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时代之敦煌<摘译>

三、敦煌郡的独立与发展根据《汉书》卷六武帝本纪所载: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武威郡设于元狩二年,张掖、敦煌郡设于元鼎六年。但据《汉书》卷28下地理志所载: 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     

张芝籍贯考略

关于东汉著名书法家张芝的籍贯,近来学术界流行的说法是敦煌酒泉人,如《东汉凉州“三杰”》一文,谈到张芝祖籍时认为,张芝父张奂为敦煌洒泉人。《甘肃风物志》:“张芝,字伯英,敦煌郡洒泉县人。”新版《辞海》:“张芝,敦煌酒泉(今属甘肃)人。”我们认为以上说法是错误的,现考证如下。第一,汉代敦煌郡不辖酒泉县。     

唐代敦煌佚名氏诗散论——《敦煌唐人诗集残卷》研究之一

<正>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以下简称《残卷》)是被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劫走的写卷之一,藏于巴黎图书馆,编号为伯2555。解放前,王重民先生从那里全部录出,进行了一些整理,惜未最后定稿。在此基础上,前些年又由舒学同志参照北京图书馆所藏照片进行了校对整理,发表在《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上。去年收入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全唐诗外编》一书。 《残卷》共存唐代两位诗人的诗七十二首。本文仅对其中一位敦煌佚名氏的五十九首诗所反映的作者身世及思想情感和社会现实、地理风物等进行一些研究讨论,谨向专家和同志们求教。     

谈敦煌唐人诗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文物编辑委员会编的《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上,发表了舒学先生根据王重民先生录出的伯二五五五卷子,校对和整理出了《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这一残卷的发表,有利于我们对它展开研究与探讨,是一件大好事。《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共收入七十二首诗,其中无名氏作品有五十九首,有名氏(马云奇诗)作品只有十三首,只占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根据民间文学无名性的特征,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基本上是民间文学性质的作品,理所当然应该属于敦煌民间文学的范畴之内。再对照残卷原照片来看,原卷没有刻意修改的痕迹,看不出这些诗便是诗人的手稿,而是由第三     

敦煌翟氏家族研究

“敦煌在历史上实际上是世家大族的敦煌。”①从西汉到宋初的千余年间,敦煌先后有李、曹、张、索、翟、阴、阎等大族。对声势显赫的李氏、曹氏、阴氏等大族的研究,敦煌学界早有精辟论述。近年来,随着《续敦煌实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敦煌碑铭赞辑释》、《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等一批著作的问世,翟氏家族及其活动的概貌已昭然若揭了。本文试对翟氏家族的郡望、政治地位、建寺开窟、及其对医学、佛学、历法等的贡献作一简要探讨。文中不妥之处,祈诸先生指正。(一)翟氏郡望探讨据Ｐ2807《七月十五日夏终设斋文》记载,翟氏“原望…     

骊靬遗址

骊靬遗址处在永昌县的者来寨村，距县城西南10公里。汉初，这里曾设骊靬县，属张掖郡，唐人颜师古所校注《汉书》载，“黎靬即大秦国也，也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耳。”大秦国即指古罗马国；《后汉书补注》载：“凉王张祚遣将和吴代骊靬戎于南山，     

唐以来诗文中所见敦煌述略

一公元六○七年,隋罢州置郡,恢复了汉代设置的敦煌郡,属县为敦煌、常乐、玉门。当时的敦煌郡包括酒泉以西、伊吾以东的辽阔地区。唐初分瓜、沙二州,沙州属县为敦煌、寿昌。敦煌县城在今县城西,西有阳关,东有玉门关,是通往西域的交通枢纽。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记玄奘法师过玉门时说:     

敦煌新出土《隋鄯善郡司马张毅墓志》考释——敦煌相关金石整理研究之三

敦煌新出土的隋大业八年(612)《鄯善郡司马张毅墓志》,是敦煌地区现存为数不多的隋代墓志之一。该墓志为考古发掘出土,墓志内容涉及北朝至隋时期敦煌张氏家族、西域历史、府兵制等诸多内容,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志主有可能为隋大业五年平吐谷浑后所置鄯善郡的第一任司马,志文记载可补史籍之阙。     

地湾城

地湾城位于甘肃省金塔县东北151公里的黑河东岸处的戈壁滩上，远离居民区，四周为戈壁荒漠，汉武市时代（前121年），西汉王朝为防匈奴族进犯，在河西“列四郡据两关”（四郡即酒泉、张掖、武威、敦煌，两关即阳关、玉门关），为进一步巩固边防，     

李白《将进酒》新考

关于《将进酒》的创作时间,历来存在异议。敦煌手写本(三种)以及殷璠《河岳英灵集》等诸版本的比照分析显示,"天生我材必有用"当为"天生吾徒有俊才"。据李白与《将进酒》所提到的"岑夫子"、"丹丘生"二人的交往情形,可推断该诗应创作于天宝三载李白被"赐金还山"之后。敦煌手写本《唐人选唐诗》所载《惜罇空》乃李白传世名篇《将进酒》的原始版本,它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编者、刊刻者等人的改动,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文体从题目到内容都有许多不同,文献整理应以敦煌手写本《唐人选唐诗》所载该诗为准。同时,该诗创作于李白被"诏许还山"之后,亦大抵是可以肯定的。     

