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相传国粹生辉（三十八）一间工作室，老戏廿四出--著名京剧老生杜镇杰专访

2014年2月16日北京京剧院“杜镇杰、张慧芳项目工作室”推出首部剧目《珠帘寨》，工作室还会在今年内陆续演出24台骨子老戏，其中包括《赵氏孤儿》《群英会＆#183;借东风》《捉放曹》《乌盆记》等，也有稍微生僻的《六出祁山》《取洛阳＆#183;白蟒台》《清风亭》等，全年的演出将在北京、山东、天津、石家庄、上海等地展开。作为戏迷您一定会为这一出出老戏大呼过瘾，那么“杜镇杰、张慧芳工作室”您又了解多少呢？本期我们就请工作室的负责人来畅谈一番吧。     

与《可乐》浪漫邂逅

我和好友去逛书店,她一进大门就朝杂志区跑去,翻了很久。 我走到她身边问：“找什么？” 她说：“找《可乐》。” 我一愣：“这是什么杂志呀？” “超好看的。我每期都买。这期怎么找不到了呢？”     

欧阳修《诗本义》与《易童子问》经学阐释比较

《诗本义》与《易童子问》是欧阳修经学的代表作,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经学阐释同中有异.从阐释目的来说,欧阳修主张抓住“大本”,但具体在《诗本义》与《易童子问》中,“大本”的含义存在差异.欧阳修的经学以“人情”为其阐释根据,但对于“情”的理解在此二书中也存在差异.欧阳修常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判断其真伪,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文本,他常从其文本的合逻辑性出发,而《诗经》研究中他主要从文学性与逻辑性两个角度去考察.他的经学阐释没有采用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的模式,而是运用了一种论辩、答问的方式展开.     

《文心雕龙》“情理实劳”“崇替在选”辨

《辨骚》“赞”中的“情理实劳”的“劳”,有的训为“辽”,广阔的意思，有的训为辛劳、忧劳。相比较而言，训为辛劳、忧劳更合理。这可以从《辨骚》和“赞”言的上下文语境、《文心雕龙》中“劳”字的用例得到证明。《时序》“赞”中的“崇替在选”的“选”,有的训为“算”,有的训为“齐”,有的训为“选择”。相比较而言，训为“选择”更合理。这可以从《时序》篇论述的内容和《文心雕龙》中“选”字的用例得到证明。     

杨澜：游戈于商业与媒体之间

杨澜，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90年担任《正大综艺》主持人，4年后获得主持人最高荣誉“金话筒奖”。1997年出版散文集《凭海临风》，同年加盟香港凤凰卫视，并于1998年1月推出访谈类节目《杨澜工作室》。1999年离开凤凰卫视。担任阳光文化影视公司董事局主席。2000年创办阳光卫视，3年后，杨澜卖出阳光卫视大部分股权。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史记》里有一段有趣的记载，有一天刘邦与韩信闲聊，刘邦问：“爱卿与朕孰能耶？”韩曰：“若论带兵，上不如我，信将兵多多亦善。”刘又问：“卿何故为我所御？”韩曰：“上善将将，信不及。”     

《周易》与《文心雕龙》关系研究综述

结合《周易》审视《文心雕龙》的理论思想有极强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此类研究成果丰硕，且大致可以“《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及“《文心雕龙》对《周易》的阐释”两类视角进行划分。具体而言，前者又可分为“征引内容”与“话语体系”两大层面，而后者主要以“五经皆文”的观点为线索。经梳理发现，《周易》与《文心雕龙》的关系研究，应主要围绕《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相关内容展开探讨，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关节所在。     

王全安：回到电影的常识中

柏林电影节给了中国电影人两座“金熊”,都被陕西人夺得——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2007年,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2010年2月,柏林再传捷报,王全安的《团圆》夺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一金一银两尊熊,此刻正立在王全安工作室的桌子上。     

礼仪之文化

“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这是中国古代典籍《礼记》中的话。显然，这主要是对“客人”人乡随俗的善意提醒。中国自古以来被誉为“礼仪之邦”，有着深厚的礼仪文化。而一说奥运礼仪，就是咱们得适应西方的礼仪，久而久之成了一个问题。“奥运礼仪”需要向西方看齐吗？我们应该看到，奥运本来就是展示中国的文化文明，那种礼仪细节的碰撞，     

《大武》首章考辨

《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楚子语中的“《武》”指“《大武》”,而“卒章”本为“首章”。这可直接证明《武》为《大武》首章。再者。仔细体味《诗序》、《乐记》、“七德”以及《大武》歌颂武王之意,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结论。     

