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年祭祀仪式与艺术——以汶川县绵虒镇羌锋村为例

羌年作为羌族一个极其重要的传统节日,有独特的祭祀仪式。羌族正是通过羌年祭祀仪式,为世人展示其文化艺术的魅力。羌锋村是羌族文化的一个缩影,其羌年特具代表性,能够较为真实地给人们呈现出羌年的过程、祭祀仪式,以及仪式之中的艺术。尤其是羌年的最高祭祀仪式"国若",汇聚了美术、雕刻、音乐、歌舞等艺术形式。不论是羌族文化或者羌年,还是羌年祭祀仪式以及仪式中的艺术,对于增进羌族家庭的和睦之情,强化羌族内部的内聚力和民族认同感都具有重要意义。     

羌、姜同源说辨正

该文通过对甲骨文、金文、经籍和考古发掘材料中有关羌、姜的记载加以分析整理,可知殷周羌族、周代姜姓诸族、考古“姜炎文化”、汉代河湟羌族,随时代改变而有不同的内涵。仅就殷周羌族、周代姜姓诸族、考“姜炎文化”三者关系言之,羌、姜同源之说非也。     

“羌戈大战”与“羌人”和“戈人”的关系

在我国岷江上游羌族中一直通过传唱而保存着历史传说“羌戈大战”,此传说是岷江上游羌族的重要历史记忆.通过辑录和整理不同版本的“羌戈大战”传说资料,并结合相关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包括古羌人的迁徙、羌戈各自的民族特点、羌戈间的相互交流、羌戈大战的具体情况、大战后戈人的去向等诸面相,从而大致勾划出古时羌戈关系发展变化的脉络.     

"羌戈大战"与岷江上游古羌人的族群认同

<羌戈大战>作为广泛流传在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的民间史诗,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而且还蕴涵着大量古代的历史文化信息,本文简要阐述了"羌戈大战"故事的流行范围、社会功能、情节类型等,并试图从族群关系层面,解析<羌戈大战>中隐含的岷江上游古羌人与"戈基人"之间的关系.     

论羌文化传播中主体性的缺失

［摘要］大众传媒之于羌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大众传媒将部分羌文化展现于世界，对于外界认识羌文化，促进羌族地区经济发展、文化保护起到了良好的“提振”作用；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之眼又是“他者之眼”，对羌文化的表达存在着“片面”、“误读”与“刻板印象”。这种现象的成因，是羌文化传播中“自然主体”与“文化主体”的缺失。     

古代羌人和现代羌语支族群的关系

羌人是藏缅语族人群的先民,羌族是古代羌人中秦汉以后定居在岷江上游的一支,本文从藏缅语族羌语支内部语言的远近关系,对分布在藏彝走廊操羌、普米、嘉绒、纳木依、史兴、扎巴、贵琼、木雅、尔苏、却隅、尔龚、拉坞戎等12种语言的居民从语言学角度进行历史渊源的初步探索。     

两汉护羌校尉研究述评

护羌校尉是两汉时期设置于西北边疆地区,主管羌人事务的职官。在汉羌民族关系史及中央王朝对羌族的治理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护羌校尉的始置时间、称谓及其与金城属国都尉的关系等,学术界进行了全面地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不少争议的问题需作进一步的探讨。     

灌县老城觅羌迹

一条岷江,把昔日灌县今之都江堰市与上游羌区紧紧相连,这里自古是川西平原与川西北高原的分界所在,也是羌、汉文化交融的重要地带。2008年"5·12"地震后,有关部门编制的《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没有列入都江堰市,但是,无论从旅游文化还是民族文化角度考察,川西北地区的羌族文化,与以都江堰水利工程闻名的灌县城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可忽视。     

先祖敬奉?族群想象?文化认同——从四川茂县“中国羌城”说开去

祭祖意味着寻根:寻家族之根,寻民族之根,寻历史之根,寻文化之根。这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而言都是关系自我身份的极重要问题。古“羌”曾是驰骋中国西北的族群的泛称,如今聚居在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的羌族是其后裔的一支。当代川西北尔玛人祭祖认祖的族群寻根意识,在羌文化核心区茂县以“中国羌城”命名的建筑群中有鲜明体现。文章从祭祀先祖的羌城神庙中的元昊纪念大殿切入,立足笔者在川西北羌族地区的田野走访,结合羌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若干事象,透视其中的族群心理和文化认同问题,对于我们认识当下语境中的中国羌族及其文化有重要意义。     

《羌戈大战》为羌族本土先民部落战争“迟戈大战”考

国家级"非遗"名录《羌戈大战》,多年来被视为羌族先民由北方南下岷江上游战胜当地土著"戈基"人而定居其地的重要证据。本文经深入分析认为,现今流传的羌族史诗《羌戈大战》及其传说内容,以羌族英雄史诗《迟基格布》传说为基础,融合了"野人"传说、羌族部分先民的南迁祖源记忆和"白狗"羌人东迁进入岷江上游时与戈基人的战争传说等内容。《羌戈大战》的主要内容源自"迟基格布"南征传说,应为"迟戈大战",反映的是岷江上游羌人部落之间的战争而非异族间的战争。迟基与戈基同为本土古蜀人支系"冉駹"部落,羌族自称的"尔玛"、"日麦"为"冉駹"的同音异写。     

