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林外史》的“幽榜”

《儒林外史》就回目说,共有四种不同的本子。(一)五十一回抄本。吴敬梓的朋友程晋芳约写于1770——1771年的《文木先生传》有云:“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杨钟羲在其所著的《雪桥诗话》里,也有同样的记载。这种五十回的传抄本,至今未发现。(二)五十六回刻本。1803年卧闲草堂刊本,这种刊本是迄今能见到的最早的刻本。经校刊断定,这是以后《儒林外史》各种刻本的祖本。(三)六十回石印本。光绪年间,东武惜红生序本(即增补齐省堂本)。所增四回,叙沈琼枝与宋为富婚后生活。这四回诚如鲁迅先生指斥的“事既不论,语复猥陋”。所表现的     

陶诗三首系年

<正> 陶渊明《杂诗》十二首,历来编在一起.这十二首诗是否同时所作,其说不一.清人温汝能说:“年谱义熙十年甲寅,公年五十.此诗(按;指‘昔闻长老言’一诗)是年所作,故云‘奈何五十年’也.计其弃官归来,至是得十年,故下章又云‘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也.”(《陶诗汇评》卷四)他以为属同时之作.与他同时的蒋薰则提出了不同意见:“《杂诗》十二首,前七首皆是‘岁月不待人’意;‘代谢’以后,却有谋生羁役之感.至末‘袅袅’六句,恐非《杂诗》,或《拟古》之十,亦缺落不全者.”(《陶渊明诗集》卷四)到王瑶先生则首次将其析而为二,以前八首为一组,系于晋安帝义熙十年甲寅(公元414)年,后四首为一组,系于晋安帝隆安五年辛酉(公元401年)并指出最后一首“诗意隐晦,无从确定年代”,但从编次顺序看可能与前面的三首“为     

试论《儒林外史》“卧评”本关于人物描写的点评

古典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卧闲草堂”评点（以下简称“卧评”）,对《儒林外史》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精妙的论述。其中关于如何刻画人物形象的点评,对于我们探求中国古典小说人物描写理论有着深刻的意义。本文将对“卧评”关于《儒林外史》人物形象描绘手法的点评作一番浅显的探讨,从而稍稍体味“外史纪儒林,刻划何工妍”的高妙。一、给风给水,直书其事“卧评”在《儒林外史》第四回总评中说,作者刻画人物“乃绘风绘水之手段”,“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也”。在第三回总评中也说：“作者之笔,其为文如雪,因方成,遇…     

复语考略(上)

复语,是指古代汉语中连续使用两个或几个同义词的现象。正式使用“复语”这个名称来称呼这种语言现象的是裴学海。他的《古书虚字集释》卷一“以”字条“‘以’犹‘为’也”款下列出八条书证,其中七例是“以”、“为”二词连用。裴氏按云:“凡连言‘以为’者,皆是复语。‘以’亦‘为’也。”复语,刘淇则称作“重言”。其《助字辨略》卷二“应”字条引杜子美诗“蓬莱足云     

“信手拈来无不是”——古典文论探微之一

脂砚斋在评点《红楼梦》时,曾反复指出“信手拈来无不是”的艺术妙处。如“这二回文字作者亦在无意上写来,所谓‘信手拈来无不是’是也。”(《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二十六回眉批)“种种诸法,总在人意料之外,且不曾见一丝牵强,所谓‘信手拈来无不     

红楼说“隐”——“甄士隐”新释

《脂砚斋甲戍抄阅再评石头记》(简称《甲戍本》)正文前面的《凡例》,原是“脂砚斋”为《石头记》所写的一分“读法说明”,是“脂砚斋评”(简称“脂评”)的一部分。其中,有一段说: “此书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为何不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以阅人之耳目哉?故曰‘风尘怀闺秀’乃是第一回提纲正义也。”这段话以后迭经修改,加上了“贾雨村云云”之类的话头。来和前文的“甄士隐”相对映,到了《庚辰本》以后,它已经成了正文的开头。“脂砚先生”开宗明义,就假借“甄士隐”和“贾雨村”的名姓,提出“真假”     

也说“衙内”

半个世纪前,朱东润先生曾发表了《说‘衙内’》一文(1935年《文学杂志》第一卷第四期,近收入《中国文学论集》卷二)。此文认为,元杂剧的“衙内”是“一种有权有势,彻上彻下的世袭武职”。这一概括大体上是确切的。然而,当进一步“臆测”“衙内”的社会内涵时,却表现出一定的片面性。此文还认为:“‘衙内’是当时的蒙古族兵官,而‘衙内’的行为,是蒙古兵官对于异族的迫害。”其根据有四点:一、“武职世袭的制度,直到元代,才算建立”;二、打死人不偿命,“是元代蒙古人法定的特权”;三、“打猎,这是蒙古人——也许连色目人——所有的特权”;四、“当时的蒙古军到处驻扎,所以蒙古兵官     

