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货币罪行为要件探析

伪造货币罪是以真假货币为犯罪对象,通过对假币实施犯罪行为从而达到对真币的侵害。伪造货币罪行为客体包括真假货币,其中假货币为直接客体,真货币为间接客体。行为客体是界定实行行为的重要因素。伪造货币罪实行行为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事实并具有侵害法益的紧迫危险性的行为,具有方式的多样性、途径的间接性和危害的程度性等特征。     

数字人民币视域下的货币犯罪

数字人民币具备不同于私人数字货币、人民币现金和移动支付的诸多特性。我国货币犯罪案件的数量并未因移动支付的广泛运用而降低，相反近年来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导致货币犯罪的罪名在整体上的立法和适用价值进一步增加。针对数字人民币，货币犯罪的变革可采用立法修改、刑法解释和理论更新相结合的方案，具体为：停止适用变造货币罪，并根据伪造货币罪来认定变造数字人民币行为；修改关于伪造货币罪的低位阶规范性文件并重新解释相关构成要件要素。适用该罪时应注意：伪造货币罪是行为犯，无须发生进入流通、完成支付等结果即可既遂，这适用于数字人民币。在数字人民币的场合，应在该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中保留而非删除流通的目的。应对伪造数字人民币的常业犯从重处罚；停止适用持有假币罪和运输假币罪，对持有和运输假数字人民币行为出罪；购买假币罪、出售假币罪和使用假币罪可适用于数字人民币，但应注意：购买假币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中要有流通的目的，而出售假币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中无须有该目的。对使用假币罪而言，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使用时，必须紧紧围绕"进入流通"来判断。一切导致假币进入流通的行为方式，包括支付对价、偿还债务、作为保证金提供给他人、作为注册资本验资、交换、赠与、存入金融机构、兑换真币等均属于使用，但单纯出示、委托保管不属于使用。判断假数字人民币是否进入流通时，不应使用与有体物紧密相关的"占有"一词，而应使用抽象意义更强的"支配"一词，具体而言：当他人从行为人处以电子支付方式取得对该假币的支配或破解了该假币的加密数据，并能对其随意支配时，该假币则进入了流通。行为人使用假数字人民币的行为表面上看同时构成使用假币罪和诈骗罪时，二罪的关系不是法条竞合而是想象竞合。根据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应当将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法定刑较重的使用假币罪。     

论货币犯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惩治货币犯罪的立法存在缺陷,如没有将＂变造货币＂作为出售、购买或运输假币等罪的犯罪对象,持有、使用假币等罪的立案标准过低,没有把制造、提供制假设备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没有根据使用假币的不同情形规定不同的刑事责任,没有将单位作为伪造货币等犯罪的主体,缺乏对货币犯罪被害人利益的保护等。建议修改法律降低立案标准,将变造货币作为犯罪对象,增设非法运输、携带假币印版、印模罪等相关罪名,根据使用假币的不同情形细化刑事责任,扩大单位犯罪主体范围,加强对货币犯罪被害人利益的保护等。     

论持有、使用假币罪的几个问题

所谓持有、使用假币罪是指明知是伪造的货币,意图流通而非法持有或者使用,数额较大的行为。持有、使用假币行为只有在不能查明所持有假币的真实来源与用途时,才能独立成罪。在构成其他犯罪的情形下,非法持有假币行为只是其他有关犯罪的伴随行为,非法使用假币行为只是其他犯罪的一种手段或目的,均不再单独成罪,对行为人只按其他有关犯罪定罪处罚。     

变造货币罪应纳入伪造货币罪范畴

按照现行刑法规定,伪造货币罪和变造货币罪是两个不同的犯罪行为,构成要件也不同,通过对伪造货币罪和变造货币罪的比较和分析,为了便于司法实践中打击和惩治这类犯罪行为,伪造货币罪和变造货币罪宜规定为同类犯罪,适用相同的量刑幅度。     

论伪造货币罪的法益

伪造货币罪侵犯的法益应当是货币的公共信用,因为从本质上看,货币具有公共信用的价值,体现了刑法中的社会法益,伪造货币能够动摇社会公众对货币的信赖程度,而目前作为通说的国家货币管理制度实际上是保护货币公共信用的一种手段,其本身并不能作为法益。伪造货币罪的行为客体是指能够体现公共信用的具有强制通用力的货币。     

对出售假币罪有关问题的探讨——从一个案例来看出售假币罪的罪数形态

出售假币罪，是刑法货币犯罪中比较严厉的一个罪名，这种犯罪行为的存在严重扰乱了国家经济交易秩序，也侵害了货币的真实性的公共信用。     

如何识别假币

假人民币包括伪造和变造人民币两种。伪造人民币是指通过机制、拓印、刻印、照相、描绘等手段制作的假人民币。其中电子扫描分色制版印刷的机制假币量最多,伪造水平最高,危害性最大。 变造人民币是将人民币通过挖补、剪接、涂改、揭层等各种方法达到以少制多,使原币改变数量、形态实现升值目的的假货币。     

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争点新诠

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侵犯客体是文书的证据机能。公文书和私文书的界限在于文书是否出自于公务人员职务上的制作,并且是否具有证据机能。伪造、变造国家机关、证据罪的伪造、变造包括有形伪造、有形变造和无形伪造、无形变造两种形式。该罪的主观方面应作“以行使为目的”的主观目的限定。     

