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社会与晚清思潮》简评

谈文通过对郭汉民先生《晚清社会与晚清思潮》一文的简要评析,分析了晚清社会思潮逻辑起点界定的合理性以及作者宏观上对社会思潮梳理的准确性。原文立足于晚清社会转型这一时代特征,在注重每一种社会思潮发展演变过程的同时兼顾其与其他社会思潮之间的比较研究,这种思潮研究的整体性构成原文的一大特色。此外,笔者从思潮的概念界定及其范围、鸦片战争对经世思潮的影响、关于“立宪”和“革命”的表述问题等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以夷制夷”与晚清外交

“以夷制夷”是清政府在其后期推行的主要外交策略。它的实施表现出牺牲性和屈从性两大特点, 最终以失败而告结束。究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本文认为, 在于当时国家内部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落后     

论晚清的“以夷制夷”

中国古代和晚清时期，“夷”的含义不同。“以夷制夷”思想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在其实施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失败的根源在于晚清政治腐败、经济落后。     

“蚌病成珠”与“木铎警世”——晚明与晚清小说理论之比较

晚明与晚清是小说理论最为繁荣的两个时期,为提高一向被视为"末技"的小说的地位,两时期的小说理论家们都不遗余力,并分别喊出了小说为"天下之至文"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晚明更多的是借手中之笔,抒己胸中之垒块;晚清则不仅更多地着眼于反映社会,而且试图通过小说来改变社会现有状况.小说的地位在晚明虽然与前代相比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真正成为文学的主流样式却是在晚清.     

晚清“新小说”之先声——读《清末时新小说集》

晚清新小说的起始,一直以来都以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为开端,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为新小说创作提供了主要阵地。对于小说社会价值的认定也是以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据。《清末时新小说》的问世,为晚清新小说的起始提供了新的线索和实证。拉开晚清新小说序幕的当是傅兰雅所倡导的《清末时新小说》。     

报刊与晚清文学近现代转型研究的厚重力作——读《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

张天星《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以近代中文报刊为视角,研究晚清文学在报刊媒介作用下的近现代变革,体系阔大,视野开阔,资料翔实,论证细密,新见纷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一部研究报刊与晚清文学近现代转型的厚重力作。     

“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第二届晚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为了加强晚清史学科建设,推进晚清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河北师范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于2007年8月6-8日在承德联合主办了"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第二届晚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围绕着"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这一主题,就晚清的政治制度改革、晚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晚清财政与金融、晚清文化与人物研究等诸多方面,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对“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质疑——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

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引起了讨论的轰动。考察其"现代性"的理论,发现从文本叙述本身来看,存在着时空的语境"错位";从文学现代性发展的链条来看,对文学的启蒙性和审美性有着双重"误读",仅从晚清小说这一种文学类型就得出晚清"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显然是不合理的。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定位和理解不能仅靠一种冲动和新意,更需要的是以理性的态度进行研究和探索。     

晚清教会学校“英语争论”的历史分析

晚清教会学校的“英语争论”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教会传教首先面临语言的选择问题,即选用英语还是汉语；二是教会内部对教会学校教学目的理解和实现手段存在分歧.英语派最终取得胜利则是当时西方“语言优越”论的胜利,同时也是对晚清社会“英语需求”的一种“被迫”回应.     

论晚清“世说体”小说的转向——以《宋艳》为例

尽管“世说体”在晚清已经逐渐走向没落,但《宋艳》作为其中明确可考的一部续仿之作对研究这一阶段“世说体”小说的发展依旧有着重要价值。《宋艳》与清初及清中期的“世说体”小说相比,有一定程度的突破和转向。首先是其创作动机由存史走向教化,其次是题材与体例上从有意模拟到力求创新,最后在审美旨趣上兼具主观实用性与客观消遣性。以上现象都体现出《宋艳》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亦进一步推动了“世说体”的新发展。     

