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余英时对新儒家的质疑

话说余英时对新儒家的质疑辛华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在《钱穆与新儒家》（收入《犹记风吹水上鳞》）一文中，余英时检讨了新儒家的三种用法：“第一种主要在中国大陆流行，其涵义也最宽广，几乎任何二十世纪中国学人，凡是对儒学不存在偏见，并认真加以研究者，都...     

钱穆、余英时学术传承管窥--以中西文化观为例

钱穆、余英时师生二人都是史学界的翘楚,余英时不仅是钱穆的高足,更谓他的嫡传,他们都是"通史之家".本文以中西文化观为视角,阐述了他们对文化的总体看法,对中西文化异同的见解,对中西文化的载体--知识分子的诠释,从而凸显二人薪火相传的学术传承的轨迹.     

儒学的自律演进与多向度发展--论徐复观、余英时"汉学"之争

徐复观和余英时对清代汉学具有明显不同的解释方向徐复观认为,清代汉学逃避对现实人生的责任,以"汉学"为名,攻击宋学,失去了儒学的根本生命,而且对近现代学术贻害甚烈,因而发愤研究两汉思想史,重塑汉代学术的精神面目.余英时则认为,清代汉学由"尊德性"转进到"道问学",代表了儒学智识主义的新阶段.他遵循其师钱穆晚年的学术方向,试图在儒学与现代科学之间找出通道,进献新解.徐复观和余英时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个案研究,在历史的平台上能见出高下;而从当代儒学的发展来看,皆表现出一种中国文化的自觉,具有深切的现实感受,展示出儒学自律演进的内在生命机制.他们以儒学开进中人文精神与客观认知精神的不同方向,提示了当代新儒学在内部张力下多向度发展的可能性.     

钱穆、余英时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钱穆认为清代经史之学从宋明性理之学发展而来,他对乾嘉经学考据多有批评;余英时指出,学术思想从宋明到清代发展,是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钱穆论清代学术思想,多结合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察;余英时则以"内在理路"的研究路径来解释清代学术思想流变。在清代学术史领域,钱穆、余英时的研究有着重要地位。     

论钱穆的人文主义历史存续观

钱穆对人文主义有系统的学术观建构,并以其生命实践印证着自己对人文主义的独特理解。在钱穆的人文主义思想构成中,"存"与"续"的意识由传统文化层面的信仰、伦理和知性自觉,辩证地贯穿于日常的生命实践活动之中。这使得钱穆的人文主义显示出迥异于西方人文主义的品格:它不是以发掘个人感性、理性的价值驱力及公共性文明机制为其思想原创的基点,而是力求使个体与社会在纳入一种文化的统绪中,实现文明的价值增殖和外延扩张。钱穆的人文主义是超越学术个性的历史主义与超越历史境遇的生命哲学的统一,是博大淳厚的民族精神与个体生命实践的统一。这种人文主义在内涵上具有较鲜明的儒学人文主义特质,但在内在机理上,它超越了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观念,而呈现为面对另外空间视域而求取文化"存续"的人文主义。     

儒体佛用:宋儒重建社会秩序的心智依据——评李承贵教授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

宋代儒学和佛学的相互关系问题是陈寅恪先生、余英时先生等学界前贤硕学极为关注的重大课题。李承贵博士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一书,全面、系统、深入地推进了该课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学术突破和进展。作者明确指出:在儒佛之争中,宋儒始终坚持"儒学本位"、"儒体佛用"的立场,坚持唯有儒学的核心价值,即儒家之"道",才是重建社会秩序的最后依据;宋代儒士为复兴儒学这一伟大事业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们对佛教的"群体性误读"和"失真的理解"使他们的佛教观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但这些"相反而适相成"的佛教观不但为新儒学的建构提供了繁富的心智资源,而且对佛教本身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儒士佛教观对于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而言,并不是完全否定性的,也是有积极性、建设性一面的"。     

作为文化进化论者的钱穆--"人文演进"观绎论

钱穆是一个真正的文化进化论者。由钱穆创发的三大范畴“人文演进”、“文化生命”、“协调动进”,已然构成一完整的有进化意义与现代价值取向的历史文化观。在现代新儒学中,它向人们昭示只有动态的、协调的并且以合于自然为原则的人文社会历史演进,才具有文明持续不断的“常道”之价值。钱穆预言:人文之最高演进,即是自然之最高可能。人文演进观还展显出钱穆作为文化进化论者所已具有的超越的“世界史”眼光,钱穆极为肯认的“人文化成天下”,就是在文明大势的演进过程中实现的。将钱穆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论调,应在新的历史背景中透视钱穆全部文献而重新改写。     

