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走向问题研究综述

21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的走向问题,目前学界存在不同的声音.总体上说,主张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者,居于主流;与之相对应的是,学界存在多元化的倾向.需要指出的是,坚持唯物史观与理论多元化并非决然对立,相反,如果处理得当,二者将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是唯物史观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则是理论日趋多元化.这很可能就是21世纪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史学理论的走向.展望未来,我们相信,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伴随着更多的史学理论介入到研究中来,史学研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社会科学的日趋繁荣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再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

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近来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现状及其重要性出发,阐述了20世纪中国史学与中外史学交流的密切联系,指出中外史学交流史为传统的史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论证了中外史学交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工作的积极意义。深入开展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应是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19世纪后期外国史学传播中国的途径及影响

19世纪后期 ,外国史学开始传入中国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外国传教士和洋务派知识分子 ,到了 70、80年代 ,资产阶级改良派加速了外国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其中 ,从 19世纪末开始 ,日本史学对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启蒙有较大的影响。     

专业期刊与民国新史学——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的发表行为为中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专业史学期刊的兴起,是现代史学制度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史学期刊这一形式出现的本身就是史学现代转型中的重要元素,显示出史学研究较之以往所出现的新的起点与重大转向,新兴的学术发表行为更是改变了民国史学研究的整体形态.正是这种改变使得史学研究逐渐走向学院化、专业化,复归其纯粹的学术本色,而史学自身与时代的疏离倾向也愈加明显.     

公元3-6世纪三晋史学区域发展探论

三晋地处异质文化交汇地带,形成了多元性的地域风俗和文化。早在先秦时期,三晋地区便出现了《晋乘》、《晋春秋》等史著以及坚持书法不隐的良史董狐。公元3-6世纪,三晋地区史学的传播和发展较快,以史论事,撰述记史成为一种学术习惯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精于史学,任职史官,撰修史著者,为数不少。北魏时期,一批河西著名学者的群体性迁徙,对公元5世纪中后期三晋地区史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公元3-6世纪,三晋地区史学发展显现出明显的家族性特征,史学人才大多以家族的形态出现,家族性习史也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知识分子的兴衰——评雅克·勒高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在20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发展中,法国年鉴学派无疑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如果说19世纪的历史学以德国兰克学派的实证史学为代表的话,那么20世纪的历史学叙事模式则主要是以法国的年鉴学派为典型。     

在政治与学术之间——20世纪以来的“康乾盛世”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20世纪的政界、学界如何评价康乾时代及其原因。在20世纪,人们对康乾时期的评价受到三个方面的主要影响。一是传统史家和中国人普遍的盛世情结的影响;二是经历了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史学思潮的影响。三是受到20世纪中国政治变革和社会背景变化的影响,对清朝历史的评价,经常成为各种政治派别表达其政治思想的一个途径。由此可知,历史学必须要接受现实社会的各种命题和要求,历史学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史学的客观性不可能突破时代的需求。     

时代、政治与史学:20世纪后半期中外史学交流的演变

史学交流是历史研究活动在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对话,是促进史学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手段。不同时代的史学交流不仅与史学研究本身的发展状况有关,而且与当时的外部政治条件密切相联。20世纪后半期中外史学交流深受这一时期国内意识形态变化和东西方"冷战"关系起伏的影响,经历了从困顿到突破,从意在实现意识形态目的到重返学术本位的曲折演变,其交流的内容和路径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公元3—6世纪秦陇史学区域发展探论

秦陇地区的史学具有久远的传统,从先秦到西汉,秦陇地区是史官与史家最为集中之地,诞生了杰出的史家,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史著。公元3-6世纪,在秦陇地区立国建号者大多为少数民族政权,因以史求治和宣扬“正统”等政治需求,使史学受到了较大的重视,对史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秦陇史学具有较强的官方色彩,主要表现为史家群体的官方色彩、史学活动的官方色彩、史著内容的官方色彩,构成当时秦陇史学的区域性特征。     

中国近代法律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析论

20世纪之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新旧更替加快、中外交流频繁的时期.剧变的社会环境对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为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产生提供了际遇.危亡时局激发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史学出现,而新的史学研究视野及理论则直接导致了法律史学的产生.清末的法律改革则加快了近代中国法律史学产生的步伐.此外,西方法律史学的引进与传播则给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创立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