《墨子·经上》原经探

创作《经上》的目的是什么？《经上》是干什么用的？目前的“课本说”“百科全书说”“哲学体系说”以及“字典说”都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通过对道藏本《墨子》的《经上》和《经说上》做新的断句和分段，发现《经上》中藏有《原经》。《原经》正好１００字，共２０句，每５字一句，易于背诵。这种“《原经》说”还认为：最初版本的《经上》就是由对《原经》中所有的 词逐个进行阐释而形成的。它较好地解释了《经上》的形成原因。这一发现为研究《墨经》提供了新的思路，甚至为理解《墨经》提供了新的线索、新的视角。此外，我们还给出了一份《原经》的现代汉语译文。     

《国语》阙笔讳字考辨——以宋刻宋元递修本《补音》《国语》单见阙笔讳字为对象

宋刻宋元递修本《补音》、《国语》都有阙笔为讳的现象。寻检之下发现，《补音》阙笔为讳而《国语》本文不阙笔者10条，《国语》本文阙笔为讳而《补音》不阙笔者14条，总共涉及“胤”、“敬”、“儆”等15个字。这15个字在宋刻宋元递修本《国语》和其他《国语》各本的阙笔情况表明：递修本、金李本等公序本《国语》和黄刊明道本《国语》较多地保留宋讳，张一鲲本以后除了少数的几个字如“桓”字等尚保留阙笔为讳的习惯外，其他的就完全改回本字。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中国古代思想家“碑林”中的一座丰碑——读张大可的《司马迂评传》

大可先生的《司马迁评传》是匡老发起、组织并担任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丛书》为我们建造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问中国思想家宏大的碑林。长期从事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成就斐然的大可先生撰写的《司马迁评传》，可以说是遗碑林中的一座丰碑。匡亚明先生在《丛书》序言中申明了他的入选标准，这就是下面的一段话：     

说“Bo”

“Zi”字是一个正字，义为母牛，“Bo”则是“Zi”的e俗字，刘师培《左 外集》，《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在这一问题上有疏失。     

和蚕宝宝在一起的日子

养蚕“总动员” 本学期四年级《科学》教材的第二单元是《养蚕》,对于我来说已经是第四年教这个内容了。以往我总是布置孩子们养蚕,而自己却是“旁观者”,心想：凭自己肚里这点“墨水”,还怕十岁左右的孩子？今年在上《养蚕》的第一节科学课时,我由谜语导人,孩子们一下子就猜到了是蚕。于是我问孩子们：“关于养蚕,你知道些什么？还想研究蚕的哪些感兴趣的问题？”     

陈澧《东塾读书记》的经学主旨

陈澧《东塾读书记》为近代经学名著,所记皆经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其书提出“《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主张经书排序以《孝经》为先。强调学习《周易》“不必驰心于虚眇”,认为“卦气”“纳甲”“爻辰”“先天”等象数易学皆不可信,学《易》当以义理为正宗,对于惠栋恢复汉代象数易学不以为然。在尚书学上,支持赵翼的主张,质疑郑玄“别有《舜典》已亡”之说。在诗经学上,对于《诗经·小序》原序、续序作者的认定,远较前人精细。在春秋学上,主张以《左传》为主,以实证推翻“《左氏》不传《春秋》”之说。陈澧《东塾读书记》所论皆公允平实,言而有据。这是一部可以比肩顾炎武《日知录》的著作。     

让我慢慢靠近你

他有点像小燕子格格 9月22日，我们正在共同学习《童趣》一课。 “那么，‘我’为什么要鞭打癞蛤蟆？”我问。     

《左传》与《史记》中齐国田氏家族史料之比较

《左传》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都记载了田氏代齐事件，但所用史料几乎完全不同，可以互为注脚。《左传》作者意在揭示遵“礼”爱“民”必兴，僭“礼”失“民”必亡，兴者必遵“礼”爱“民”，亡者必僭“礼”失“民”这两个结论，而以田氏家族史料为其例证之一。《左传》集中选择田氏遵“礼”、得“民”的史料，并记录他人预言以证“礼”“民”与田氏代齐之因果关系，但对田氏遵礼得民以外的史料几乎无记载，忽略了叙事的连贯性，并因预言过多使史料真实性受到质疑。《史记》则注重“通古今之变”之“通”，对田氏家族的发展叙述得很连贯，但对人物活动、语言记载很简略。《史记》没有保存美化田氏的预言，使它在读者印象中更加真实可信。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