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改革红利,最大障碍是什么?——“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公众认知状况调查

任何国家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取得高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显然是诸多的发展红利要素叠加的结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究其原因,论及根本,正是李克强同志在国务院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讲的"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国家行政学院张占斌教授比喻称,在某种     

三大红利化解“成长的烦恼”

博鳌亚洲论坛4月1日至3日在在海南博鳌召开，主题确定为“变革世界中的亚洲：迈向健康与可持续发展”。透过本次论坛的多场讨论，我们看到3（1多年来中国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体制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巨大贡献。未来10年，中国要素结构面临重大趋势性转变，传统国家盈利模式受到严重冲击，要素结构整体升级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十二五”时期，中国新的增长源泉在哪里？如何有效化解发展水平低、发展差距大等“成长中的烦恼”（李克强语），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战略性议题。     

释放改革的红利

"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在于未来10年我国有着以城镇化为依托的巨大内需潜力,有着转型与改革的巨大空间,以及由此形成的重大战略机遇。抓住机遇,释放改革的红利,需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充分释放国内巨大的需求潜力,形成未来5—10年我国转型发展的最大优势和主要动力,由此走出一条公平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新路。要推进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     

陈敏尔:释放“四个红利”加快“三个发展”

3月1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省长陈敏尔等就"欠发达地区如何同步实现小康"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在谈到贵州发展的有利条件时,陈敏尔指出贵州发展有"四个红利",包括资源红利、生态红利、劳动力红利和政策红利。但是光有快还不够,还要好。这就倒逼     

中国“红利家族”剖析

"红利家族"内部成员有何关联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改革红利"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笔者认为,如果从更高的层次和更广阔的视野来思考问题,研究中国的改革红利,首先应研究由诸种红利构成的"红利家族",特别是"红利家族"内部的关联性问题.     

改革红利·内需潜力·创新活力三管齐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关键在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中国经济既有过去30多年奇迹般的成就,但又始终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忧患共存。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在哪里?从记者见面会上第一次提出,到     

央企红利

红利不同于利润。利润是指总收入扣除成本和缴纳税金后的余额;而红利则是股东（投资者）由企业所取得的超过股息部分的利润。红利与利润两者有区别,又有关联。利润是基础,没有利润就无红利可言,而红利则代表企业景气和盈利能力。     

宝安区常住人口年龄构成与“人口红利”分析

2010年,全国进行了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取得了比较详细的资料。本文以深圳市宝安区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为基础,对宝安区常住人口年龄构成的特征、变化进行描述,研究分析宝安区"人口红利"期的成因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探讨延续"人口红利"期的对策。     

浅析人口红利拐点到来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过去的30多年,人口红利给我过带来经济快速增长,而伴随着人口红利消失拐点的到来,劳动力人口减少、老龄人口社会抚养负担的增加将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处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我们需要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来实现人口红利向教育红利、人才红利、机器红利、结构红利的转变,以此来延续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中国新一轮全球化红利渐明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发展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我国第一轮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红利正趋于消失，第二轮以结构升级为特征的全球化红利开始逐步形成。     

浅谈EVA下的薪酬激励机制——EVA红利计划

EVA方法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方法,基于EVA的薪酬激励机制在管理者的薪酬与经营业绩之间建立了稳固的联系.本丈对EVA红利计划的演变过程进行简单的介绍,并对每一发展过程中的红利计划进行分析,以揭示EVA激励机制的优越性,引起广泛关注,促进EVA激励机制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     

清王朝的改革红利与国运嬗变

在中国历史上,改革红利与国运的关系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清代,原因有二:一、这个王朝在晚期开始所经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今仍未终结,我们当下所经历的冲击、应对、变革,或许可以从晚清所经历的类似冲击、应对、变革中,发掘出更多的可资镜鉴之处;二、这个在1644年以异文化、异种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居然延续了足足267年。     