违规销售“家电下乡标识卡”的刑法学分析

违规销售家电下乡标识卡,利用标识卡骗取财政补贴的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性,不符罪刑法定原则,不符该罪谦抑使用要求,也难被该罪构成要件所涵括;以诈骗罪定性,忽视法益保护次序,不利司法效率价值,造成量刑反制定罪错误;以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定性,则能合理确定罪数、犯罪形态、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契合法典对该罪名的价值主张。     

伪造有价证券罪立法比较分析

英美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我国的关于伪造有价证券罪的刑事立法各自具有不同的特色,形成了三大立法方式。我国有必要借鉴域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方式,将伪造有价证券罪的主观特征限定为"以使用为目的",并反思将单位作为本类罪犯罪主体的合理性。     

论有价证券诈骗罪

有价证券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他有价证券,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客体为国家对国家有价证券的管理制度和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客观方面表现为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库券或者国家发行的其他有价证券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主体系一般主体;主观方面为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同时,必须注意本罪与伪造、变造有价证券罪的区别。     

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我国《刑法》新增设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是指违反信用卡管理规定,严重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行为;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单位不能构成本罪;本罪在主观方面是出于故意,其中,“持有、运输伪造的信用卡”或者“持有、运输伪造的空白信用卡”的,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明知。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刑法》第177条之一规定的四种具体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为金融机构的信誉以及金融机构和公众的合法利益;正确认定本罪必须明确其与伪造金融票证罪、信用卡诈骗罪以及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资料罪的界限。     

倒在灯红酒绿下——重庆原交警总队长陈洪刚忏悔录

2010年2月25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伪造居民身份证罪判处陈洪刚有期徒刑20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40万元,追缴赃款326万余元及来源不明财产584万余元. 1996年8月至2009年9月,陈洪刚利用职务之便,在为他人办理车牌、职务晋升、承接工程等方面,多次收受贿赂326万余元,并有584万余元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同时,还包庇、纵容岳村等人涉黑团伙,伪造居民身份证.     

关于“身份盗窃”行为的入罪化思考

＂身份盗窃＂行为的日益普遍造成了巨大的现实危害,现行刑法的制裁体系严重滞后。依赖于＂招摇撞骗罪＂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伪造、变造身份证罪＂的制裁体系,虽然在客观上可以部分实现对于＂身份盗窃＂行为的刑事制裁,但这一体系的形成,更多地不是一种立法的主观追求,而是一种意外形成的立法效果。深入思考和研究＂身份盗窃＂行为对于传统刑事立法的冲击和对于传统刑法理论的挑战,逐步实现＂身份盗窃＂行为的独立入罪化,已经越来越有必要。     

有价证券诈骗罪若干问题及实例评析

本文主要研讨了下述四方面内容:一是有价证券诈骗罪的基本构成;其次是国外相关犯罪规定及其评介;再次是对有价证券诈骗罪本身的认定及其牵连犯处理问题。包括:“使用”伪造或变造的国家有价证券的定性、有价证券诈骗罪能否由间接故意构成、伪造及变造的国家有价证券有无确定的仿制、变造的“摹本”或“底本”之争,等等。最后,本文通过“涉嫌触犯本罪与他罪的个案”解剖的方式,进一步探究了本罪适用过程中的诸种疑难问题。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事实与规范审视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非法以还本付息(给付回报)的方式吸收资金进行货币经营的行为,其他吸收资金的行为不应以本罪论处;吸收资金进行货币、资本经营活动与吸收资金进行实体经营活动具有机制上的显著不同;获取利润与获取息差不能等同,支付利息与支付回报不能等同;本罪法益是解释基准而非唯一评判标准,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专营权是本罪法益的内容,但不能成为唯一的判断标准;"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类型是以还本付息(给付回报)的方式吸收公众资金进行货币经营的行为;在认定还本付息(给付回报)时,利率、(约定)利润率不应成为唯一标准。     

挣脱心灵枷锁 笑迎美好未来

案例背景甘某,女,已婚,住朝阳社区丽东二村,原在丽水某事业单位任会计,其丈夫在某事业单位上班,收入稳定;5岁的儿子懂事乖巧,一家人生活其乐融融。甘某因一时糊涂伪造事业单位公章,挪用单位公款作为自己生活开支,于2008年4月被丽水市人民法院以伪造事业单位公章罪依     

妨害国家货币罪应增设死刑

本文从货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出发，结合实际谈到妨害国家货币罪在新形势下的主要特点，并与国外刑事立法及国内有关其他经济犯罪立法相比较指出，增设妨害国家货币罪死刑，是完善刑法、打击犯罪以及实现法制平衡的需要。     

挪用公款罪客观认定评述

挪用公款后的具体用途体现了"公款私用"的程度,应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素.理解挪用公款罪中的"使用"应当从货币的职能出发,凡是对货币五种职能进行利用的行为,都是使用货币."挪而不用"分为纯粹的"挪而不用"和不纯粹的"挪而不用",前者是指挪用时没有特定使用目的的挪用,其实质是贪污,后者指以特定目的进行的挪用,但尚未将公款用于该特定用途的行为,该情况构成挪用公款罪既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