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孔阳是实践美学的创新者——对章辉博士评论的反批评

蒋孔阳是实践美学的总结者,但是,蒋孔阳不是实践美学的终结者,而是实践美学的创新者。蒋孔阳提出的“从审美关系出发”研究美学的思路,不仅是整个世界美学的发展趋势,而且也是对西方美学的主客对立二分思维方式的超越;蒋孔阳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美学资源,正好显示了蒋孔阳美学思想的开放性和创新性;蒋孔阳关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美在创造中”、“美是多层累的突创”、“人是世界的美”等命题也体现了蒋孔阳对于实践美学的创新发展,不仅在结论上,而且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蒋孔阳对实践美学的总结和创新是新实践美学的宝贵财富,新实践美学将沿着蒋孔阳先生的创新之路不断前进和发展,创新出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     

“美在意象”是从朱光潜、宗白华“接着讲”

“美在意象”论强调心灵创造性和精神价值,以“意象”为本体范畴,建构美的本体论和美感本体论。“意象”作为人类审美活动的中心范畴,不但关联人的生活世界,而且引领人走向更高精神境界,因为它关注的是世上一种神圣的、绝对的价值存在。正是这种信念和追求,使人生发出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生发出对宇宙人生无限的爱。人文学科需要不断回顾历史并回归传统,“美在意象”论是从朱光潜、宗白华开创的北大美学传统“接着讲”的有益尝试。     

西方美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美学的世界化

20世纪以来,究竞是“中国美学”,抑或“西方美学在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世界美学”。长期以来,西方学界藐视东方美学的存在合理性和价值,而以西方美学为普世化的美学标准。国际美学格局中,东方美学缺乏话语权,本土美学与“世界美学”相背离。从普世化美学的视角来看,“西方美学”是一个泛化概念,而且它本身也只是地域性的本土美学,却并不是代表未来世界美学的参照蓝本。“中国美学”有古典与现代两个形态。在学科体系化和专业化以后的中国现代美学,有五种现代化的向度：科学向度,艺术学向度,生命哲学向度,马克思主义向度以及现象学向度。作为一种审美文化形态,以华夏艺术精神为核心的美学体系,能为世界文化带来与众不同的东方智慧。     

中国美学的现代发生与当代困境

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发生发展既受制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又受制于其自身包含的现代性困境,还受制于西方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影响。这种状况使得建构一种适合于现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中国美学”变得十分困难。中国传统美学自20世纪初王国维和鲁迅对其进行审美“主体性”的现代奠基以来,一直影响着后世100多年中国美学的发展。王国维和鲁迅对于传统美学的复杂的“批判”态度,虽在西方美学确立话语霸权和马克思主义美学被推为座上宾的情况下得到缓解,却在后现代美学“反现代”、“反传统”的强势入侵下再一次得到张扬。鉴于此,今日中国美学的建设在方向上就不可能还是一种单一的“反传统”或“回归传统”,而要考虑诸多制约因素。     

“美在意象”的双重困局

文章针对北京大学叶朗教授在《美学原理》中提出的“美在意象”理论展开论述,在充分肯定其理论建构的意义与价值的基础上,指出了该理论的缺陷和问题。笔者一方面系统梳理了意象在中国古代美学中的相关研究,另一方面对西方美学与文化的发展历史作了梳理。在中西文化与美学的比较视域中,指出了“美在意象”理论的双重困局,即要么固守中国古典美学的立场而无法涵盖西方的美,要么将意象泛化,只保留其情与景作为艺术品存在的基本条件,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局。     

从朱光潜“接着讲”——纪念朱光潜、宗白华诞辰一百周年

本文以“意象”这个概念重新解读朱光潜（以及宗白华）的美学。本文认为，朱光潜、宗白华的美学思想一方面反映了西方美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趋势，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寻求中西美学融合的历史趋势。这两个方面都集中表现为二位先生对于“意象”的重视和研究。“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现代美学的契合点。朱光潜的美学理论可以概括为“美在意象”的理论。中国当代美学本应从朱光潜“接着讲”，但是没有这么做。５０年代开展了对朱光潜美学的批判。朱光潜美学被不加分析地整个儿撇在一边。朱光潜的批判者（例如李泽厚）并没有真正克服朱光潜的美学，从而也没有超越朱光潜的美学。这就要求我们回到朱光潜（以及宗白华等人）的美学，从朱光潜“接着讲”。“接着讲”不是“照着讲”。“接着讲”是突破，是扬弃，是创造，是发展     

