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论美感与《聊斋志异》中的知己之情

一蒲松龄对于美的论述很少,而且多限于具体的对象,比如女性之美,文章之美和风景之美等等。他认为美纯粹是“心之所好”,是主观意识的产物。他在《聊斋志异·吕无病》中说:“毛嫱、西施焉知非自爱之者美之乎。”他在《毛狐》中又借狐女之口说:“子思国色即是国色”。从“幻由人生”出发,他甚至认为“一曲歌来,文武衣冠皆入梦。三通鼓罢,穷通妍丑尽成空。”(《聊斋文集》卷十)干脆把美和丑都看做是虚幻的空无。蒲松龄这些关于美的看法,自然是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美学体系的,同他在哲学上的主观唯心主义一致。因为他一则说:“天地在大化中,不啻旦暮之在天地;大化在方寸之     

大美自然：庄子与爱默生自然体验的审美会通

语词意义的交集是跨文化思想共性研究的基石。宇宙自然和天地大美是美国哲学家爱默生的散文与中国道家经典《庄子》论美的焦点。爱默生的《论自然》把世界万物的构成之法界定为Beauty,并认为自然之美是宇宙的一种表达。《庄子》则表述为天地大美,与道家的核心范畴“道”紧密相关。在中国文化中,汉字“美”作为天地之象有其文字学基础,“美”的字形最初即象征预示吉凶的自然天象。文章通过词语溯源和文本的对比分析,辨析出汉字“美”的初始意义、《庄子》大美的深层意蕴与爱默生作品中Beauty的内涵具有一致性,并通过梳理书中对大海、丛林、时序、季候、晨曦、荒野等自然事象的书写和体验,总结出两部典籍的作者从大自然中悟出博大、和谐、光明、超越的审美属性,使精神获得提升。《庄子》阐释蕴藏于自然事物中的道性,借助的是寓言故事;爱默生的自然意象书写,表达的是对自然中隐匿的精神之我,即“超灵”的体悟。充满诗意的形象化语言,成为中美哲人穿越性精神交会的媒介。     

文化视野下的《聊斋志异》科第观

从文化的角度,即从个体科场失意的心理与士子普遍的科举心态的层面上,从选贤用能与个体的怀才不遇层面上,从儒家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八股取士的层面上,从公平竞争的科举选拔制度与试官腐败的层面上,辩证、历史与客观地审视蒲松龄的作品《聊斋志异》所表现出的科第观,重新解读《聊斋志异》的科第观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聊斋志异》美感探源

在《聊斋志异》中,无疑有许多陈腐、庸俗的内容。例如:对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虔诚宣传,对风流艳遇、一夫多妻、富贵荣华的迷恋向往,对儒家纲常礼教的尊崇膜拜,等等。但也几乎无须证明,《聊斋志异》又有着超越时、空限制的美感,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读者都能从中获得充分的审美愉悦。特别是“优美”这一美的范畴,在这部     

“鬼才”与“留仙”的跨时空际会--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聊斋情结

《聊斋志异》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影响远远不及同时代的其他中国古典作品,芥川龙之介是为数不多的关注这一作品的日本作家之一.从人生际遇、社会背景、生活环境、悒郁意识四个层面,探究“鬼才”与“留仙”产生共鸣的根源.芥川吸收《聊斋志异》中的有益养分,以主题题材的直接借用和故事原型的浸润性化用两种方式,创作《酒虫》、《仙人》等经典作品,为自己的创作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角.     

老子“自然”的意象诠释

《周易》以“意-象-言”这种方式展开易道,它体现着古人展开道论的根本方式,也即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以这种展开道论的方式、思维方式为研究方法,诠释古人的思想,即所谓“意象诠释”。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在《老子》中表现为“道-象-物”这样的道论结构。老子“自然”的观念,贯通老子道论的各层面。在这一结构中,“道”为体、为微;“物”为用、为显;“象”乃道之流行展开、显微之间。道体自然,流行亦自然,展开而实显为万物自然。道体自然,其义只能称“无”;流行自然,其义“无而有象、象而无形”,恍惚、窈冥;万物自然,即方圆万象。     

