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雍乾时期文官养廉银制度初探

<正> 清代官员的养廉银制度自雍正初年开始施行,直到清王朝被推翻,前后实行了一百八十多年。养廉银制作为一项正式制度在全国公开推行,这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还是仅有的一次,对于这一重要制度,我国史学界至今尚无专文论述。在这里,本文仅就清代雍乾时期文官养廉银制度的实施情况,谈谈个人的几点意见,以作引玉之砖。谬误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论雍正新法在河南的推行

雍正时期,清廷对全国的赋役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调整,推行了三项著名的“新法”,即摊丁入亩法、耗羡归公法和养廉银制度,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赋役改革。河南当时的赋役制度积弊尤深,民怨沸腾,渴望革除旧弊。由于河南巡抚田文镜等官员的着力推行,新法在河南得到较好的落实,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河南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雍正帝养廉银制度对我国廉正建设启示

雍正帝为了澄清吏治,政治清明,创立养廉银制度,该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确使吏治有所澄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失败告终。本文拟从养廉银制度形成、发展至失败及功过是非做一些初步的分析,力求为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提供点滴有益的启示。     

北宋市易务及其官商业务活动

市易务(亦称市易司)是王安石推行市易法时特设的官商机构,该机构从熙宁五年(1072)三月建立,到元祐初罢去,大约经历了十四个春秋。其间,北宋官营商业发展到了令人惊咤的程度,对当时的商品经济市场秩序产生了颇大的影响。对市易务的官商业务活动作一详细的考察,我们不但能看到王安石变法失败某一侧面的具体过程,而且从北宋官营商业的畸形发展,及其兴衰利弊中,得到一些启示。     

简论乾嘉时期有关伊犁将军的几个特点

本文从特别的选任规定、严格的考核与严厉的惩处、频繁的调遣与定期入觐以及将军的"总统"权限和丰厚的养廉银等几个方面揭示了乾嘉两朝有关伊犁将军选任及其相关制度的特点。     

论唐代盐业政策与王朝的兴衰

论唐代盐业政策与王朝的兴衰吉成名有唐一代，各个时期的盐业政策是不同的。盐业政策的变化与政治、经济形势直接相关，李唐王朝的兴衰与盐业政策的制订和推行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一李渊于公元６１９年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唐朝伊始，很多制度承袭隋代，盐业政策...     

养廉银与灾荒救济——以嘉庆十八年豫省灾荒为中心的考察

嘉庆之前,养廉银用之于灾荒救济并不为中央政府所提倡,但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河南灾荒却改变了这种局面.捐献养廉银救济灾荒成为清朝荒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短期内,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荒的破坏,但从长远看,成为官员贪污腐败的一个根源.捐廉助赈彰显出清朝中央的财政能力大大下降,地方势力影响清朝政治格局的趋势凸显.     

论我国企业家报酬制度的变迁与创新

“长期激励空缺”是我国企业家报酬制度中一个独特的历史难题。解决这一历史难题，需要结合国情批判地借鉴国际企业界期权报酬制度等有效经验。为此，本文在概括分析我国企业家报酬制度的主要问题和评述从“承包制”到“年薪制”的制度变迁基础上，专门探讨了我国企业家报酬制度创新面临的现实障碍与政策选择。作者认为，推行企业家期权报酬制度创新，应根据上市公司、高科技企业、非上市国有大、中、小型企业的各自特点进行分类指导的政策选择。     

对完善企业承包制的理论思考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企业运行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状况。目前,许多企业已经进入新的一轮承包。因此,克服第一轮承包的弊端,进一步完善企业承包责任制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自80年代以来,我国企业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0年代初到1983年。这一阶段国家对一部分企业推行利润留成制度,主要是基数利润留成和超额利润留成,第二阶段从1983年到1984年,国家推行了两步利改税。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国营企业实行所得税和调节税;二是将工商税改为产品税,增值税和营业税。第三阶段从1986年开始到1990年,实行了第一轮企业承包改革。     

制度非中性与国家兴衰研究理论述评

文章主要回顾了制度非中性与国家兴衰研究的理论文献，对这一理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进行简要评述。制度非中性理论主要建立在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产权理论与集体行动理论的综合之上，认为非中性产权制度的关键在于是否充分保护了生产性利益集团的财产权利，而这正是促进国家经济长期发展并成长为强国的制度基础。这一框架对分析制度变迁与国家兴衰的历史演进，以及国家长期经济发展个案的操作性、精致化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此外，这一理论为统一国家兴衰问题的国内发展与国际竞争两个研究视角，提供了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对探讨当前中国的改革发展与国际竞争问题也将提供新的思路。     