克罗齐与西方美学现代转型——试论克罗齐学说在美学史上的意义

克罗齐是康德、黑格尔之后西方影响最大的美学家。作为西方美学现代转型的枢纽,克罗齐美学立足于从主体的方面看感性直觉,不但完成了对传统美学的批判性总结,而且为现代美学做出了开拓性建树,推动西方美学实现了从认识论到价值论的现代转型。     

西方美学输入与中国诗学观照方式的现代转型

中国诗学观照方式之现代转型与西方美学的影响有着紧密的关系。西方美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广泛传播,使得中国诗学界逐渐改变主要把诗歌当作伦理教化工具的观念,而逐步把诗学当作美学问题进行研究和评价,其诗学批评也不再是单纯地以是否合乎“伦理道德”作为衡量尺度,诗歌的“艺术”价值被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从而使得中国诗学之观照方式由传统的重视伦理的审“善”转变为现代的重视艺术的审“美”。考察西方美学的输入及其对中国诗学观照方式现代转型之影响,对于建构中国现代诗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理论意义。     

“美在创造中”与“美在意象”--中国当代美学关于“美的本体”的两个重要命题

蒋孔阳的“美在创造中”和叶朗的“美在意象”是中国当代美学关于“美的本体”探讨的两个重要命题。二者都突破了实体性理论思维的局限性,都是将“美”看成是不断生成的而非凝固不变的,所以对人们思考“美的本体”问题颇有启发。但二者的哲学基础并不相同。“美在创造中”注意到美的现象产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注意到人的精神自由、生命创造、情感心理对美的创造的意义,但由于拘泥于劳动实践的美学观点,忽视了人的生存自由对于美的创造的重要性,所以在解释中存在着种种矛盾。“美在意象”则是在充分审视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与美学思维转向和中国美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理论缺陷的基础上进行,凸显了美对人的生存活动的意义,所以更有助于中国当代美的本体问题的理论思考和思维转换。     

论北大美学传统的当代性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创立的官办大学,百多年来形成了深厚的北大传统,对中国现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北大传统中科学与人文相互依托,互动发展,尤其是人文传统,深蕴北大特色与风采。在其丰富多彩的人文传统中,美学传统颇具北大风范,一代代学人薪火相传而愈显厚重,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美学的知识生产和社会参与。从北大人文传统到北大美学传统是一个有趣的学术思想史话题,这个传统中三代美学家代际更替,形成了“接着讲”的美学文脉。“美在意象”论赓续了这一传统,并彰显出这一传统自我更新的当代性。     

五四时期的新美学精神和新艺术形象

五四时期不仅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美学精神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折点。新的美学精神以科学化、民主化、民族化和大众化为特征。体现在新艺术形象上有三个特点:高扬典型化,摒弃类型化;高扬平民化,反对贵族化;强调科学化,摒弃神秘化。而这些,不仅是属于古代范畴的“近代”与属于现代范畴的“现代”的历史分界线,而且还是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真正起点。     

蒋孔阳“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当下意义

蒋孔阳《美学新论》明确提出了“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命题。这个命题经过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实践检验,是实践美学和新实践美学的正确命题,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这个命题揭示了美学的人文学科的性质,揭示了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内在联系;其次,这个命题对于自然美这个千古之谜和“啊喀琉斯之踵”给予了科学的解释;第三,这个命题有力地回应了反本质主义,给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实践美学”的文本架构*--李泽厚艺术思想的西学归宗与本土融创

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的典范符号,李泽厚“实践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过程是中西美学与文化艺术理论融汇、提炼的过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乃至现代西方文化理论成为这一美学体系的西学符号,“巫史”传统、实用理性以及“乐感文化”则成为李泽厚借鉴西学思想烛照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理论产物,其化合中西、融会贯通的理论驾驭范式不仅成就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奇观,也引发了对美学与艺术理论延展的无尽思考。     

