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社团、流派的文化考察

20世纪中国文学社团、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是与作家吸收中外文化营养与公共关怀分不开的。传统的载道观使作家关注现实,随时代而变;抒情写志传统使文学社团、流派沿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道路齐头并进;而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思潮也成为这些社团产生与发展的精神酵素,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也使这些文学社团流派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途径和要求探析

参与公共生活是公民身份的内在之意,从公民身份的历史传统、公民权利的要求以及公民身份的公共性都体现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必然性。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现实途径主要包括参与投票、选举等基本政治活动;参与审议、协商等社会治理活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等基层公共生活;在非政府组织(志愿性社团、非营利组织)等社会组织中的参与以及在虚拟公共生活中的参与等。在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对于参与主体、法律法规、制度、组织和社会舆论等层面都存在着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在转型期社会的治理变革中,公民参与促进着分散的主体达成多边的合作网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培育理性、自律的公民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治理事业的全面发展。     

我国农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现状与对策——基于江西省吉安市的调查

目前,我国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有强烈的需求,获得信息的渠道逐渐多元化,对政府或集体精神文化服务充满期待,对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的途径和未来走向有设想。要不断满足农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应挖掘、整合、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精神文化参与意识。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我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与社会资本的培育

市民社会既是国家与社会分离的产物,又是建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市民社会的建构取决于在公共领域中产生的各种参与网络、社团组织、公众舆论和公民精神的发展,以实现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协调与均衡。而结构维度的社团组织和价值维度的社会资本都是市民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没有横向合作的自治社团组织的存在,难以培育出具有公民精神的公民;而缺乏具有公民品质或精神的公民,缺乏具有一定社会资本的社会文化环境,也不可能具有自发形成的社团组织。因此,具有公民精神的公民和自发形成的社团是市民社会的外在表现形式,而社会资本则体现了市民社会的内在本质,也是市民社团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因此,有必要培育社会资本,增强社团的自治性,以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新时代青年学生公共精神培育及提升路径

公共精神是孕育于公共精神生活领域的精神观念,是人们对共同生活中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的认可。新时代应辩证认识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公共突发事件所折射的问题,以公共性为本位增强大众责任意识。青年学生作为社会公共生活的中坚力量,对其进行公共精神培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深刻分析新时代青年学生公共精神培育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学校教育为主线,利用网络媒体平台,聚焦青年学生,培养公共参与意识、提高公共参与素养、坚定公共参与信心,增强青年学生公共精神培育,提升社会责任意识。     

关系驱动、资源赋能与空间重构：农民渐进式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研究

农民是乡村建设的关键主体,其主体作用的发挥是推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重要因素。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中,社会关系网可以使农民快速建立连接,并通过在地化“中介”、乡村文化精英以及本土文化仪式等,提升农民参与意愿,实现农民从无参与走向旁观式参与;乡村资源禀赋影响着农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包括物质资源、文化资本以及象征性资源,整合与利用这些资源可以实现农民从旁观式参与走向实质性参与;空间重构关系着农民参与的整体生态,通过物理文化空间、精神文化空间和虚拟文化空间,打造统一的乡村文化空间,实现农民主动持续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为此,要唤醒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意识,提升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能力,修复农民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空间生态。     

泛家族主义文化与浙江省家族制企业模式的演进

家族主义被认为是中国人行为的核心 ,但泛家族主义比家族主义本身更能描述中国人在团队、组织、社会中行为处事的精髓。文章分析了泛家族主义文化在家族式企业管理中的四种具体表现 ,指出家族式管理是泛家族主义文化通过路径依赖而作用的结果 ,也是在现有的社会资本条件下企业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适时地超越亲情熟识的人格化社会网络交易而进入非人格化的制度性交易将有助于浙江省家族企业管理的改善 ,浙江省家族企业模式的下一步演进也必须在继承和超越泛家族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展开     

当代政治学对非政府组织的认知及评介

当代政治学流派对非政府组织有着不同的认知.新自由主义强调其作为社群损害个体权利的一面,而社群主义则为其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设置了空间;多元主义设计的民主机制肯定了其积极作用,而法团主义却担心其在多元竞争中会带来社会失序和不公平的风险,强调国家控制的必要性;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治理理论则在根本上都认同在政府监控下引进多元互动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在对非政府组织进行政策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到它的两面性.     

己身与天下:公共精神的生成基础

传统的儒家政治哲学,以家族伦理为模板建立社会治理方案。这种伦理政治模式的实质是一种己/人结构,即以个人为中心推出社会基本结构。己/人结构的自我主义,建构了个人即终极的生活世界,是造成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缺失的根本原因。在现代法治社会,权利主体互相指涉,需要彼此平等的个人作为公共理性的基础。培育现代法治精神,必然要求把自我中心的己/人结构转换为主体平等的人/人结构。     

公共精神:公共管理的核心诉求

公共精神居于公共管理的核心地位,但却由于种种原因经常被人们忽视.以民主精神、法治精神、公正精神、服务精神、自律精神和奉献精神为内涵的公共精神,是公共管理运行过程中必须坚守的,因为公共精神不但契合着公共管理的本质与功能,而且为公共管理的合法性提升以及社会净化提供着精神源泉.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资源、公民美德教育、公民社团的培育、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是当代中国公共精神塑造的基本路径.     

社会资本与企业运行的伦理—经济难题

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向社会化演进的重要性,在于它的信任伦理特质和社会文化意义.它表现为社会资本引发企业运行之伦理—经济难题的两种理想类型:伦理优先和经济优先.韦伯论题基于特殊主义信任和普遍主义信任之区分,指证儒家由于过于重视“家”而阻碍了现代经济模式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这一论断忽视了中国文化中企业运行走出“家族主义困境”的社会资本的文化设计,即“天下理念”的文化设计.中国社会中基于“天下”理念的普遍主义信任,来自“家文化”及其衍生的对“家文化”的辨证、反拨和文化矫正,它是中国企业应对伦理—经济难题并寻求企业融合社会资本的不可忽视的文化资源.     

