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合作运动中合作金融制度建设之议——基于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经济史视阈分析

20世纪后,为挽救行将崩溃农村经济,在各种行政力量裹胁下,中国乡村掀起了以信用合作社“异常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合作化运动。而合理合作金融制度与健全合作金融体系,是为各类合作社融通资金、减少对金融资本依赖以促进合作效能充分发挥之必须。基于此,人们在反思检讨合作运动缺憾与不足基础上,对中国合作金融制度与体系建设的学理探讨：包括合作金融内涵;体系建设路径、组织体系层级、与农业金融区别和联系、中央合作金库地位及目标等。其中不少论点极富建设性,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完善乃至于新农村建设仍不失其借鉴意义。这也就是笔者费力将此爬梳出来的原由所在。     

深化闽台合作推动福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福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目前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制度建设不规范,组织结构尚存在许多缺陷,加上地方政府扶持力度不足,从而制约了福建农民合作组织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闽台农业合作优势,借鉴实行台湾地区农业产销班模式创办的农民产销合作组织,是破解福建农民合作组织制度缺陷的重要途径,应成为福建农民合作组织的重要创新模式。     

对新时期农民合作组织的现状分析

针对现阶段农村地区发展缓慢成为社会整体发展的瓶颈、农民生产的独立性与分散性造成了集体行动意愿和能力的减低等问题,探讨了农民合作组织逐渐兴起,其独特的组织形式、灵活的机制、广泛的适应性,在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及提高农民收入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以河南省焦作市的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现状为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建设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在组建、运营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问题;农民合作组织若要得到良好的发展,首先要有政府的支持,其次应进一步完善农民合作组织的管理体制,再次要加强宣传培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关于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思考

由农民自愿组建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我国迅速兴起。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形式,是农村改革发展中的一项组织制度创新,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结果。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必将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知识合作在国际发展援助中的作用

近年来,援助双方的合作方式开始从资金合作为主逐步转向资金合作与知识合作并重。目前,知识合作主要以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为主导,但南南知识合作作为一个重要补充,其重要性在不断显现。本文首先给出了知识合作的定义、内容和方式;接着,选取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要发达国家,以及南南知识合作三种形式分析了国际社会的知识合作实践;最后,结合中国的知识合作实践,针对中国如何在对外发展援助中开展知识合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新农村视野下的文化建设与农民合作

农村文化是影响农民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传统时期,村落家族文化熏染下的农民通过家族集体行动和邻里互助来实现合作;在再分配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势灌输下的农民主要在生产领域开展国家主导的集体合作;进入转型时期,在以理性化为特征的经济话语渗透下的农民却陷入了合作难的困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必须重塑农民的共同体意识、重建农村公共文化,促进农民合作。     

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条件分析——基于江西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调查

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证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与增加农民收益的有效组织形式.但在农业大省的江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一项来自江西省9个地级市40多个自然村189个农户的入户调查表明,农民对于合作经济组织具有较强烈的需求,而合作思想及知识的普及、具备领导能力的带头人、成员间的信任关系、公平的利益分配制度、组织内部的民主管理、政府和社区力量的支持和合作组织的持续稳定发展,则是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必要条件.     

列宁《论合作社》对我国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启示

列宁在《论合作社》中提出了通过合作社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合作社计划,提出了合作化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原则。这些思想和原则对于目前我国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有重大的启示作用。深刻领会列宁《论合作社》一文的重要思想,从实际出发,努力探索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积极扶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合作生产”与廉政建设:合作治理逻辑的延伸

20世纪90年代,合作治理已经成为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手段。合作治理的局限性在于其可能导致腐败新形式的产生以及旧形式的扩大。合作生产则可以通过激励个人反腐来促进廉洁合作治理的公共价值。美国的Qui tam诉讼是以合作治理的逻辑来激励全民参与反腐的一种尝试。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绩效与运作模式——基于安徽省茧丝绸产业的调查研究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降低交易成本、推动农业产业化和专业化分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和福利水平的有效组织形式。文章基于对安徽茧丝绸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实地调查,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绩效和运作模式进行分析,并提出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相应制度安排。     