论山西银号——兼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是晋商衰亡的直接原因

银号是明清时期伴随着金属货币白银的流通使用而产生并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的金融组织机构。它的产生比票号早,消亡却比票号晚。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商业贸易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过去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对票号、钱庄、当铺研究的重视,一直未对银号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以致对晋商银号的研究,特别是晋商的衰亡时间产生了一些误解。例如,黄鉴辉先生认为"清末还有部分钱庄和银号仍在经营货币兑换业务,清度支部就把它们改称为银钱兑换所,到了民国初年,这些银钱兑换所或停业或转业也就不存在了。这样,延续400多年的货币兑换商最后在中国历史上就消失了"[1]109。事实上,到民国初年,这些银钱兑换所还存在,银号仍在营业,除了一部分票号改营银号外,太原、晋中、长治、晋城、大同等地仍有二百多家银号,直到抗战爆发的20世纪40年代,由于日军侵略破坏,晋商和银号才陆续消亡,延续500多年的晋商最后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结合大量史料,通过对银号这一在晋商兴衰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和作用的金融组织进行探究,可以论证出明清晋商衰亡不在清末民初而在日寇全面侵华时期。     

清末学制转轨中的蒙学教育及其发展

清末随民族危机加剧、国民观念的引入,普及教育、义务教育成为教育要旨。“蒙学”教育随即由传统的“父兄谋之”转向由国家操持,传统蒙学课业及训蒙方式亦受到否定。随外来学制的引入,清朝试图调节既有学制与新式学制对接,在对传统蒙学的处理上,游移于中西之间,态度数次更易,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发展过程。     

论晚清修律时期的商业立法

晚清时期的经济发展、社会思潮以及清政府试图摆脱统治危机等原因促进了晚清商业立法活动。晚清商业法律的修订伴随着清末新政的实施而历经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初步的商业法律体系,促进了当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商业法律现代化的历程,为中国现代商业立法打下了基础,为以后中国商业法律的制订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清朝法政体制述论

中国封建法政体制至清代臻于完善并开始解体。清朝承袭明制,建立了比较完整、严密的法政体制,其中实行的三法司会审、秋审、九卿会审等制度,非司法官员参与司法等,都起到了慎刑的作用;但清代后期法政体制在运作中弊窦丛生、逐渐瓦解,直至1906年清政府改革官制,使司法与行政分立。     

论郡县制度的嬗变与实质

郡县制自秦代实行以来在名称上有诸多变化 ,两汉至隋代地方行政上曾实行州县制 ,唐代实行道县制 ,宋代实行路县制 ,元代以来实行行省制 ,但是 ,该制度的主旨未有变化。它一直体现的是加强中央集权及专制君主对地方的完全控制     

关于江南奏销案的再思考

对于清初江南奏销案,一般论者大多从清廷对士绅的政策层面着眼。文章则将此案置于清代财政制度建构的过程之中加以考察,认为江南奏销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清廷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奏销案是因为清初财政肩负双重使命,这种双重使命导致国家异常重视财政制度的完善和执行。江南奏销案对绅士的打击比较广泛是江南特殊的情形使然。     

诗教和政教之间的两难——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编选和格调诗学的文化意义

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是清代文学发展的一条线索。风雅诗学变异之原因,是道统、文统与政统之矛盾,而诗教与政教之矛盾在乾隆时期开始变得明显。乾隆时期的诗人沈德潜论诗主格调,宣扬温柔敦厚之诗教,而将忠君爱国认为是儒家诗教之核心。沈德潜的＂雅正＂审美理想,既为对朝廷所倡导的审美风尚之响应,亦为风雅诗教之主动回归。但沈德潜又想超越政治而谈诗,其诗学中潜在的矛盾,在《国朝诗别裁集》编选中得到充分体现,也正是这种矛盾引起了乾隆帝的不满。沈德潜的晚年和身后遭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统、道统与政统之纠葛。     

清代陈州府的慈善事业

清代慈善事业承袭明制,总体较为繁盛。地处中原腹地的陈州府,慈善事业在清代亦取得显著成效,主要体现为慈善组织数量较为可观、功能较为齐全,参与主体亦相当广泛。其机构设置涉及养老、济贫、赈灾、助丧、慈幼、助学等各个方面;其创办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官办、官督民办和民办;其资金来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主要有官方资助、个人捐赠和商业化运作收入等三种筹资渠道。陈州府慈善事业的兴办是官方倡设,官绅、官民互动的结果,其运作发展虽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但总体是较为发达的。     

策墨林活佛系统的沉浮与清代中晚期的西藏摄政制度

有清一代,出于安抚蒙藏各部的需要,清朝政府对西藏的管理极为重视。虽然延续了元明 以来“群分而众建之”的治藏政策,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进行了很多的尝试,最后确立了由达赖喇嘛 执掌政教大权的政教合一制度。西藏的摄政制度也由此派生出来,而成为政教合一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有资格出任摄政的四大林活佛之一的策墨林活佛系统,在西藏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 它的一世、二世、三世均出任过西藏摄政和甘丹赤巴,并兼任八世和十世达赖喇嘛经师,为密切中央政府 和西藏之间的联系、保持西藏政局稳定和抵抗外敌入侵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试图对该活佛系统 的传承加以介绍,并透过这一活佛系统对清代中晚期的西藏摄政制度做一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