略论牟宗三的儒家道统观

略论牟宗三的儒家道统观杨海文道统是儒学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某种意义上也是儒学的命脉之所在。三卷本的《心体与性体》是牟宗三先生（１９０９—１９９５年）的代表作之一，集中体现了他所建构的儒家道统观。一、儒典与儒家的重组牟氏所建构的儒家道统观，其内容之一是...     

钱穆对《明儒学案》评价之转变

钱穆起初对《明儒学案》评价较高,直到讲授《中国史学名著》时仍对《明儒学案》推崇备至。而从1971年3月之后的一些著述中可看出,钱穆逐渐不同意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的一些观点,批评其"门户之见",论明代学者时亦举出《明儒学案》所未收之材料进行分析。钱穆对《明儒学案》评价的转变,与其学术思想从"阳明学"到"朱子学"的转向密切相关。     

余英时的主客统一论

余英时认为史学是人文的,史学分为科学层次和哲学层次。在历史认识主体和客体关系上,余英时提出了史学的主客统一问题。他主张运用＂同情的了解＂来达到主客观的统一。在此基础上,他对历史解释和史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论钱穆的“人文演进”观

“人文演进”作为钱穆学术思想中的基本范畴,代表了钱穆的人文思想观。在总体上,他认为人文由自然演生而出, 人文不能违反自然而独立; 而且人文本身即是一自然, 是自然展演之最高点;同时,相应于人类的自然则为人文化的自然,由此而推出文化三阶层说。人文演进观还体现了钱穆的历史哲学和天人合一观,并展示了钱穆的儒家人本位的人心、人生说。     

钱穆的文化自由主义

近代思想史上,学者对自由主义的关注常常停留在西化派知识分子身上,近代中国命运多舛,政治自由主义在中国并未能成功,原因多归结为救亡压倒启蒙。而西化派知识分子所提倡的"自由"却很少被质疑。自由的内涵除了政治自由主义,更有文化的自由,文化自由体现着传统儒学中特有的自由观念。梳理钱穆对西学的看法,可以感受到文化自由的观念与精神。文化自由实可以作为对政治自由的补充与制衡,展开儒学与自由主义更为内在的对话。从传统学术的精神中发掘出的文化自由观,将可以开创出儒学中西会通新境界的良好平台。     

论《性自命出》性情化的身体观

儒家的身体观的历史原型无疑是周代的威仪观,但威仪观诞生于儒学创立之前,威仪身体气象之形成并没有同时伴随着内在心性的自觉。孔子创立儒学,摄礼归仁,其身体观本于仁而达于礼,真正意义上的儒家身体观由此诞生。人性论在孔子思想中并没有充分展开,《性自命出》的性情论是儒学史上第一个系统的人性论,它把情设定为人性的内涵,它重视诗礼教化对心性和身体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其独特的身体观即性情化的身体观,成为孟子心性化的身体观的历史前奏。     

自然与道德的张力：钱穆性情观刍议

在郭店楚简问世之前，钱穆已经发现先秦与后儒性情观的不同，构造了一种以“情感”为中心的性情观。然而，碍于思想体系的融合性，他从历史维度造就的这种性情观往往得不到学界的重视。从哲学视域切入，我们发现，钱穆的性情观呈现为“性中含欲、情”的静态内涵和“由性生欲，由欲转情”的动态关系。在人生界中，性与情其实处于同一个层次。这就消解了其形上、形下的区分，其实是将“性—情”的对立转换成了“情—欲”的对立。在钱穆看来，只有与物相接，才能产生好恶，进而由性生欲，由欲转情，产生道德。性、情被拉入人生界之中，蒙上了一层经验实然的“面纱”，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超越与现实的间隙。然而，钱穆将性看作出于自然成为性能，将情看作情实和情感，实际上混淆了性、情的自然性和道德性。因此，性善和道德的绝对性就成了问题。自然与道德的张力，同时也呈现出钱穆性情观的局限。     