电影编剧视域下《聊斋志异》叙事艺术考察

从电影编剧角度看,《聊斋志异》大量运用插叙、补叙,容易削弱小说的悬念感和吸引力,而一个叙事文本中出现多条情节线索时,作者未必仔细考虑了这些线索之间的互文或者对话关系,这就导致其文本缺乏情节设置上的严谨性和主题表达上的力度;缺乏结构意识或者说对叙事节奏把握的不理想,导致《聊斋志异》的叙事要么铺垫阶段过长,要么人物在“对抗”阶段遇到的障碍没有强度和挑战性,其障碍的解决方式则过分依赖“神迹”。此外,《聊斋志异》的叙事重心在于“事”,尤其是关注 “事”之“奇异”,而对人物刻画似乎并不在意,其人物刻画方式单一。《聊斋志异》的叙事手法在当时可能具有合理性甚至超前性,但在进行电影改编时,其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之后,才能符合电影编剧的要求。     

试论《聊斋志异》中的异类女性美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享有“我国古典短篇小说之王”(刘欣中:《短篇小说之王——<聊斋志异>漫淡》,花山文艺出版社)的盛誉。在小说中,作者借助浪漫主义手法,以轻灵活脱的笔调,塑造了一系列花妖狐魅的艺术群象。马丁·布贝尔在德译本《聊斋志异》弁言中说:“最多的与最有意义的,乃是那些精灵的作品:动物的精灵,植物的精灵,水中的精灵,云中的精灵,画中人,瞳人,离开人世的死魂灵。”鲁迅先生也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在这些异类群象中,“塑造得最成功、数量最多的是狐鬼花妖变的妇女形象”(《白话聊斋》上集,第2页)。这些形象,实质上     

试谈《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里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这大概是《聊斋志异》的成因之一。《搜神集》是我国志怪小说的滥觞,而《聊斋志异》则是《搜神记》的继承和发展,它把志异小说推向了难以逾越的高峰,成为古代短篇小说的代表。应该说,《聊斋志异》在作品的内容上是借鉴了《搜神记》,但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上却大大地超过了《搜神记》,例如作者在篇末精心撰写的“异史氏曰”,就是一大特点。我们都知道,西汉的司马迁做过太史令,所以在《史记》的“论赞”中用了“太史公曰”,为后来的修史者所沿用,成为古代史书的体例。而《聊斋志异》所写的     

美·审美·艺术——与王祖哲先生对话

山东大学的美学家王祖哲先生的大作《概念分析：快感、美、美感、审美与艺术——兼论美学即是艺术哲学》（以下简称“《概念分析》”）是一篇颇具分析美学风格的论文,文中逐一审视传统美学中最重要的五个概念,即“快感、美、美感、审美、艺术”,分析颇为深入,读来大为受益。自然,世上并无完美无缺的论文。若要挑剔一番,     

论道教美学思想对明清俗文化的影响

明清时期,道教的审美思想在民间文化中得到较充分的表现。明清时的很多文学作品中,道教的审美趣味与世俗人情融合在一起,折射出明清文人的审美趣味,同时,对“至善”为“至美”的审美形象的描写及推崇;将“痴”人形象作为真实无伪、纯真不俗的象征,反映了道教美学思想对明清文学艺术的影响。     

从“替天行道”到“以情悟道”——二论《红楼梦》的创作主旨

《红楼梦》的作者,同样是一位"不得其位而又不甘寂寞"的"志于道"者。"有命无运"是作者对甄英莲的同情,也是对自己一生的叹息。《红楼梦》的主旨是"以情悟道",因为《红楼梦》的作者旨在借石头的爱情与生活经历,表达自己"不得其位却又不甘寂寞的‘志于道’者的伟大情怀"。然而,时代变了。《红楼梦》的时代与孔子的时代不同,与施耐庵的时代亦有所不同。这种改变反映到《红楼梦》中表现为作者把"怀才不遇"的愤懑变成了"无才补天"的自嘲,把"替天行道"的呐喊变成了"以情悟道"的警世。从明末清初的社会文化思潮、科举制度、文学潮流以及满清政府的文化专制——文字狱等几个方面来看,这种改变反映着时代发展的必然。     