获取节约红利的路径研究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应该将充分挖掘节约红利(Saving Dividend)作为基本的路径选择。本文在给出节约红利内涵的基础上,分别从三个角度阐述获取节约红利的途径:优化产业结构,获取资源效益红利;推动区域一体化,获取资源共享红利;调整贸易结构,获取虚拟能红利。     

后人口红利时代人力资源危机治理研究

人口红利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人口发展规律表明,人口红利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必然伴随着人口红利减少,中国即将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企业将面对劳动力短缺等一系列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本文从人力资源管理的几大模块出发,论述了企业应对这一人力资源管理危机的措施,由于有关问题关系到未来企业的发展及中国经济的走势,毋庸置疑有突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现金红利看第一大股东对高级管理层监督

本文旨在考察大股东和高管在现金红利中的不同动机.以1999-2004年度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公司高级管理层对现金红利的影响,考察第一大股东发放现金股利的动机,并分析第一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和控制.我们发现,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二职合一)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较低;当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较高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也较低;但当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较高时,公司的现金红利则较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够削弱二职合一对红利的负面影响,也能够削弱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对现金红利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经验结果支持了代理理论和大股东降低代理成本假说,即公司管理层普遍不愿进行现金派送,但是大股东能够监督管理层的红利政策;而且大股东的控股比例越高,这种监督作用越明显,越能够缓解代理问题对红利政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即股权分置改革的后期,不一定要急于过度分散股权结构,当大股东和高管分属不同主体时,适度的股权集中有利于对管理层的监督.     

从现金红利看第一大股东对高级管理层的监督

本文旨在考察大股东和高管在现金红利中的不同动机。以1999-2004年度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公司高级管理层对现金红利的影响,考察第一大股东发放现金股利的动机,并分析第一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和控制。我们发现,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二职合一)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较低;当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较高时,公司发放的现金红利也较低;但当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较高时,公司的现金红利则较高。进一步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够削弱二职合一对红利的负面影响,也能够削弱董事会中管理层比例对现金红利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经验结果支持了代理理论和大股东降低代理成本假说,即公司管理层普遍不愿进行现金派送,但是大股东能够监督管理层的红利政策;而且大股东的控股比例越高,这种监督作用越明显,越能够缓解代理问题对红利政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即股权分置改革的后期,不一定要急于过度分散股权结构,当大股东和高管分属不同主体时,适度的股权集中有利于对管理层的监督。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人口红利"及其成因 "人口红利"(Demographic Bonus),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又称为"人口机会窗口"(Demographic Window of Opportunity),是指一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段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较轻的时期,经济由此获得额外的增长源泉被称为"人口红利".对于个体的人来说,人的生命周期是从出生到死亡的变化过程,包括婴儿期、少年期、青年期、中年期和老年期等.而对一个国家来说,由于人口自然规律的作用和国家人口政策的引导,每个阶段的人口增长率高低会发生动态变化,从而导致劳动适龄人口和社会负担发生波动甚至较大波动,对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和重大的影响.     

人口红利浅谈

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我国的人口红利是否结束，会有哪些问题？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婚影响来看，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会改变社会抚养比，社会抚养比越高社会整体负担越重。如何顺利渡过这一艰难时期？本文试作分析。     

345万,人口红利亮“黄灯”

国家统计局2013年1月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在15至59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较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此前专家预测的2015年提前了3年。中国人口红利亮起了"黄灯"。     

产业结构调整、能源要素流动与能源生产率增长——基于结构红利假说的实证分析

本文依据2000—2009年全国数据研究发现,能源生产率的变化呈现三阶段特征,运用结构红利假说理论及shift-share方法分析结果表明:(1)能源生产率增长主要来自于内部增长效应,尤其是第三、二产业,而第三产业主要来自于金融和房地产业,第二产业主要来自于工业;(2)2002—2009年的两个时段存在结构负利是能源要素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三产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致,且产业层面结构效应的负作用逐渐增强;(3)产业内部能源要素的合理流动有助于各产业能源生产率增长;(4)当第一产业能源消费比重达到合理水平并不再下降,能源要素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时,合理的结构红利就会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