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的祖籍和姓氏再议

黎元洪的祖籍在哪里?他究竟姓什么?自从武昌起义以来,一直存在不同的说法。武昌起义后七天,即1911年10月16日,《神州日报》发表的署名鄂中武士的《革命军总统黎元洪小史》一文,即说“其先世为皖之宿松人,自其祖与父商于湖北,遂改入黄州府黄冈县籍,故今为湖北人”。同年10月21     

黎元洪与武昌首义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革命化的新军鸣枪起事,以彻夜苦战、攻占督署的战绩,宣告了首义的胜利。翌日下午,武昌城厢内外就贴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的布告。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当了革命军政府的都督?他也是革命党吗?人们都不禁为之惊诧不已,认为那是“革命党群龙无首,黎元洪因缘时会”,纯属偶然的机遇。及至革命已经失败,不少参与起义的人士于痛定思痛之余,又不禁喟然叹息道:“革命     

析孙中山“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

孙中山把武昌起义之成功 ,解释为“意外” ,有两方面原因 :“南方首义”观为其主观原因 ;流亡生涯是其客观原因。本文据此说明 ,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前对中国革命形势缺少全面性认识。     

武昌起义胜利后的领导问题——与竺柏松同志商榷

竺柏松同志在《江汉论坛》1981年第5期发表了《关于武昌起义的领导问题》一文(以下简称“竺文”),对武昌起义酝酿时期、爆发时期和起义胜利后三个时期的领导问题,分别做了分析和论述。对前两个时期的看法,笔者是赞同的;但对竺文中关于武昌起义胜利后的领导问题,我认为有必要作如下商榷。竺文说:“武昌起义胜利后,是指10月11日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成立湖北军政府后     

武昌起义后华侨对广东光复和反袁斗争的贡献

1911年10月12日,孙中山先生从美国报纸上得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后,认为他当时的任务主要是争取列强的支持,于是把美洲的筹款工作,交由张蔼蕴、赵昱等负责,自己转赴英国进行外交活动,分函伦敦、纽约、旧金山、新加坡、西贡和马来亚等地华侨,呼吁给予中国革命以财政上的支持。并指示黄兴负责领导湖北革命军对清作战,胡汉民、朱执信等相机争取广东反正。说明他当时并没有放弃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总任务。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争取“世界列强赞成中国革命”,这完全是一种幻想。     

论刘复基在武昌起义中的领导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彪炳史册的辛亥革命是以清末辛亥年一举成功的武昌起义命名的,因为后者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由于这场起义不是孙中山和同盟会直接领导的,而是在所谓“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引爆并取得胜利的,所以长期以来,无论是视武昌起义为“总理第十四次起义”的国民党史家,还是新中国的一代史学工作者,人们除了对被誉为“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湖北新军工程营代表熊秉坤谈论得较多外,对发动和组织湖北新军革命士兵的有关领导者的研究显得很不重视。     

黎元洪的祖籍、家世及青少年时代

关于黎元洪的祖籍,过去多认为是安徽宿松人.这种说法最早见于1911年10月16日《神州日报》上署名鄂中武士的《革命军总统黎元洪小史》一文,谓黎元洪“先世为皖之宿松人,自其祖与父商于湖北,遂改入黄州府黄冈县籍,故今为湖北人”.民国元年成书的《满夷猾夏始末记》所载黎元洪小传,与此一字不易.以后的著述均袭此说,一直流传至今.     

蒋翊武对辛亥革命的创造性贡献——兼与孙中山早期革命策略相比较

蒋翊武是武昌起义的总指挥,他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使反清起义成功的路子,从而对辛亥革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在革命的主要力量问题上,孙中山主要依赖会党,蒋翊武则主要依赖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在起义地点方面,孙中山一直在华南发动武装起义,蒋翊武则盯在武汉;在起义的时间问题上,同盟会中部总会对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估计不足,先是定1913年为大举时期,后黄兴又希望推迟定于1911年10月上旬发动的起义。蒋翊武则于10月9日果断下令揭竿而起,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辛亥革命。蒋翊武在实践中,为推翻专制的清王朝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应该重新评价“孙中山让位”

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果说武昌起义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高潮,那么孙中山让位则标志着这个高潮的最后完成: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让位”涉及对孙中山功过是非的评价,也关系到如何     

略论辛亥革命中的吴禄贞——兼与董方奎同志商榷

吴禄贞(1880年——1911年)湖北云梦人。早年留学日本,追随革命,对孙中山“尤倾倒备至”。1900年,自立军起义,吴禄贞受孙中山之命回国参加起义的筹备和领导工作。起义失败后返日本,继续求学。学成归国后,制定“以改换新军头脑为成事之根本”的革命方针,在湖北新军中“鼓吹革命,不遗余力”,为湖北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吴禄贞因此在湖北革命党人中享有崇高的威信。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曾打算拥戴吴禄贞为军政府都督,并派人与之联系,只是由于远水解不了近渴,才将黎元洪推举上台。总之,辛亥革命前,从吴禄贞开始其政治生涯之初,就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1903年“拒俄运动”之后,更成为革命的骨干分子之一,积极地从事革命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他长期匿身于清     