余英时儒学“现代游魂”说

现代儒学的困境正在于儒学面临着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化”建制基业全面崩溃,以及儒学只能成为“托之空言”的论说,而不再是一种“见之行事”的生活方式,更丧失了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能力,这是历史的必然。余英时认为。近代以来,儒学“死”去之后已成为一个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附体的“游魂”了。余英时认为儒学的出路不在于重新寻求建制化的“上行路线”,如康有为的“孔教”论述,也不是现代新儒家儒学“哲学化”的努力,而在于“下行路线,”即日常人生化。     

“负担起中国文化的责任”——钱穆先生百龄纪念学术研讨会述要

今年5月11日至13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举行了钱穆(宾四)先生百龄纪念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台、港和中国大陆的42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有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四位院士许倬云、余英时、严耕望和金耀基,有钱先生任教北大时的老学生何兹全、柳存仁,西南联大时的老学生李埏,江大时的老学生刘家和,新亚书院的老学生孙国栋、逯耀东等。钱师母胡美琦及钱先生的男女公子钱行、钱逊、钱易也参加了会议。会议高度评价了钱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和创建新亚书院的贡献,并就钱先生的史学、经学、子学、儒学和教育思想展开了讨论。在最后的晚宴上,钱师母向与会学者赠送了“钱穆诞生百年纪念邮票”。     

从王船山、曾国藩与佛教的关系论其出世与入世互融的思想渊源

王船山不能简单地定位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虽然辟佛,却辟得有理,既是为儒学正本清源,亦是为佛教追本穷源。他批判了禅佛的狂妄和虚无,亦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证了生命的轮回,从《张子正蒙注》到《相宗络索》一脉相承,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入世”和“出世”相结合的修行之道。曾国藩继承和发展了王船山的学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他开创了更为宽广的新儒学,以其更开放的姿态融合了大乘佛教出世与入世互融的宗旨,他更加明确地接受了佛教的因果轮回观,并具体在实践中予以落实。     

“韦伯式问题”的经验研究:以徽商为例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阻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这一观点被余英时称之为韦伯式问题。余英时在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对此加以批驳。然而,由于两者都是在宗教教义中求证,而缺少实际的经验研究,因此,论证结果都缺乏强大的说服力。但同时,余英时也特别指出徽商资料将会证明他的结论。可惜的是其本人并未进行深入研究,徽商研究者也一直未作学术回应。徽商以儒家伦理作为行动指南,既有勤俭、诚信品质,又有超越性动机和理性化过程,具备入世苦行精神,这些都体现出中国儒学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并无实质矛盾。     

崔大华的儒学论说及其意义

儒学观念体系是一完整的文化生命宇宙,为思想圆环,且环环相扣。在此总的研判下,崔大华先生的《儒学引论》和《儒学的现代命运》的理论创新,是其方法与内涵的统合理路与完整统系的思想创新。《儒学引论》在理论支点上是圆满的,在理论形态上是完整的;《儒学的现代命运》的理论定位是充足的,理论重点是突出的。他对儒学研究的理论贡献有三:一是确证儒学稳定结构的三个理论支点(命、仁、礼)及其历史演变的三种理论形态;二是判析现代儒学研究的三种理论定向及生活呈现的完整精神空间;三是透视儒学再生的现代性困境及未来拓展的文化生命事业。他的两书保持着传统思想观念体系的道德自律精神,其理论研讨所确立的全新视角与其学术考察所拥有的开放内涵,为儒学的历史与现实的有效衔接,提示了内在的逻辑理路,并为儒学未来的发扬光大和影响世界的命运,提供了可能的范式。     

价值儒学的追寻与开新——论陈来的儒学研究及其新儒学思想

陈来是当代中国哲学界、儒学界的重要哲学史家和哲学家。他的学术集中在对根源期和发展期的儒学研究上,他的思想集中在儒家文化观及以仁学本体论为核心的价值儒学的创新上。《古代宗教与伦理》等书研究了儒家思想的根源,认为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生成的直接基础和源泉。《朱熹哲学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两部经典之作,代表了当代宋明儒学研究的两重境界;《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让船山思想重归道学正统,破除了启蒙思潮说所投射的一些虚假影像。陈来的儒家儒学文化观比较丰富,是其从事儒学研究及其思想创新的动力和意义所在。《仁学本体论》等是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作,陈来由此构建了以仁学本体论为核心的价值儒学新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