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动下的民间信仰:晚清民国时期的水神崇拜

作为传统民间信仰,水神崇拜在近代社会的剧烈变动下遭受了一定冲击,但依旧得到政府、官员和民众一定程度的依赖与坚守。面对各方面的挑战,水神信仰也做出了适当的调整与变通,加入了一些新元素,在迷信与科学、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下,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处,并发挥着作用。     

明清时期宁夏地区水神信仰探析

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与水息息相关,尤其在古代农业社会,水量的充足与否关系到农业生产的丰歉,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乃至生存。明清时期的宁夏地区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水神信仰多元化,包括自然神、龙神、人格神。在自然条件、地理环境、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水神信仰呈现出神灵种类多样性、信仰阶层广泛性、南北方明显差异性、政治色彩浓厚等特点。     

清至民国时期平定地区的水神信仰初探

清至民国时期,天灾人祸不断,为了满足民众祈雨时的多重需要,平定地区水神信仰的类型增多,不仅有传统的龙神信仰,自然神、古代先贤和本地传奇人物也都进入水神的行列。此时的水神信仰达到顶峰,信仰范围广泛,功利性和农事性极强。人们不仅在水旱灾害多发的时段举行定期祭祀水神的庙会,还在发生严重旱灾时举行特殊的祈雨庙会。作为地方文化,水神信仰有助于整合地方社会秩序,发展地方经济文化。     

大明山龙母文化与华南族群的水神信仰

龙母文化的实质是水神信仰。中国华南族群的水神信仰按发生时间先后大致分为:泛水神图腾信仰、龙母信仰、妈祖信仰等三种形态,其共同渊源应为壮族先民古越人信奉的水界之神图额。广西大明山龙母文化具有鲜明的原生态水神信仰特征,并以其山神和水神融合,生态美和道德美统一,而成为中国华南龙母文化的重要源头和核心区域,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大明山龙母文化是大明山自然生态环境、壮族先民的信仰思维、农耕稻作文化、生态审美意识诸因素形成的民间信仰文化现象。     

新时期庙会中的水神信仰状况研究——以山西忻州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庙会作为传承地方文化的载体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其所承载的历史可见一斑。以山西忻州所属14县区的50个典型庙会的实证调查资料为主,以庙会中的水神信仰为突破口,探讨其典型的特征,以及在水神系统建构下,其与人、与社会之间互动。通过分析,认为水神在该地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但水神信仰构建的社会体系依然在运作,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     

试论明清鲁中地区水神信仰

水是生命之源,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产生了水神信仰。明清鲁中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其水神信仰具有地区和历史之特点,主要表现为：参与者广泛,神灵体系完备,祈雨行为功利化,政治、道德色彩浓厚、具有地域特色等,既对前代有所继承、发展,又与周边地区有所不同,这些无疑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天后文化在梅州的俗化

梅州的民间信仰相当复杂 ,其中地方的水神、商业神祗信仰圈与外来的水神天后信仰圈互动 ,形成与沿海地区同中有异的天后信仰。近年来的田野考察实证 ,并参考地方文献 ,可以看出天后文化在粤东内陆山区已经俗化 ,在这个过程中 ,地方士绅在潮汕文化与客家文化互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起了重要作用     

明清碑刻资料中的水神信仰类型

明清时期,忻州地区的水神信仰十分盛行,这在当时的史料中多有体现.本文以忻州地区为例,通过研究明清碑刻资料,发现该地水神信仰的类型庞杂,除了传统的龙神外,山神、历史名人、地方神祗、宗教人物、本土人士都加入水神的行列,而且水神信仰与其他的民间信仰是杂糅在一起的,其自发性、农事性、功利性,地域性也更为明显.     

浙江宁波地域水神崇拜文化考探

水神崇拜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不同地域所崇拜的水神各有不同。浙江宁波具有7000年文化发展历史,在海洋和江南水乡环境中,宁波地域主要崇拜本地的自然神灵与治水英雄,但也接受外来信仰文化的融入,崇拜外来文化的水神。宁波水神崇拜文化成为地域特色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     

明清道教神灵真武大帝的水神功能研究

明清两朝是道教神灵真武大帝信仰最为兴盛的时期,而这得益于明初统治者的提倡与推广,使这一信仰无论是在分布地域、庙宇建设,还是信仰人群、祭祀仪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武大帝的水神功能,包括祈雨、镇水、厌火等诸多方面,深刻反映了信仰群体注重实用性与现实性的特色。真武大帝水神功能的推广,既是国家政策宣教的结果,同时也与传统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分不开。     

试论民间信仰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与作用

民间信仰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与作用具有二重性。因此,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全面的分析,简单的否定或肯定都是片面的、有害的。正确对待民间信仰的传统文化,一方面,要大力批判其荒谬的思想观念,防止其对民众的毒害性,对社会的破坏性;另一方面,要加强其文化价值的科学研究,正确发挥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正面价值对社会的积极作用。     

明清运河区域人格神信仰成因探析——以白英为中心的研究

明清京杭大运河的畅通,水神信仰随之繁盛."功莫大于治河,政莫重于漕运",在这一重大政策指引下,明清两朝不断的把一些历史名人和那些为保运利漕作出突出贡献的现实之人尊奉为水神,一个个新的人格神在运河区域被彰显或树立,同自然水神一道,佑助运河的畅通.运河区域逐渐形成了以人格神信仰为主的明清水神信仰文化.成为运河文化的一重要成部分.     