蒋孔阳：新实践美学的奠基人

蒋孔阳力图消解、突破西方形而上学主客二分思维方式,以全球化的视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中国传统美学、西方美学,创造性地提出了“美在创造中”、“人是世界的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美是自由的形象”等命题,对美的本质以及美的规律、美感、审美范畴等美学基本问题作出了系统的阐释,有力地推动了美学学科基础研究的现代进程,为新实践美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当代"审丑"理论的突破

作为喜剧审美客体的“丑”从来都是喜剧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西方美学以及中国传统美学将“丑”定位于“美”的反面的同时也将喜剧中的“丑角”定位于“否定性形象”。这一承袭了几千年的观念在中国当代喜剧美学界受到了质疑:“丑”不是“恶”,“丑角”也不只是“否定性形象”,还可以是“肯定性形象”。无疑这是对“审丑”理论的突破。     

邓以蛰艺术美学思想的西学归宗

邓以蛰的艺术美学思想以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为基石,运用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说和克罗齐的＂表现说＂等现代西方美学理论来阐释中国传统艺术美学,在融合中西方美学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现代转换,形成了富有中国话语特色的审美文化思想。     

“意境”散论

“意境”作为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不能用西方理论和思维模式简单演绎，把“意境”说成是主客观统一的典型形象。在“意欲’审美中，不是“情景”，而是“虚实”构成其核心因素。“意境”以虚实为本，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哲学美学的超越精神。“‘祥境”作为中国古代艺术境界的典型表现和最后完成，在“意境”审美中具有重要意义。“意境”范畴可以进入现代美学中，它的诗意体验和超越精神，在现代审美中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试论老庄美学中的“非美”倾向

对“美”的讴歌是贯穿西方古典美学的一个主旋律，中国古典美学却更多是对美的非议、拒斥和否定。美与其说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不如说是作为反面形象诞生。这种“非美”倾向滥觞于中国美学的开端之处——先秦美学，特别是老庄的美学思想。老庄美学中的非美倾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整合性的思维方式以及道家崇尚自然等观念有关，并对当代美学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于“生活美学”（笔谈）

主持人语：目前,“生活美学”已经成为了全球的最新美学思潮,国际美学界在拓展美学疆域的基本路数上是一致的。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所做的工作是呼吁美学回到日常生活,并将这种美学称之为“超越美学的美学”,也就是超逾“以艺术为中心”的美学。在波兰举办的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上,当韦尔施重提“超越美学的美学”话题之时,却得到了美国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的反驳,但伯林特要求美学走向环境与韦尔施主张美学回到生活其实是殊途同归的。然而,生活美学并不像艺术哲学和环境美学那样是由西方美学家提出并占据了主导的美学思潮。东西方美学家几乎共时性地提出了“生活美学”的理念,而且,中国美学传统自本生根地就是“生活美学”传统。刘悦笛邀请国际美学协会前任主席柯提斯·卡特主编的《生活美学：东方与西方》英文文集,就致力于在全球范围之内、在东西互动之间来共同推动生活美学的进展。刘悦笛指出生活美学是东西方异曲同工创造出来的,它有着东西方两种哲思资源,但也面临着挑战,需要加以积极应对。赵强进而指出,晚明时期生活美学的要义就在于以“受用清福”为旨归的生活观念的生成,以营构艺术化、优雅化的日常生活情境、增进世俗日常生活的快乐为旨趣。     

美与丑:美学所面临的困境——读《当代科学与美学的变革》

美学:一个历史的冤案美学的美与我们在审美描述中的美的概念是同一的吗?这是理解现代美学所面临困境的关键契机。我们知道,中国古典美学的中心范畴不是美,而是以“道”“气”“象”为中心的一系列审美范畴。正是“道”“气”“象”审美范畴的确立才使主体不是按照美与丑的标准来形成自己审美判断和审美描述的语言系统。而是从对“道”的把握,对“仁”的维护角度出发来建立审美评价系统,于是产生了二十四诗品以及中国绘画美学的气韵生动,澄怀味象等美学命题和审美判断标准。当然中国古典美学中也有美和丑的概念,如《淮南子》中说过“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丑。”(《说山训》),这里的美和丑是古典美学中的一般性概念,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