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角色定位与适应探析

国家、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要紧紧抓住发展机遇,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顺利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角色适应。政治角色方面,要多渠道、多途径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济角色方面,要积极努力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贡献力量;文化角色方面,创新文化发展视角,搭建农民工文化舞台,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添砖加瓦;社会角色方面,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党建角色方面,勇敢向党组织靠拢,作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创新驱动机制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大转型期,宏观上支持中国长期增长的各项要素禀赋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转向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创新驱动的内容包括产业创新、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制度创新、战略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驱动机制就是以改善供给为实现路径,在政策导向上实现一系列的转型:在政策激励方面实现从“投资激励”向“创新激励”的转变,在政策内容方面实现从“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转变,在创新人才培育方面实现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措施包括: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大力推动产业创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推动结构创新;加强建设产学研体系,积极推动体制创新;优化创新创业环境,重点提升文化创新.     

论港元联系汇率制

香港能否顺利过渡“九七”,从而成功实施“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要视香港经济在这一关键的过渡期能否继续维持繁荣稳定,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视香港的港元联系汇率制能否继续维持不变,从而保持香港金融体系和市场的基本稳定.难怪有香港金融专家将港元联系汇率制视为香港“经济的底线”.因而,港元联系汇率制成了后过渡期香港经济的焦点.     

论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文化能够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是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又是调控人的经济行为创设礼仪、和谐、忠诚、诚信、创新等的社会规范,是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又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在现代社会里,文化本身就是经济,或曰文化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区域文化的这种角色表现的非常突出。因此,重视和研究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与“中国因素”

金融是香港经济的支柱,香港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其战后最为重要的经济成就。金融的繁荣和稳定是香港经济繁荣稳定的重要一环,维护和强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保证香港平稳过渡以及“九七”后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的重要内容。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中国因素”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内地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强大后盾,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发展,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体化的格局。在“九七”回归前后,“中国因素”将对香港经济金融产生愈来愈重要的影响。     

再论香港学

20年前 ,作者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港澳经济》上发表了《香港热·香港经济研究·香港学》一文 ,提出了“香港学”的命题。 2 0年过去了 ,香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中国内地和世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九七”香港的回归 ,随着“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治港方针的实施 ,随着 2 1世纪世界格局的新变化 ,原有的“香港学”也必须与时俱进 ,赋予新的内涵。新的香港 ,呼唤着新的香港学。     

人造夜莺——大众文化批判

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社会文化价值由“政治-道德-教化”型向“经济-利益-消费”型的转变．大众文化在中国文化市场形成的过程中高歌猛进,扮演起这个时代文化英雄的角色。     

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路径——江阴市资本经营与结构调整的案例分析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 ,江阴市构筑区域资本经营通道 ,在中国股票市场上形成了独特的“江阴板块” ,逐步使地区经济整体融入资本市场 ,从而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资源动员能力和资本市场的机制优势实行区域经济的结构调整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最突出的是紧紧抓住资本经营和结构调整这个关节点 ,确立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主题 ,不断开展市场创新、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 ,从而构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路径 ,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优势、技术优势、企业家群体优势、机制优势和体制优势相结合的地区竞争优势 ,创造了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江阴经验     

论回归后香港在整体中国经济中的“龙头”地位和主导作用

香港回归将改变中国经济的总体格局：在整体中国经济中将存在两个社会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虽然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经济将保持其发展与运作的独立性，但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将逐渐走向整合，最终形成一体化的经济整体，乃是必然趋势。中国经济整体格局的这种变化及其趋势迫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包括香港在内的整体中国经济体系中，香港经济将具有什么地位，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本文认为，回归以后的香港应该而且可能成为整体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在整体中国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龙头“…     

明末清初徽商艺术赞助的形式及其美术史贡献

徽商作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商帮,在程朱理学文化的影响下,体现出经济和文化的双重特性.就经济特性而言,徽商在明清时期扮演小资产阶级的角色,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而徽商的艺术赞助行为也为推动江南文化和艺术市场的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并呈现出徽商在艺术家资助、艺术品的收藏和鉴赏、艺术品经营等方面与艺术的良性互动.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