论云南县域经济中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及对策

鼓励和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作为全面繁荣农村县域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市场竞争力的基本手段,也是建设现代农业、提升农业整体素质和综合效益的有效途径。文章通过全面分析云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现状以及在县域经济中的作用、主要特点和存在问题,研究提出了做大做强我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促进云南县域经济健康发展的五项对策建议。     

杨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践和思考

杨凌农民专业合作协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组织起来的一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其产生和发展已在农业生产中延长和加粗了产业化链条,加快了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增加了农民收入,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     

华洋义赈会与民国合作事业略论

华洋义赈会是民国时期由中外人士联合组成的以从事经济活动和社会公共事务为主要工作的社会团体。从 2 0世纪 2 0年代开始 ,该会比较成功地将西方合作制度引入中国农村 ,通过开展信用合作和金融合作 ,为把农民组织起来 ,吸引城市资金流向农村 ,促进一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该会在中国广大农村倡导并推动成立了成千上万的农村合作社 ,成为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组织转型与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薛仙舟与《中国合作化方案》

薛仙舟起草的《中国合作化方案》是中国近代合作运动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他企图借助合作,在中国建立一个“合作共和国”,以实现三民主义。虽然南京国民政府没有按照该方案开展合作运动,但它对20世纪中国合作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它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是近代中国乌托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蒋介石开展“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     

农民专业合作行为的广义经济学分析

一定时期内,任何经济人的所有经济行为的最终结果,都会形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以有效经济利益为半径的经济利益圆周;经济人的经济利益圆周范围不断扩大以至相互重叠,是合作行为产生的客观经济基础。农民专业合作行为产生的重要前提是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充分发展,并始终以此为基础;农民专业合作的经济效率来源于参与者的合作收益,但必须保证合作收益大于合作成本;农民的合作净收益必须留存于合作组织内部,合理、均衡的利益反馈机制是保证其可持续运行的关键。     

培育农民合作能力的路径选择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要培育新型的农民,良好的合作能力是新型农民的必备素质。在社会转型时期,基于传统社会基础的农民合作能力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必须选择正确的培育农民合作能力方式,推动从基于血缘关系的农民合作模式转向基于契约的合作模式转向。     

大力提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扎实推进牡丹江新农村建设

农业做为基础产业,必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建立起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它是农民进行规模化、组织化、合作化经济活动的有效方式,对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作用十分突出。     

信息化时代校企科技合作助力技术创新的策略

当今,人们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化对校企科技合作技术创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信息化使校企科技合作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校企科技合作技术创新带来了新的发展趋势;使校企科技合作技术创新成为推动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战略。为此,信息化时代促进校企科技合作技术创新可采取以下策略:充分认识校企合作技术创新的信息化背景,构建网络组织框架,创新校企科技合作技术创新的模式,改革校企科技合作运行机制,加强信息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中国对外合作机制的身份认同功能:以澜湄合作机制为例的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谋求与世界各国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关系,在积极参与已有国际机制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以中国作为主导国的对外合作机制。中国对外合作机制实践着在增信释疑中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的身份认同功能,这主要通过三个层面展现出来:搭建对话沟通的平台,推动中国理念转变为机制的共识性原则;设置议程,推动机制的共识性原则转变为合作规范;签订合作协议,在积极履行责任中确立中国的国际合作者身份。     

改革30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回顾与展望

通过采用文献分析和历史分析等方法对中国改革30年来区域经济合作进行回顾与展望,认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区域经济合作历程中各个阶段的合作背景、期望目标、推动力量、合作形式、合作内容、合作广度和深度以及合作格局等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主导型合作到自下而上的地方、企业主导型合作;从一厢情愿的被动合作到主动出击的多足鼎立;从各自为政的行政区合作到国家战略的主体功能区分工;从有名无实的单一物质合作到全方位、多层次的全面合作;从弥补制度缺陷、打破市场分割的应急之举到放眼全球、融入世界的大国战略,风雨兼程的中国区域经济合作走过的其实是一条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传统与创新的长期博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