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兼与王德威先生商榷

王德威先生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并由此得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晚清的结论。这个命题貌似无懈可击,实质上存在严重的理论误区。他误将母亲受孕的那一刻当作了新生儿生命的起点,并且忽视了"五四"相对于晚清文学的艺术创新,从而无限放大了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立价值和意义。晚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需要"五四"来凸显,与其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倒不如说"没有‘五四’,何来晚清"。     

晚清“服妖”现象的探讨与反思

服妖是人们对不同于传统服饰的奇装异服的统称,人们臆造附会这类服饰与灾异之间的关系,将服妖视为灾异发生的前兆。服妖观念融合了谶纬思想与灾异思想,在晚清社会动荡时期沉渣泛起。通过对晚清“服妖”现象的全面考察,可以揭示出了“服妖”背后丰富的文化和政治内涵。     

晚清小说的“未来想象”与民族主义思潮

晚清"乌托邦小说"通过对未来世界的想象适应了中国人在当时构建民族国家的需求,其中包含了知识分子渴求实现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思想因素,知识分子也在文学世界当中,通过多维视角和多层次对民族国家的具体形态进行了描绘,丰富了晚清民族主义的含义。晚清小说当中的民族主义思想经由报刊传播和小说的阅读而进入大众之中,在推动民族主义从思想形态演变为社会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晚清英美对《大清律例》的认识与研究

西方社会关注《大清律例》始自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小斯当东更是将之于1810年翻译成英文。随后在近百年中,英美人士对《大清律例》的认识和研究不断深化,这不但促进了英美人士了解中国法律制度,而且也为其攫取在华利益提供了方便。与西方在华利益和西方社会思潮变化相一致,英美人士在不同时期对《大清律例》的关注点不同,其认识和评价也是各异。     

陈景韩“新水浒”系列“游戏”与晚清翻新小说的繁荣——以《新水浒》同题小说为中心

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报》曾刊载过一篇莫名其妙的《<新水浒>之一节》,经考证为陈景韩戏撰,是为吸引读者而投石问路的一个策略,得到回应后却未续载,只以《<新水浒>题解》搪塞,却意外引起了更多读者的兴趣和参与热情,成为编读互动和展示创意的"游戏"平台。这一系列"游戏"对后来的《新水浒》同题之作起到了示范作用,也在无意中开启了晚清翻新小说的大门,并促使其走向繁荣。     

没有《红楼梦》,何来晚清——兼与王德威先生商榷

王德威先生主张从中国文学内部来探寻现代性,提出晚清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著名识断,这无论是从把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叙述历史,还是“现代性”的古典定义而言,都有其学理上的渊源。但王先生将探寻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努力止于晚清而不前,置《红楼梦》已具有的现代性因子于不顾,使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一再被压抑,却是值得商榷的。《红楼梦》无论是“颓废”的叙事内容,还是革新的叙事技巧,都已开晚清小说的先声。从此意义而言,没有《红楼梦》,何来晚清?     

从《新党升官发财记》看晚清章回小说的叙事特点

笔者试图以《新党升官发财记》为研究的文本对象,运用浅显的叙述学知识,对晚清章回小说的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作简单的分析。     

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在晚清时期的“合流”

在传统的文学史叙述中,明清以来的公案小说在进入晚清以后呈现出逐步衰落的发展态势。尤其在西方侦探小说译介并进入中国之后,公案小说更是被认为为侦探小说所取代,这一过程通常被形象地描述为"包拯与福尔摩斯交接班"。但在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此消彼长、前后更替的表层现象之下,两类小说之间其实产生了一系列更为复杂的文本纠葛和对话关系。通过对公案小说如何受西方侦探小说影响及其在文本内部发生的种种微妙变化的分析研究,可以发现,这种影响并非是单向度的,公案小说反过来又潜在地、持续不断地影响着中国侦探小说的理论和创作,二者最终形成"合流",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侦探小说。     

晚清调和中西文化的“中体西用”观

晚清时期兴起的旨在提倡西学、融合中西的"中体西用"文化观是中国文化史上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第一次尝试.虽然它因自身的局限性和内在的矛盾,无法构成一种严整的新型的文化观念体系;但在洋务运动时期,它对于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对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对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到了标新立异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