桐城古文学派小史(续完)——第三章 集大成者——姚鼐

桐城派的家法和努力,到了姚鼐方才完成、扩大,这是桐城作者所公认的。如陈用光说:“望溪理胜于辞,海峰辞胜于理,若先生理与辞兼胜,以视震川犹有过焉”。(《太乙舟文集》卷七《姚姬传先生七十寿序》)管同亦言:“夫先生气节、道德,海内所知,兹不具论。其‘文格’则受之刘学博,而‘学’得之方侍郎。然先生才高而学识深远,所独得者,方、刘不能逮也。”(《因寄轩文集》)     

中学文言文注释辨正二题

一、逝将去女,适彼乐土。(《诗经·硕鼠》) 句中“逝”字,北京大学《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注云:“同‘誓’(用近人张慎仪说,见其所著《诗经异文补释》,张据《公羊传》徐彦疏引此诗作‘誓’)表示坚决之意。”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第一册教学参考书》“补充注释”云:“通‘誓’。”均强作假借字释之,值得商榷。按“逝”与“誓”禅母月韵,古字音同,本可能通假,但无明证。《说文通训定声》云:“逝,往也,假借为‘誓’。”杨树达《小学述林》卷一云:“盖《三家诗》有作‘誓’字者,此诗本表示决绝之辞,《三家》作‘誓’,用本字也;《毛诗》作‘逝’,     

“客何为者”别解

《鸿门宴》中有这样几句话;“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皆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课本上对其中的“客何为者”未予加注。查王伯祥先生选注的《史记选》,其中对“客何为者”的注解是:“你是干什么来的。”(见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史记选》第44页)又,《古代散文选》中对“客何为者”的注解是:“(这个)客是作什么的。”(见人民教育出版社版《古代散文选》上册第186页)从这两个权威性选本的注解中不难看出:一个是把其     

豪华落尽见真淳——读李华《陶渊明新论》札记

正值纯学术书的出版处于低谷之际,李华先生的《陶渊明新论》出版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事。 这部新著的特色之一,是把考证得令人信服的年谱放在全书之前,接下去便是“考释篇”。李华先生的考据功力颇深。 例如,过去许多研究者把陶诗中的“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之“南亩”,释为田亩泛称。而李华指出:“实则渊明癸卯岁于南亩之田虽为初耕,但其躬耕生活并非始于斯年也。因知‘南亩’并非田亩泛称,乃专指一处田地。渊明诗文中写到田亩,皆有专指,除‘南亩’、‘南野’、‘南畴’外,尚有‘西田’、‘西畴’、‘下潠田’,而少有泛称也。’(见《陶渊明新论》82页,以下只写页数,不再写书名。 )由于对“南亩”的考证,我们不仅了解到“南亩”有专指,同时也知道“南野”、“南畴”、“西田”、“西畴”等地,都是有所专指的。李华的此种考据可谓一考而多得。     

也谈近代汉语中副词“白”的一种词义及用法

马思周、潘慎在《〈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中的副词“白”》(载《中国语文》1981年第6期)里说:“近代汉语的北方官话(口语)中有一个副词‘白’,大约等于书面语的‘竟’、表示意外的转折。其语法特点是,只用于否定句,修饰‘不’、‘没’,如明人小说‘叫了半日白不答应’。‘他今日不知怎的,白不肯吃酒’。”1989年《中国语文》第5期上发表了胡增盖的《满语bai和早期白话作品“白”的词义研究》,文中也提到了表示“竞、竟然”义的“白”,如《红楼梦》七十回有这     

论“叶韵”和“读破”的关系

“叶韵”和“读破”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以前没有专文讨论过。但是,有些专家在探究“读破”的起源时,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杨伯峻先生在《破音考略》(《国文月刊》七十四期,1948年)一文中曾怀疑“乐”字的“五教反”这一读破可能起于陆德明《经典释文》给《诗经·周南·关睢》“钟鼓乐之”句中的“乐”字所注的叶韵。洪心衡先生在《关于“读破”问题》(《中国语文》1965年第一期)一文中把杨先生的怀疑变成了肯定。他说《释文》“在‘钟鼓乐之’一例,既注‘音洛,又音岳’,又提出‘或     