从“水神”到“盐神”——长芦盐区的盐业崇拜及对传统神祇的改造

传统社会中,各行业都有自己的神祇崇拜,盐业崇拜的神祇既多且杂。清代以前,以天津为中心的长芦盐区主要供奉以盐姥、盐公盐母和詹打鱼为代表的盐业神祇。清朝以后,上至皇帝、朝廷官员,下至长芦盐商,开始对一些全国性的"水神"进行改造,赋予其佑护盐业产、销的新功能。之所以选择"水神"而非其他神祇进行改造,与天津及其所在长芦盐区地处沿海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些改造对当地民间信仰和相应酬神活动都产生了影响。     

豫北地区水神信仰的变迁研究

历史上豫北地区水系复杂,古黄河、漳河、卫河等时常泛滥或改道,故此时期的水神信仰多以河神为主。宋末,黄河逐渐改道南流入淮,豫北局部地区的水环境发生了变化,此后气候渐趋干冷,形成了龙王占据主流的水神信仰。人们通过神灵信仰寻求心理慰藉,祈求安澜生活。豫北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影响了其水神信仰的变迁,形成了多元的水神信仰体系。     

明清时期徐州地区水神信仰初探

水神信仰作为古老的自然崇拜形式,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徐州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是导致徐州水神信仰兴起的主要原因。在明清国家的倡导和推动下,徐州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建立起了众多用于祭祀水神的庙宇和祠堂。水神信仰的盛行使明清时期徐州的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祭祀与酬神演剧——道教信仰下徐沟背铁棍原生内涵与多元艺术形态研究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徐沟背铁棍,是山西晋中地区民间道教信仰"水神龙王"的历史积淀。此项酬神傩戏是集民间文学、美术、舞蹈、音乐、故事、杂技、工艺、戏剧等艺术精华为一体的综合民间艺术,它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宗教、社会政治和民族心理情感的影响,呈现出多元的文化内涵与艺术形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研究徐沟背铁棍的原生性真实起源,加深对道教神明祭祀傩戏的内涵理解,分析其多元化的艺术形态,对记忆、保护、发展和创新徐沟背铁棍非遗文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的晏公信仰

水神信仰作为古老的自然崇拜形式,在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晏公原为江西地方性水神,明朝初年,晏公信仰逐渐由江西扩展到全国。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是晏公信仰较为盛行的区域,漕粮运输和水上航行的现实需要是导致晏公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漕军、船工、水手则是信仰晏公的主要群体。晏公信仰呈现出信仰群体特定性、信仰区域差异性、信仰目的功利性等特征,对明清国家漕粮运输活动、沿岸民众社会生活以及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水神感生神话的原型与生成背景

相当大一部分感生神话具有一种共同性,即女子感应的对象尽管多种多样,如雷、电、风、月、虹、气、龙、蛇、长人等,但他们都有着共同的水神神性,同属于水神家族。本文称这类神话为水神感生神话。水神感生神话中的各种神话之所以具有共同性,是因为它们出于一个共同的原型——女子感水生子神话。水神感生神话只是用各种水神替代了女子感水生子神话中的水。说到底,水神感生神话的产生与水生命信仰有关,所以这类神话的最初源头可以追溯到水生型创世神话。     

西江流域水神崇拜文化的生态根源——以蛙崇拜与蛇-龙母崇拜为例

西江流域的水神崇拜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以蛙崇拜和蛇一龙母崇拜为代表的水神崇拜文化。水神崇拜文化根源于西江流域以水为主导的生态环境。蛙崇拜根源于稻作生产的自然生态以及族群繁衍的社会生态;蛇一龙母崇拜根源于“水事”生态以及族群认同的社会生态。西江流域的水神崇拜文化孕育于西江流域以水为主导的生态环境,以形象的方式见微知著地反映了人类文明与生态环境的紧密关联,是西江流域生态文明的文化表现形式。     

探究香港民间水神信仰的源流

自古以来,岭南就是世界海洋贸易的东方中心。海神、河神以及水神等都受到当地人的尊崇。香港作为中国南海的重要港口之一是水神信仰的早期传入地。香港的渔民、水手等从事海上作业的人历来靠水而生,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信奉水神(香港民间一般将海神、河神等一律统称为水神)。透过对香港民间华人庙宇的探究,讨论了香港水神信仰的源流,发现香港的民间信仰在岭南文化中起到历史传承、兼容并蓄以及典范表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