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的崛起与用人

春秋初期,秦还是一个落后弱小的诸候国,当时各诸候国相互吞并,争夺天下,迫使落后弱小的秦国,不得不考虑自已的生死存亡。就在齐桓公、晋文公相继称霸中原的时候,秦国也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国君——秦穆公(公元前659年—621年),他也雄心勃勃地想从狭窄的关中地区走出来,称霸中原。 在秦穆公创立霸业的活动中,他的招纳人才是很有名的。百里奚,原是虞国人,家境很贫苦,中年外出谋事。到齐国常常困苦到靠讨饭为生,到东周京城也只是帮王子颓养牛。后来又回到虞国当了大夫,结果晋灭虞又当了俘虏,沦为家奴,晋献公的大女儿嫁给秦国时,把他作为陪嫁的奴隶,途中逃到楚国的宛地,被抓给楚国人养牛马。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地位     

晋文公登位年岁考

晋文公是一位经验丰富、奋发有为、称霸一时的国君,他登位是何年岁呢?这个问题前人著作中有所涉及,但未专题考证。争议的观点大体有两种:一种认为重耳出奔时四十三岁,登位时六十二岁,即垂暮之年,一种认为重耳出奔时十七岁,登位时三十六岁,即年富力强之时。     

同为周后：吴、晋国家关系的源头爬梳——春秋时期吴、晋国家关系论述之一

晋文公称霸中原之时,周天子周襄王称他为“叔父”。这一称谓是依据周襄王的先祖周成王与晋文公的先祖叔虞为兄弟关系所致。周襄王自降一辈而称晋文公为叔父。而黄池盟会后,周天子周敬王称呼吴王夫差为“伯父”,这一文化渊源也当追溯到商末周王朝立国之前在周族部落时泰伯、仲雍长于季历的兄长名份。按辈份序列,周敬王的直系先祖周文王（姬昌）当称泰伯、仲雍为伯父。因此,周敬王省略了辈份排算的种种程序,也自降一辈地称呼泰伯王位的后世继承人吴王夫差为“伯父”。这与昔日周襄王称呼晋文公为“叔父”,适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在政族合一、家国同构的周代宗法制社会中,这种差别的形成,完全是基于两国先祖在宗法关系上的不同地位。     

晋国与陆浑戎

晋国与陆浑戎没有姻戚关系,两者的联盟另有原因。陆浑戎之东迁,是秦国驱逐的结果,而晋惠公接纳此戎,应是其被俘求释时答允的条件。晋国安置陆浑戎,是两家联盟的前提。晋文公行贿于戎,则是联盟的必要条件。文公南下东出,无侧背之忧,与陆浑戎所处位置与态度关系甚大。可知文公称霸,即有联戎的因素在内,崤之战只是联盟协同作战的一例。     

足下 阁下 陛下

“足下”是古代表示尊称的词语。相传春秋时期,晋文公封贯有功之人,其中有个叫介子推的却不肯接受他的赏赐,带着老母躲进了深山老林。晋文公为找到介子推,就用放火烧山的办法逼迫他出来,谁知介子推宁死也不露面,竟抱着一棵大树活活葬身火     

范蠡与计然

范蠡与计然高敏范蠡其人，当政则助越国致富强，雪国耻，进而称霸中原；为商则“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从而获得“陶朱公”之美称。正当他官运亨通之时，却不贪恋官位，急流勇退，转而埋名隐姓从事商业活动；当他在商场上大显身手，家累千金的时候，他不仅没有挥霍浪费...     

居功贪赏者鉴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公子重耳),在其作国君之前,曾因晋国騼姬之难而出亡他国,过了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活。由于随从人员的辅佐,并得秦穆之援,终于归国为君。出亡期间,虽也有暂享安逸之时,但却也“险阻难艰,备尝之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深知自己的国君之位来之不易,故卽位不久,卽重赏那些跟随自己过流亡生活并为自己的事业出谋尽力之人。介之推是晋文公的一位从亡者,当年在困乏冻馁之时,曾“自割其股以食文公”。(《庄子·盗跖》)对文公可谓忠矣,功劳可谓大矣。可是,当晋文公赏从亡者的时候,赏不及介之推,而介之推本人也不居功索求。介之推认为,晋文公所以能够归国为君,并不只是几个从亡者之功。有些人因从亡并为晋文公取得国君地位出过力,就自居功臣,贪求高官厚禄的封赏,那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的罪人,耻于与之共事。于是,退隐绵上,不仕而死。(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历史学·文艺学〕

历史学先秦史卫国未能称霸中原的原因一种意见认为,卫国地位在西周初封时较齐、鲁、宋、晋等国远为重要,至春秋初期乃为诸侯大国,按理完全可以称霸中原,但由于周室衰微,戎狄乘机而起,而卫国处在狄族的包围之中,受难最重,故不仅无法称霸,并且几乎被狄灭国。公元前660年,卫被狄击败后,靠齐国帮助,迁至楚丘(今河南滑县),从此便成为小国。另一种意见认为,春秋时期,卫国之所以不能称霸中原,首先是卫国统治者生活奢侈腐化、暴虐无道,争权夺利,因而导致内乱频繁,大大削弱了国家的实力。其次,在政治上,卫国统治者因循守旧,不能改革发展生产,不能利用贤能治理国家奋发图强。再次,从列国形势看,在春秋诸侯妄图称霸、剑拔弩     