情感的真实体验与向善求真的艺术选择——从《迟桂花》阐释郁达夫艺术真实的建构

文学的艺术真实是文艺理论界的一个重要命题,对艺术真实的探讨不仅仅是对艺术创作文本与客观现实之间关系的关注,更是对文本本身与创作主体情感重合可能性的探讨。文章运用英美新批评理论以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对郁达夫从感伤主义到《迟桂花》中所体现的回归真实、回归自然的艺术真实的理念追求,以及从欲望未遂的行为体验与向善求真的艺术选择两方面,阐释郁达夫对于艺术真实理念的建构与坚守。     

尚善贵真 儒、道思想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儒家倡导道德教化,强调美与善的统一;道家崇尚自然无为,强调美与真的统一。前者重视的是人与社会,后者追求的是人与自然,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和道德心灵的基础,都对中国后世文学艺术创作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明清传奇音美特征的英译

明清传奇的主体由韵文组成，因此，音美是明清传奇文学文本中最直观的特征。然而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于不同的语系，在语音系统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音美特征在译文中的再现存在极大的困难。针对这个问题，本文进行了深入研究，既分析了音美特征在翻译时存在的困难和可能采取的翻译策略，也制定了译者在从事明清传奇的翻译工作时应该遵循的翻译原则，希望为明清传奇的英译提出有益的建议。     

《红楼梦》情节的"对照美"--以贾瑞挨整与薛蟠遭打的对照为个案

"犯而不犯"是明清人对"犯"与"避"这一对待性范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的界定,当时的小说评论家们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创作方法的审美功能.<红楼梦>中贾瑞挨整与薛蟠遭打这一对情节,也体现了这一对范畴的辩证关系,具有"对照"美.     

明清文论视野中的法度论

明清文论视野中的法度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文学法度的肯定与推扬;二是对文学创作具体法度的探讨;三是对文学法度的理论阐说。明清文论家对文学法度的论说,为我们更好地把握文学创作的规律与特征提供了参照。     

明清关中文学环境与“秦风”问题

与汉唐相比,明清关中文学实力风光不再,这主要是由于唐代中、后期以来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使关中失去了往昔的地域优势,文学环境相对封闭,这种境况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文学创作的活力,也会致使文学的传统得以保留,明清关中文学的“秦风”问题就是文学环境相对封闭的一种体现.明清关中士人对“秦风”的偏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呈现弱化的趋势,在文学风格的取舍方面更加多元化.     

略论明清时期的考据学思潮

明中叶学术界兴起的考证之学,迤逦发展至清代乾嘉时期而蔚为大国。这期间经历两个阶段:(1)从求博到求真。明代考证学以博奥夸耀于世,实事求是之意不足,而哗众取宠之心有余。入清以后,学者鄙弃明人治学的浮嚣之气,考证之学转向求真。(2)从求古到求是。清代乾嘉时期的学术,有吴派和皖派之分,吴派稍早于皖派,其学标榜“求古”,唯汉是从。皖派不以为然,治学主张“实事求是”。清代学术的思想理论性不如宋明之理学,但亦自有其特色。本文重点分析了戴震“以情情”的思想意义,以及“由词通其道”的治学方法,同时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方法论作了分析与检讨。     

张问陶诗学思想论纲

张问陶接受并发展了明清诗坛的“性灵”说 ,高扬主体意识 ,破除沈德潜的儒家封建文学理论和翁方纲的作诗规范 ;“性灵诗”必须有创作主体之“天真”与表现对象之“天真”自然凝结为具有“天真”艺术本质的艺术本体 ;“诗发乎情 ,情触乎遇” ,作诗的动因“慨然有感于身世之间” ,这个观点使张诗在抒写性灵之同时 ,能兼及“天下大义” ;主张创作风格的多样化 ,但张诗的基本风格是“空灵”和“沉郁” ;崇尚“天才” ,但非常重视创作主体的修、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