论政治文化建构及其引领

革命文化是党性的集中体现,也是保持党的革命性的重要保障。在执政条件下,社会公共精神日益成为革命文化的深层结构,决定着革命文化的内涵和功能,这使得我国政治文化也必须遵循国家意识形态的一般规律。在生活政治时代,党的人民性成为政治文化建构的重要支撑,同时人民性上升为公共精神和社会意识的过程也是政治文化建构的过程,政治文化形成需要公共生活来保障。党的革命性为公共精神培养提供方向和动力,政治家培养是关键。只有将日常生活与党的解放政治相联系,才能建构起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这需要不断创新革命的内涵,探索建立将革命与生活融合的生活政治。     

家族制企业管理模式的演进--基于泛家族主义文化视角的思考

长期以来 ,“家族主义”都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 ,但事实上泛家族主义比家族主义本身更能描述中国人在团队、组织、社会中行为处事的精髓。文章剖析了家族主义在解释现实方面面临的困惑 ,研究了泛家族主义文化在家族制企业管理中的四种具体表现 ,并指出家族企业模式的下一步演进也必须在继承和超越泛家族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展开     

公共社团主义的兴起及其理论

面对北美社会个人主义的过度膨胀以及新出现的虚无主义、社会联系断裂和选择余地日益萎缩的社会反常“病症”,本世纪80年代以来,在北美学术界兴起了一种被称为“公共社团主义”的思潮。本文论述了这一思潮兴起的社会和思想方面的原因,评述了构成这一思潮的理论核心,即以社团为本原的人格形而上学,以及以社团为中心的政治哲学、以共同的善取代个人权利优先性的伦理学。文章指出,公共社团主义是作为后自由主义出现的,虽然它在话语上构成了对自由主义的否定,但它因过分倚重历史和传统而缺乏现实的批判力量。     

国家治理的现代转型与公共精神培育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治理的效度及能量。国家治理向现代性转型的内在逻辑说明,治理不能仅仅维系于体制革新等技术要素,而要受制于相应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正是以合作为核心的公共精神。因而,能否培育公共精神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议题。公共精神对于现代国家治理如此重要．但是现实生活中公共精神的缺失和匮乏正成为阻碍现代国家治理的一大难题。基于此,要通过培育适应现代政治社会生活的“公众文化”,引导公众参与公共生活,充分发挥公民素质教育的效用等途径来积极培育公共精神。     

当代大学生精神生活现状的调查

精神生活在大学生的成长及价值观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代大学生丰 富多彩的精神生活中存在着积极与消极的层面.本课题从具体的人际交往、社团参与、书籍阅 读、影视欣赏等活动入手,对当‘代大学生精神生活现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分析和研究,总结 出其精神生活的现状及特征.     

传统家庭伦理的特征分析

传统的中国家庭孕育于华夏民族独特的生存土壤和文化环境,因而家庭伦理呈现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鲜明特征。首先,传统中国人以家族生活为活动范围,家族至上的群体意识成为传统家庭伦理的核心精神。其次,在等级服从的家长制家庭中,家内人际关系以与父的亲疏远近而依次排序,形成等级差序的人际格局。第三,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机制,为移孝作忠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现提供了社会结构的可能。最后,传统家庭伦理价值目标以“齐家”为本,因此,价值判断具有严格同一化倾向。     

“吕—朱乡约”与儒家公共伦理的新开展——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

乡约可谓实现儒家政教合一理想的古代乡村建设运动。乡约制度变动不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伦理教化。作为后世乡约蓝本的“吕—朱乡约”,贯穿着儒学的仁爱精神和伦理原则,始终强调社会和家族责任,注重以礼教提升个人道德,可以视其为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理想与实践。“吕—朱乡约”以儒学价值建构道德规范,以教化的努力将儒家的伦理价值推广贯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促进儒学的教泽流行。其儒家社群主义理想以道德宣讲、互助相恤、伦理操练、公德培育等方式加以实践,突破了以往儒家伦理的家族局限,开辟了社群伦理的公共空间,发展出儒家伦理的公德形态,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现代中国文学社群文化生态与心态研究论纲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存在着丰富而复杂的社群(社团和流派),其发生发展是一个整合的文化生态,而并非是单一的纯文学或社会政治的组织行为.同时,文学群体的特殊性在于作家聚散更有来自心理的因素和其精神的联系,并且这一聚散心理和精神联系直接影响着文学社群生态的平衡.现代中国文学社群作家聚散分合的心态与地域、教育、政治、经济四大现代文化生态形成了整体性互动关系.这是一种社团流派"文化场域"的透视,从而立体地考察作家人与事活动的聚散成因以及作家创作心理的背后表现出的群体文学倾向和文学风格等深层的主客体复杂因素,清理现代文学社群的"生态"与其作家的"心态"关系网络的线索.探寻其内在的生命纽带.     

文化的认同与精神的重建——论新时期家族小说的叙事情感

由于当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不同时期的文学对家族文化表现出迥然不同的情感态度与价值判断.在新时期家族小说创作中,当代作家由20世纪80年代对家族伦理的批判与嘲讽走向90年代对家族文化的情感认同与精神重建.文化认同表现在叙述者对血缘关系与家族伦理中积极因素的肯定,对"家"的眷恋与归依情怀.在精神重建时作者常常把敢爱敢恨的性格、野蛮、强悍的天性作为民族精神的宝贵资源,以积极的态度表现出对精神家园的寻找与民族文化精神重建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