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村民委员会制度定位的若干思考

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村民自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中国村民自治的规范性文件对村民委员会的制度定位已经不能适应村民自治实践的需要.选取村民委员会制度定位这一视角,从村民委员会职责定位、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村民自治组织内部的关系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就村民委员会的制度定位提出几点建议.     

“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的村民自治权力关系

以"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来审视村民自治权力关系时,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村民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能够得到较好的阐释:集合意义上的村民作为宪政体制与村民自治制度设计下的当然权力主体,因自身的知识水平、民主意识、信息能力、组织能力等方面的缺陷,将乡村自治的权力委托给村民委员会行使。集合意义上的村民是委托人,组织形态上的村民委员会是代理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形同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村民委员会受托对村庄的公共事务进行决策与管理。     

试论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的缺陷与对策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亿万农民的创举,只有二十年左右的历史,在实践中还存在若干问题,主要有两委关系不清、乡村关系不明等,这些问题主要是由有关法律规定的诸多缺陷造成的:村民委员会在宪法中的定位不准,容易引起人们误解;《村组法》对村民委员会与村党组织的关系、与乡镇政权组织的关系规定不明确,不利于村民委员会正确行使权力,规定村民自治的各种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冲突、矛盾,造成法律适用的困难。要想解决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必须从法律上改革、完善有关制度。     

村民自治中的党"政"关系及其出路

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取得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但是村民自治在中国大地上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作为一个全新的制度安排,它在中国农村的普遍实践也不过才十二、三年的时间,因而随着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的不断深入发展,许多新的困难和问题就会不可避免逐渐浮现,成为村民自治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新课题。村民自治所面临的新课题之一就是村级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问题。党政关系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并不是一个新课题,但是在实行了村民自治的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并不是一级政府,也不是行政机关,因而尽管村级党组织与自治组织的关系与中国…     

论村民委员会的群众自治性质

关于村民委员会的性质,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和城市的居民委员会一样,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根据宪法精神更明确、更具体地规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但目前人们对村民委员会的性质,意见分歧很大,有的主张定为一级行政组织,有的主张定为半行政、半自治组织,还有的把村民委员会的自治绝对化。(见1987年5月29日《社会保障报》)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决定着村民委员会的任务、建制、产生和组织,决定着村民委员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决定着村民委员会的工作方法,也决定着村民委员会的发展方向。因此,在全国贯彻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之际,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村民委员会的性质。     

关于村民委员会职能的思考

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的组织载体,其主要职能是村民自治。但是,从村民自治的实践来看,其职能经常发生偏离,主要表现为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两种倾向。造成村委会职能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建议合理划分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职能范围;完善相关制度;转变理念,以解决村委会的职能问题。     

我国村民自治的角色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自治中各个主体--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乡镇政府和村民进行了角色定位,但由于制度和观念上的原因,这些主体在村民自治实施的过程中往往超越或缺失自己的职权,形成角色错位,进而导致了中国村民自治中的各种问题,所以村民自治强烈要求各个主体角色归位,因此必须不断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建设,改善农村的思想文化环境,并继续加强村民委员会自身和村党支部的建设.     

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是实现村民自治的前提,对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深远的影响.但在目前一些村委会的选举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影响选举的问题.指出影响村委会选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村民自治的蜕变及防治

村民自治在我国农村取得巨大成功 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期来看,在我国村民自治的深层次发展中,自治权的蜕变问题是一个更为持久和危险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密切关注、严加防范。所谓村民自治的蜕变,主要是指村民自治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偏离其目标和精神实质,使村民的主权演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村民委员会的主要职能由村民自治转向了其他。一、村民自治蜕变的表现形式 在村民自治的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蜕变现象,其总的特征都是一样的,就是使村民自治名不符实,使村民的自治变成了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自治。不过村民自…     

村民委员会作为乡村社会维权性组织的一种尝试性分析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权益问题,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应成为维护乡村社会权益的组织依托;当前在我国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乡村自治性组织的维权性功能存在着缺位、错位和异化的现象,这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着力构建以保障农民权益为根本的乡村治理新机制,推进乡村自治组织的社会性复归,通过政治环境的发展、制度机制的重构、文化观念的培育,挖掘和塑造村民自治性组织作为村民群众维权性组织的组织资源和实践载体。     

社会组织发展与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基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的分析

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出发,通过解读建国以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探讨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演变。研究指出,建国以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逐渐成长为国家意志贯彻和公民自我管理契合的良好平台,自治性不断增强,形式日益多元,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与功能也逐渐凸显。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也是新型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形成和完善,管理理念逐渐以人为本,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化的过程。     

论村委会成员候选人资格条件的具体标准

立法设置村委会成员候选人资格条件并不破坏村民自治,也不违反平等保护原则。《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新规定对村民行使提名权提出了实质性要求,也使部分不符合条件的村民无法成为候选人。大量地方性法规已经规定了村委会成员候选人资格条件,但具体规定各不相同,并且在地方性法规之下还有很多次级规范对此进行规定。在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进行执行性立法时应对具体标准仔细斟酌,其中"奉公守法"、"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三个条件应成为地方立法的重点。     

