效率主义导向,这种行政模式导致了现实国家的经济政治危机."民主行政"逐步成为行政改革的方向.我国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使行政程序建设与民主行政发展的联系更加紧密,行政程序建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愈益突出的问题.应该遵循民主政治发展之必然逻辑,将民主行政作为政治民主的逻辑拓展.继续大力推进民主政治体制建设,这是民主行政的应有之义.     

论我国政府行政管理的“四化”建设

行政管理的核心程序是行政决策和行政执行.要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和效能,就必须搞好行政管理的制度化、民主化、科学化和人才化建设,即行政管理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形成门类齐全、各部门配合适当、制度严密的管理系统.政府及其公务员要按照民主的原则进行各项管理,行政机关的全体公务员和人民群众要积极参与决策.行政管理的方法技术要建立在现代科技知识和科学原则的基础之上,实现行政程序科学化、管理方法权变化、行政技术现代化.政府要始终拥有一支德才兼备的公务员队伍.     

行政机关工会的功能定位与制度嵌入

本文提出了一个行政机关工会的理论模型.行政机关的组织结构具有等级性、人治性和亲缘性特征,它在带来诸多正效应的同时也产生某些副作用,包括权力自我服务、权力自由扩张、有限理性和有限信息、制度的副作用、制度功能的非完全性等.这些都会导致对机关工作人员的结果不公平、程序不公平、互动不公平、需求不满以及难题和风险,而这些作为自变量又会导致机关人员的11种负面行为,对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对行政机关的效率效能、对民众的公共福利和机关干部的成长等造成不利影响.国家机关工会的功能定位,就是通过国家层面的影响法律和政策,单位层面的参与协商和充分信息,工会层面的自我规范和形成集体理性,会员层面的互助合作与自我满足,纠正或者补偿行政机关组织结构所产生的副作用,维护公务员的权利,实现权利与权力的相对平衡.     

行政程序法制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对市民社会基础的分析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理解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制现代化.市民社会一般理论指出,市民社会的思想根源是保护个人自由和弘扬市场经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模糊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通过行政实体法已难以遏制行政权的专横与滥用,于是通过行政程序法,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沟通"互动角度定位和规范行政程序法.这样,行政程序法就能提供行政机关在行使其权力时必须遵守的程序,以防止行政恣意对市民社会的专横干预.基于我国市民社会现状的基础,构建我国行政程序法制生长的市民社会基础,需从公权与私权的界定、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建构以及理性公民文化培育三个方面入手.     

论行政行为的道德判断

公共行政作为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领域,需要得到行政道德调节。在现代公共行政中,政治判断的弱化,迫切需要得到道德判断的补充。如果道德判断不能够及时地填补政治判断留下的空白点,行政权力的腐败就会发生。道德判断是对行政行为的理性整合,因为,行政道德是行政人员内在的理性,以行政人员的道德信念、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的形式存在,它能够真正担负起对行政行为的理性整合     

"理性政治知识"与中国古代政治的"现代化"及其限度

任何成熟而稳定的政治形态都有一个相应的成熟而稳定的政治知识形态作为基础,传统政治知识形态构成了对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具有深刻影响的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基础与前提。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独特性应当从作为其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中得到解释和说明。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即一种以“理性政治知识”为其成熟形态的政治知识——是造成中国古代政治的若干“现代化”特质及其限度的关键因素。“理性政治知识”在支持郡县制、官僚制以及“礼法兼济”的治术的产生和突破的同时,亦设置了这些“现代化”因素发展的极限。     

行政决策中理性论辩的价值追寻与实现路径——基于论辩式民主的视角

理性论辩是行政决策民主化的具体体现。西方政治具有论辩式民主的历史传统,到现代社会逐渐应用到行政决策中,并使其规则化、制度化,菲利普.佩迪特的论述将其价值进一步发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相比之下,我国行政决策却存在着论辩缺位和价值迷失的问题,这容易导致决策民主化流于形式。可从理性论辩的价值、程序、规则、过程等四个方面探讨理性论辩在我国行政决策中的实现路径。     

信息时代行政立法的信息利用

信息对于行政立法的意义重大而深远,对信息的利用充分与否决定了行政立法的质量.行政立法的民主、科学、理性、实效性强等要求都可以通过对信息的充分利用得以实现.握有行政立法权的行政机关应当积极主动地"开门立法",发展多元主体参与立法,在立法的每一阶段充分、有效地利用相关信息,以夯实信息时代行政立法的信息基础.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