三晋文化中的“忠”“义”思想

忠义思想在晋国文化中已有体现，在三晋时发展到鼎盛，晋文公、介子推、赵氏孤儿事件，魏文侯等历史人事中都有典型体现。忠义思想必将在后世影响中国人     

晋文公“请隧”辨正

春秋中期,晋文公趁周室内乱,定襄王于郏,于是“请隧”,楚庄王借征伐浑戎,过周都之洛,从而“问鼎”,同被视为王权衰落的标志,向为史家所重视。但是,晋文公“请隧”一事,史书记载语焉不详,诸家作注所据各异。贾谊认为是请葬礼之隧道,韦昭认为是请乡遂之六遂。汉魏至今,尚无定论。因此,深入探求,寻其真象,对古史、特别是晋国史的研究,应有一定的意义。     

管仲的管理智慧及其现代启示

管仲是春秋初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他在助齐国称霸诸侯的过程中,留下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从现代管理视角来看,其管理智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为愿景、利益、制度与治道目标管理；二为人本、人心、人亲与人性战略管理;三为选人、用人、识人与人才策略管理.此三个方面对我们当下的管理活动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春秋“五霸”辨

春秋“五霸”到底是哪五位?说者不一。《白虎通·号篇》云:“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也。’……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也’。”这两个说法,自东汉起,为后人所沿袭(直至今天,还有不少人采此两说)。但究其实,两说都是不准确的。     

读《鲁共公择言》有感

《鲁共公择言》一文记载战国时期,梁王魏婴沉湎于酒、味、色、乐。有一次,梁王在范台请诸侯喝酒,梁王请鲁共公举杯。鲁共公起立,避席言道,昔者夏禹、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分别戒除迷恋旨酒、美味、好色、玩乐,认为“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梁王听后,连声称赞道:“好极!好极!” 鲁共公的进谏,虽然出自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但他敢于面对梁王批评其纸醉金迷的     

吴、越霸业考实

吴、越霸业考实董楚平关于“春秋五霸”，现在都指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这似乎已成常识。但是，这个常识是有问题的。“五霸”这个概念，始于东周。当时，“五霸”或称“五伯”。“伯”是本字，“霸”是借字。《左传》成公二年《疏》云：“伯者，长也...     

晋楚争霸与晋“联吴制楚”

春秋时期晋、楚争霸处于对峙的均衡状态时,一个打破当时战略均势、改变列国间力量对比及对后来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是晋国成功推行了"联吴制楚"的战略方针.其后,吴、楚反目并争夺于江淮,吴国崛起并与仍为楚之属国的越国相争于东南以及继齐、晋、楚称霸后,吴、越相继称霸等,都与这一战略方针在当时的成功推行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对春秋时期地域文化的互动研究中,这也是一个有着典型意义的实例.     

“鹑火中”注、译订误

“鹑火中”注、译订误吴宗海《左传·宫之奇谏假道》中卜偃对晋献公说的关于天象的一段话：“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释道：“丙子旦四句：谓丙子日的清晨，日在尾星的地位。月在天策星的地位，鹑火星在当中。...     

管仲与韩非法治思想比较研究

管仲在齐国任相期间,最先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他将法治、礼治及其发展经济与富民的思想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辅佐桓公称霸诸侯。韩非则完全摈弃先秦儒家的礼治思想,强调严苛重法,把法家的法治理论推向极端。本文对管仲、韩非二人的法治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期对现代法治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通古今之变”与科学的社会历史观

一食足知礼,先富后教：经济基础决定礼乐政教《管子》一书的第一句话是：“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①管子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视,他认为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增加粮食,就可以留住人民,吸引远方的人民,并且能够在社会上造成注重礼节的文明风气。管子是春秋时代的政治思想家,辅助齐桓公首先称霸诸侯。他所说的以上这段话,说明他是重视经济基础的,在历史观上有唯物论成分。孔子到卫国去,冉有给他驾车。孔子说：“人真多呀！”冉有问：“人已经很多了,又…     

试论重耳流亡不到鲁国的原因

春秋初期,晋献公之子重耳为躲避国内的动乱被迫在诸侯国进行了长达19年的政治流亡。其不到鲁国是因为鲁国在地理位置上不具有流亡的政治优势;鲁国之国力不足以作为重耳复国的有力外援;鲁国“以文立国”与其“以武强国”的政治理想相违背。     

徽文化研究中的重大缺失

一、处处不见朱升 早在一九七二年,于中国国际战略关系的大调整中。随着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决策的广泛传播,“休宁儒师朱升”的名字便也变得家喻户晓。时至今目,“不称霸”仍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国策,是毛泽东十分重要的政治遗产。如今曾遭冷落甚至遭到敌视的“徽文化”也已重新为世人所珍视,已“蔚然成大国,耸立于学术界之林”．“徽文化”研究也汇成了一个个高潮。但环顾其各个窗口园地,却处处不见朱升。