层级化网络治理：多层级村庄自治架构及其运行机制——基于秭归“幸福村落”的调查

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在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它通过构建"村级‘幸福村落’创建指导委员会—社区理事会—村落理事会"三级村庄自治组织架构以及与之配套的运行机制,探索出了适合新时期农村社会治理实际的层级化网络治理模式。"幸福村落"创建工作通过政府的全方位决策与部署,村指导委员会、社区理事会、村落理事会等多层级的行动与落实,村民的联动式参与形成了多层级、网络化、社区化相互结合的治理模式,既能自上而下地对接县乡政府和行政村的公共资源,又能自下而上地聚合、表达并且实现村民的利益需求,推进了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     

整村推进项目与农民合作组织的互动关系——耐海塔村奶牛养殖协会调查

在整村推进扶贫项目带动下成立的青海省共和县沙朱玉乡耐海塔村奶牛养殖协会是＂支部＋协会＂模式的农民合作组织在欠发达地区生成与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基于对耐海塔村整村推进项目与养殖协会的实地调查,分析了整村推进项目与协会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欠发达地区的县乡政府往往以官僚化的方式运作扶贫项目,整村推进中缺乏村民参与;村组织仍然主要是政府权威在乡村的延伸,支部主导下的协会未能将村民的参与组织化、制度化,并为村庄农业产业化提供系统服务,农民组织也未能与扶贫项目有效衔接和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基于信任特征的荔农营销渠道构建研究

渠道制胜是现代市场营销的新观念.通过对广东省高州市根子镇柏桥村荔农的入户抽样调查,发现导致其荔枝增产不增收的关键因素在于渠道单一、组织松散、冲突频繁且缺乏促使相互信任产生的交流沟通平台等方面.为此,从加强荔农教育着手,通过创新种植模式、加大关系专用性资产投资、搭建信息交流平台等措施,尝试构建了基于信任特征的荔农营销渠道.     

流动与区隔:农业转型过程中人口流动与阶层分化

农业规模化转型与农地土地加速流转带动了人口的流动与劳动力的非农转移。通过泉村的案例调查发现,农民对农业规模化转型表现出不适应,呈现出规模化经营与小农经营的张力,在这过程中农民既没有完全离乡也不愿放弃土地依附,而是被迫卷入到资本化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当中。频繁的人口流动导致农村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上层农民与下层农民出现了空间与心理上的区隔,这种区隔也加大了阶层之间的矛盾张力。面对农业转型过程中的困境,首先,需要构建组织化的小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民的组织化。其次,要发展服务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最后,面对传统村庄共同体的解构,需要再造新的村庄共同体,弥合农村社会的分化与失序。     

社区互助养老与村办敬老院可持续运营——以福建省晋江市萧下村敬老院为例*

社区互助养老是指在社区组织动员下，社区居民本着志愿互助原则以无偿或低偿形式提供场所、资金与劳务，以支持社区养老事业的发展。本文以晋江市萧下村敬老院为个案，介绍社区互助养老机制在村办敬老院的实践情况，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实现村办敬老院可持续发展。萧下村敬老院由村老年协会管理，老年协会与宗祠管委会重合，社区资源动员能力强。     

随礼、求雨、扭秧歌：东北Z村村民自治的民俗背景分析

从Z村及农民K的实际出发,考察随礼、求雨及扭秧歌活动过程中村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互动情况。试图说明：大多数农民对随礼并不排斥,随礼是农民实现情感交融和经济互助的重要途径,村干部积极参加村中红白事并随礼,目的之一是为了方便其日后开展工作,随礼中干群互动的方式是间接的。对于求雨,村干部虽然不参加,但也不反对,他们以妥协和默许的方式实现与求雨者之间的隐形互动。扭秧歌是直接的干群互动,它表现为村干部对参加者在资金、场地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文章认为,民俗对村庄成员能产生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对随礼、求雨等欠科学的民俗,只能依赖劝导和教育的方法规范而非强制手段,对扭秧歌等健康的民俗,应该通过各种方式传承发扬。     

英语“后摄自主”课堂中教师的“支架”作用

“后摄自主学习”是学习者在老师的支撑和指导过程中逐步培养起来的一种能力，教师在其中发挥着提供信息、组织学习、指导实践、控制课堂、评价反馈、参与互动、心理支撑的“支架”作用。因此，在自主学习中，教师应精心准备，优化任务，创设情境，施之教法，激活创造，严格管理，及时反馈，搞好过程评价，真正成为学法的指导者，自主学习的助建者，交际活动中的促成者、参与者和合作者。     

当居民成为业主--试论城市社区居委会与业委会的整合

从城市住宅私有化的基本事实出发,探讨了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的前提、基础,分析了居民委员会行政化现象及其产生背景,着重论述了业主组织的地位作用.对业主维权现象的普遍性、业主与居民身份的局限性、物业使用人参与社区自治的权利限制、房产所有权与居住使用权关系、群众性自治的内涵等作了剖析.力求发现蕴藏其中的城市基层社会自治的原动力和自治组织构建的深层逻辑;并以此论证了居民大会居委会与业主大会业委会两者的共同性,指出了两者合二为一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所包含的城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