羌语稳定型村寨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从整个羌族地区来看,汶川县雁门乡是羌语保持较好的地区之一,但不同村寨羌语保持状态却有很大差别.萝卜寨、白水村和通山村属于羌语稳定型村寨,主要特征体现在四个方面:羌语整体水平高,青少年词汇量大;代际传承尚未受到明显挑战;羌语使用频率高,使用范围较广;语言忠诚度高等.这些地区稳定使用羌语的因素主要是: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羌族比例大;婚姻状况与语言认同,保障了羌语的代际间传承.     

传说的发现、版本流变与文本价值——以岷江上游羌族的“羌戈大战”传说为例

20世纪上半叶,我国学者与西方传教士在对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的调查中首次发现了"羌戈大战"这一传说。历经几代学者的挖掘、整理与研究,"羌戈大战"现已成为理解和认识羌族古老历史的一个重要文本。"羌戈大战"传说不但存在众多版本,而且其在研究中的应用范围很广既包括羌族研究,又涉及了岷江上游人群族属、族系等问题的研究。从目前整理出的各种版本看,该传说的内容相当丰富,除了羌、戈大战情节外,也反映了"羌人"与"戈人"的早期生存状态及社会生活诸多内容。     

关于四川茂县羌绣传承与保护的思考

羌绣是羌族优秀古老的传统手工艺,也是羌族人民的重要文化标志和符号。近年来,茂县大力开展对羌绣的保护工作,助力其传承发展,如扩大传承人资金补贴范围、成立合作组织、扶持相关企业、定期开展技能培训传承羌绣技艺等等,这些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客观地说,茂县羌绣的传承发展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还应从提升羌族文化的影响力、扩大产品市场、提高产品的文化品位、创新各类羌绣衍生品等方面努力,亦即通过羌绣产业的发展促进羌绣的传承与保护。     

羌语衰退型村寨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从整个羌族地区来看,雁门乡是羌语保持较好的地区之一,但不同村寨羌语保持状态却有很大差别。月里村和索桥村属于羌语衰退型村寨,出现了羌语水平代际差异明显、青少年语言习得顺序改变、青少年羌语水平整体偏低、羌语使用范围缩小等特征。造成羌语衰退的因素较为复杂,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调整,人员流动频繁;二是语言观念发生了改变。     

从悬泉简看西汉护羌校尉的两个问题

本文综合文献和简牍材料,对西汉护羌校尉的设置时间和其属官作了探讨,认为西汉护羌校尉有一个由临时设置到常设官职的转变过程;其属官有司马、从事等.此外,西汉时期还有护羌使者、主羌史、主羌使者、护羌都吏等其它羌吏,年代跨度从宣帝一直到西汉末.西汉王朝最晚从宣帝开始,就在西北边疆羌族地区建立了包括护羌校尉以及护羌使者、主羌史、主羌使者、护羌都吏等在内的比较完备的护羌、治羌的边疆民族管理体制.     

四川灾后旅游业恢复重建中羌族文化传承、创新与“经典”的探讨

［摘要］在羌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中羌文化的巨大价值，创造了显著效益，但地震灾害使羌文化遭受重创。灾后，羌族旅游产业恢复重建中，对羌文化传承、创新、“经典”与创造“未来文化遗产”，产生了巨大作用。开发和建设羌族地区羌文化旅游业，这无疑让我们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重新审视羌族文化旅游的发展定位、目标追求和路径选择。这是一个大胆的、充满挑战性的战略构想，也是一个崭新的、极富创造性的发展理念。     

纳西族与古羌人渊源关系的又一证据

纳西族与羌族原始宗教祭司及祖师的称呼、有关传说以及所使用法器相同或相似,说明两个民族原始宗教都源于古羌人原始宗教,这从一个方面证明纳西族与古羌人确有渊源关系.     

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藏族面具与寺庙"羌姆"

藏传佛教中的寺庙“羌姆”是藏族面具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研究寺庙“羌姆”的形成与发展是研究藏族面具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重点对藏传佛教宁玛、萨迦、噶举、觉囊、格鲁以及苯教寺庙“羌姆”及其面具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扒梳,同时也展示了寺庙“羌姆”及其面具文化的魅力。     

羌族戏剧——值得重视的文化遗产

羌族有丰富的口述传统,戏剧是其重要体现之一;羌族有独特的戏剧文化,民间是其重要展演场所。在这以口头为传播渠道、以民间为生存场域的民族艺术中,积淀着羌人的历史与文化,结晶着羌人的智慧和信仰,凝聚着羌人的生命和情感。当羌笛、羌绣、羌年、羌族多声部民歌、羌族羊皮鼓舞等项目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时,应该加快释比戏、许家湾花灯戏等羌族民间戏剧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向上申报、争取抢救保护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