“敦煌”释名——兼论中国吐火罗人

(一)“敦煌”一名,以它丰富的文化宝藏远播海内外,但这一名称的来源如何,至今未能解决。这个名称,首先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引张骞的出使报告:“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一语。《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下应劭注:“敦,大也;煌,盛也。”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又略加发展,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这种解释,一直为后世史家、方志编纂家所引用。     

敦煌文献中的俗赋研究

在敦煌遗书中所保存下来的全部文献资料中 ,有数量可观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 ,产生时间跨度很大 ,有先唐时期的 ,更多的则产生和流传于唐、五代、宋初 ;有的世有传本 ,大量则仅见于敦煌遗书。而所谓的敦煌文学 ,则指的是保存且仅存于敦煌遗书中的、创作于以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地区的文学作品为主的文学作品以及其他文学现象。敦煌遗书内保存的赋类作品 ,据伏俊琏先生考证共有二十七篇 ,其中先唐赋五篇 ,唐五代赋二十二篇。 (《俗情雅韵———敦煌赋选析》)其中不见于唐人诗文集而独赖敦煌遗书保存下来的有十八篇赋 ,除两首诗歌体赋、…     

苏藏敦煌写本 王梵志诗补正

目前,国内外敦煌学界对王梵志诗的研究,大都限于伯希和、斯坦因劫藏的二十多种敦煌写本王梵志诗,至于沙俄时代劫藏的敦煌遗书内王梵志诗的情况,一直毫无所闻。及至一九六三年莫斯科出版《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解说目录》(以下简称《解说目录》)第一册问世以后,才向外界透露劫藏敦煌遗书的内幕,其中恰恰包括苏一四五六敦煌写本王梵志诗,卷末题有“大历六年五月日抄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它是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王梵志诗写本,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学文献价值。但是,这样珍贵的唐人写本怎么会变成苏联亚洲民族研究所的“敦煌特藏”呢?     

《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残卷研究

《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县南平乡籍》残卷研究荣新江小引：１９８８年，因编辑《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５辑中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一文，承张玉范女史的好意，我有机会抄录了北大图书馆所藏属于同组的三件唐人户籍残片及背面文字，但当时未暇详考。１...     

栎阳并非丝绸之路东段必经之地

武伯纶先生在《传播友谊的丝绸之路》(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长安到敦煌的丝绸之路》一节中描述丝绸之路东段长安到敦煌间的丝路走向时说:“由这里(指汉唐咸阳——引者注)出发,可以有两条干线进入河西走廊,到达敦煌。     

《双恩记》创作年代初探

敦煌残卷《双恩记》,是《大方便佛报恩经》的讲经文,现藏苏联东方研究所,编号为唐人卷子Φ—96号。早年被俄人鄂登堡劫去,一九六三年,莫斯科出版的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卷子汉文目录曾著录,一九七二年苏联学者把它整理并公诸于世。其后国外学者对它进行了研究,成果惜均未见。我只于《扬州师院学报》(1980年第2、3期)上,见到任半塘先生的《“双恩记”变文简介》、王文才先生的《“双恩记”校记》和学报所附载的《变文残本录文》。其后又读到一九八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变文论文录》附录,由白化文,赵匡华二先生所校录的《佛报恩经讲经文》残文三卷,得以粗知梗概。既未见原卷或复印的胶卷,也未见专家们更多的研究成果,仅凭一鳞半爪,即思动手对《双恩记》的产生年代进行探索,当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但为了求教于敦煌学专家、学     

王之渙与《登鹳雀楼》

在名家辈出的唐代诗人中,王之涣是一位享有盛名的盛唐诗人;在百花争艳的唐代诗苑中,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关于王之涣的生平,新旧唐书无传,《唐才子传》等也“语焉不详”。直到近代《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君墓志铭并序》碑出土后,才确知他:“字季凌,本家晋阳”(今山西太原),后“徒绛郡”(今山西省新绛县)。唐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生于一个官僚     

抉精发微 盛文生辉——解放以来全国敦煌语言学研究述评

我国的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开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罗振玉《敦煌零拾》(1924年)、刘复《敦煌掇琐》(1925年)、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年)、许国霖《敦煌杂录》(1936年)等率先辑录、整理韵书、变文、曲词、诗歌等敦煌残卷佚篇。王国维、刘师培、缪荃孙、陈垣、郑振铎、向达、王重民等又陆续撰写题跋、考镜源流、积极评介敦煌语言文学作品,为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打下坚实有力的基础。 全国解放以后,敦煌语言文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先后出版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1950年)、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1954年)、任二北《敦煌曲校录》(1955年),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辑》(1955年)、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1957年)、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59年)等,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经过“文化革命”的十年停顿之后,从1979     

马雍《西域史地文物丛考》编后

《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是马雍先生(1931—1985年)的自选集,共收有关古代西域史的论文十七篇、书评一篇;目次也是他亲自编定的:一、《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二、《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三、《新疆巴里坤、哈密地区汉唐石刻丛考》,四、《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五、《东汉<曹全碑>中有关西域的重要史料》,六、《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七、《古代鄯善、于阗     

汉代西北边郡代管边外事务试析

汉代一些西北边郡曾代表朝廷代管边外事务,行使着普通郡所不具有的特殊职权。西汉敦煌郡就有介入和代管西域事务,东汉敦煌郡更多地参与和代管西域事务,其他边地行政单位,如酒泉郡、凉州刺史、西河郡、武威郡,也见有代管边外事务的情况。代管边外事务是一种边郡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