宫崎滔天对义和团的评价

宫崎滔天(原名寅藏)曾无私地帮助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他曾致力于1900年的惠州起义,后遭败北。他通过《三十三年之梦》一书向人们介绍了孙中山等人的革命运动。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宫崎滔天在1900年10月4日至10月18日的日刊报纸《二六新报》上,发表了以《独酌放言》为题的连载文章。该文是以记录一个嗜酒的“无赖道士”对客人的酒后“放言”为体裁写成的。当然,其内容是吐露了宫崎滔天自己的一些想法。其中表现了滔天对义和团运动给予的积极评价。     

记忆与历史: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及其影响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开始有意识地建构一套辛亥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并试图通过这种建构,达到灌输革命学说和凝聚党人心理的目的。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关于革命原起,建立一条以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的主线;第二,关于武昌起义的成功,构建一种孙中山与武昌起义成功密不可分的历史叙述;第三,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构建一种革命后背离孙中山路线并导致革命失败的叙述。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辛亥革命史的历史编纂。在孙中山去世之前出版的有关辛亥革命史著作中,这种影响尚不明显。孙中山去世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根据孙中山的相关论述,建立起一种正统的辛亥革命史观。     

唐群英与“女子参政同盟会”——兼论民初妇女参政活动

武昌起义后,革命妇女为了在政治上实现“男女平权”,纷纷设团组会,掀起了一个积极要求参政的热潮。“女子参政同盟会”是这场颇有声势的斗争中最有生气的一个组织,它不仅在当时产生较广泛的影响,而且为尔后的妇女运动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一“女子参政同盟会”,为“女子参政同志会”、“女子后援会”、“女子尚武会”、“女子同盟会”和“女国民会”联合组成,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女子参政团体。“女子参政同志会”等五团体,是武昌起义后相继建立起来的。其中,“女子参政同志会”出现最早,它由中国社会党女党员在上海组成,举同盟会员林宗素为会长。武昌起义后不久,中国社会党女党员就以“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为宗旨,从改良女子教育方法、加入各种政治结社等方面入手而开展活动。后正式以“女子参政同志会”为名宣告成立,具体提出临时政府准其会员国会开会出席旁听,国会成立后允许女界团体选举议员等项要求。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为取得孙中山的支持,林宗素专程到南京报告本会组织缘由。同时针对“中华民国联合     

孙中山改组革命团体的一次尝试——从兴中会到中华革命军

<正> 一九一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曾试图改组兴中会为“中华革命军”、改组中国同盟会为“中华革命党”,则甚少为一般学者所论及,或虽论及而语焉不详。笔者认为,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进行改组革命团体的这两次尝试,反映了他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反清革命时期所遇到的困难、阻力和矛盾,以及为克服这些消极因素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初期民主革命运动的曲折发展过程。因此,这个问题理应引起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研究者的重视。本文拟先就其中的第一次尝试,即孙中山改组兴中会为中华革命军的思想动机、基本事实过程及其有关背景,作初步的论述。     

试论张謇从立宪到共和的转变

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代表张謇,在武昌起义前一贯主张立宪,在武昌起义后转为拥护共和,其对当时整个社会的影响都是相当深刻的。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张謇从立宪到共和的转变,却简单从事地一骂到底,什么“欺骗”、“伪装”、“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等等不一而足。笔者认为对此需要深入进行具体分析。     

黄花岗闽籍烈士应为23人说

1911年农历3月29日,广州爆发了震动世界的广州黄花岗之役。这是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人发动的一次大规模、有深远影响的反清武装起义。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其予以很高的评价:“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之变色,全国久蛰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黎元洪与护国运动

云南起义爆发时,黎元洪是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城中的政治俘虏。护国运动的早期酝酿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华革命党为主,云南起义反袁,又主要是中华革命党成员的中下级军官联合上级军官中的同盟会员、国民党员经过长期组织发动的结果,护国军政府的政治方向、军事计划和政府组织则由梁启超、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人掌     

一九○六年萍浏醴起义

一九○六年十二月爆发于江西和湖南交界地区的萍(乡)、浏(阳)、礼(陵)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后,由同盟会会员发动的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正如起义军檄文所宣布的,这次起义的目的是:推翻清朝政府,结束千年帝制,建立共和民国。史称六千安源工人参加这次起义。这是目前所见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大规模武装起义的最早记录。这次起义虽然最后惨遭失败,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教育和鼓舞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群众。它同武昌起义以前各次重大起义一样,是辛亥革命的一次演习。值     

刘家庙战斗中的刘仁祥

武昌起义后,由廕昌率领的清军前哨部队于十月十四日开到距汉口二十里的刘家庙。十月十五日,萨镇冰又率军舰抵江心,企图水陆夹击革命军。十月十八日,清军中的豫军和张彪残兵五千人     

辛亥武昌起义若干史实考辨

关于辛亥武昌起义的历史,在半个世纪以前,起义亲身参加者吴醒汉就有“武昌首义事迹,模糊影响,不切事实”,且有“是非颠倒,贪天之功”之记述,“令真正奋斗同志,生者灰心短气,死者不能瞑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第83页)之叹。时至今日,无庸讳言,一些“模糊影响,不切事实”之谈仍继续存在。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对武昌起义中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述。现将有无蒋翊武八月十八日命令等六个有不同说法的问题作一考辨。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