屈赋太阳中心说

一、引言 游国恩先生在一九四三年作过一次讲演,题目是《论楚辞中的女性问题》。主要论点是“屈原对于楚王,既以弃妇自比,所以他在《楚辞》里所表现的,无往而非女子口吻。游先生认为楚辞中所描述的“美人”、“香草”、“荃荪”、“昏期”、“女嬃”、“灵修”、“求女”、“媒理”等等,皆以夫妻关系喻君臣关系,用游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他(屈原)把楚王比作‘丈夫’,而自己比作弃妇。”游先生的“女性中心说”在楚辞研究中可称得     

孔子评价中的一个问题—人、民辨

赵纪彬先生在《论语新探·释人民》中,对“人”、“民”两字用了不少篇幅,进行了考证和论述,得出的结论是:“‘人’是统治阶级,‘民’是被统治阶级,所以孔丘对‘人’言‘爱’,对‘民’言‘使’”(《论语新探》第三页)。又说:“‘民’是奴隶阶级,‘人’是奴隶主阶级。”(《论语新探》第二十六页)等等。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对此结论,有的学者采取了不理会的态度,有的也作了一些与此不同的阐述(见《郑州大学学报》七八年三期三十八页)。但是有的同志,至今还作为不可动摇的定论来引用。我在《关于孔子“仁”的思想》一文中曾说:“孔子的‘爱人’是泛指,有普遍意义,不是指特     

读词杂议

结尾非蛇足温庭筠《梦江南》词:“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过去有人认为:“飞卿此词末句,真为画蛇添足,大可重改也。‘过尽’二语既极怊怅之情,‘肠断白苹洲’,一语点实,便无余韵,惜哉!惜哉!”(见李冰若《花间集评注》引《栩庄漫记》语)朱光潜先生在《谈诗的隐与显》一文中也说:“此词收语即近于显。……如果把‘肠断白苹洲’五字删去,意味更觉无穷。”他们认为,温庭筠这首词的结尾“点实了”,“近乎显”了,“真为画蛇添足”,应当“重改”,应当“删去”才好。而夏     

敦煌写本《茶酒论》与唐人的饮茶饮酒

一、煌敦写本《茶酒论》敦煌写本《茶酒论》见于伯2718、伯3910、伯2972、伯2875、斯5774、斯406六个卷子。其中伯2718前题“乡贡进士王敷撰”,同卷还录有王梵志诗九十一首。王重民先生以此为原卷,参以它卷校录于《敦煌变文集》(卷三)。对《茶酒论》的内容,郑振铎先生概括为:“茶和酒在争论着:两个谁有功勋?茶先说其可贵,酒乃继而自夸其力,反复辨难,终乃各举其‘过’。‘两个政(正)争人我,不知水在旁边’。水乃出来和解道:茶酒要不得水,将成为什么形容呢?水对于万物,功绩最大,但他并不言功,茶酒又何必争功呢?‘从今已后,切须和同,     

“史”字本义新解

甲骨文的“史”字写作“飞”,或“矿”。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史字本义的解释是:“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根据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史”字的本义乃是“记事”,它原本是动词。记事自然要公正,即忠于史实,如“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是我国自古以来史家的优良传统。可是后世的许多学者不同意许慎关于“中,正也”的解释。清朝学者江永在《周礼疑义举要》(卷五)说:“凡官署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之‘中’皆簿书,犹今之案卷     

杜诗“便下襄阳”的“下”字解

<正> 近读廖仲安先生的《反刍集·谈<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其附注说:“近年,我读李白的《长干行》‘早晚下三巴’一句,才注意到这个‘下三巴’不是‘到三巴’、‘往三巴’,而是‘离三巴’,因而联想到杜甫这句诗中的‘下襄阳’,也未必是‘到襄阳’或‘往襄阳’,而可能是‘离襄阳’”。我以为:廖先生的解释既     

《贾谊论》“遗俗之累”注释商榷

苏轼《贾谊论》是一篇有名的人物论,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以下简称“王书”)与张之强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以下简称“张书”)都在文选部分里收了这篇文章。《贾谊论》说:“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王书对这句话仅注了一个“累”字,释为“忧虑”。张书则注得颇详细:“遗俗之累,指不同于世俗的毛病。‘遗俗’:与‘高世’句式相当,等于说‘遣世’,即‘离开世俗’,与世俗之人不一样。累:事相因致损。拖累、负担,这里指缺点、毛病。”张书既释“累”为“缺点、毛病”,则两书对“遗俗之累”的解释很显然是不同的。究竟应该怎样解释“遗俗之累”呢?考“遗俗之累”乃前人熟语,苏轼于此不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